新展小剧透 | 最长展览名的来源是？

“何其芳的《快乐的人们》写于1940年11月20日，收入诗集《夜歌》。1945年结集的《夜歌》是何其芳的第二部诗集，较之诗集《预言》，思想和技巧更加成熟，优美的意境中揉合着诗人对新生活的感受，标志了诗人创作进入一个新时期。这是诗人1938年8月到达延安后，在延安‘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里所唱出的自由之歌。”

——陈文兵，《试论何其芳<快乐的人们>》，2004年

“在那篇诗里面，我说我曾经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那个说着‘我爱云，我爱那飘忽的云’的远方人，但后来由于看见了农村和都市的不平，看见了农民的没有土地，我却下了这样的决心：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

情缘有一个茅草的屋顶，

不爱云，不爱月亮，

也不爱星星。”

——何其芳，《夜歌·后记一》，1944年

“《我歌唱延安》是何其芳散文创作跨入第二个时期的新起点和代表作。……这个时期，作者以欢快、轻松的笔调，尽情地赞美、歌唱延安和新世界。尽管认识尚欠深刻，……作者始终保持一种乐观的、向上的情绪，支配着他去战胜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正确地对待延安的一切，正确地对待整风运动。”

——林志浩，《何其芳散文选集·序言》，1984年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对抒情的理解深受西方浪漫、现代主义的影响。拜伦和雪莱，或波特莱尔和艾略特成为新的灵感对象。然而传统资源的传承不绝如缕。鲁迅、王国维等人不论，鲁迅眼中‘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同时接受杜甫和理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影响；何其芳的抒情追求从唯美的瓦雷里（Paul Valéry）转到唯物的马雅克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却总不能或忘晚唐的温李；瞿秋白就义前想到的不是马克思，而是《诗经》名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撇开人云亦云的偏见，我们乃知现代文人学者——甚至革命者——折冲在不同的抒情渊源、条件和效果之间，早已为这一文学观念开发出更多对话空间。” 

——王德威，《抒情之现代性·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尽管在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的‘左转’已成为一种时代风尚，但何其芳由一个主张‘文艺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抒写自己，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和情感’的‘纯文学’作家变身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人物，甚至成为《讲话》的宣传员，仍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何其芳现象’由此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研究中挥之不去的话题。什么是‘文学何其芳’向‘政治何其芳’转换的真正原因？周扬在为《何其芳文集》所作的序言中给出的答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激起了其芳同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承担起一个爱国公民应负的责任，投身于神圣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开始从艺术的‘象牙之塔’中走了出来。……’但何其芳自己并不认可这一解释。在何其芳一生中，‘解释自己’一直是他无法回避的问题。……概而言之，在何其芳看来，‘早期何其芳’与‘延安何其芳’之间——其实也是‘文学何其芳’与‘政治何其芳’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他面向延安的启程，其实早在‘预言’时期就已经开始。也就是说，何其芳只有一个，根本不存在‘两个何其芳’！……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何其芳持续‘左转’的动力，其实来自吉登斯所谓的‘自我认同’这一现代性 ‘新机制’，因此，与其说来自‘延安’，不如说来自‘五四’。

——李杨，《“只有一个何其芳” ——“何其芳现象”的一种解读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