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德雅新书 | 《非人》：历史是“非人的”

自《后现代状况》（La Condition postmoderne）发表以来，让 - 弗朗索瓦·利奥塔一直不无伤感地确认和解释：我们再也不能把历史诠释为人类（humanité）实现自身的地方。现代的人类解放计划已付诸东流，“奥斯维辛”（Auschwitz）这个名字最能说明这一点。另外，我们不能把历史说成是“人的” 历史，因为人类不是一个集合名词，只有专名，首先是特定的国名才有历史。眼前这本文集对这个观点进行了丰富的补充，认为“历史”——如果我们还能这么称呼的话——是非人的，因为人既不是历史的根本也不是历史的目的。历史所追求的“进步” 只是一个缺乏竞争对手的系统（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这个系统，我们可以认为，它远未解放人类，而是摆脱了人类（如果说它曾关注过人类），逼迫人类精进自己或者超越自己，逼迫人类调整他的需求以适应发展，而人类只是这种发展的过渡性承载工具。由此，今天搞政治，只是让这种发展可以接受人类（因而也就是“可持续”）；而搞科学研究，就是确保在身体和地球的限度之外找到人类幸存（或者人类超 - 生命 [survie]）的办法。在这一对逃离身体和地球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利奥塔后来提出的“后现代寓言”（fable postmoderne）[1]的最初想法。后现代寓言是指有意识的虚构，在这虚构里利奥塔讲述了——某些人会梦到的——后现代性的噩梦，或者这是“后” 字最终会找到其字面意义的地方：后人类（post-humain）。这个寓言如此频繁地被提起，以至于我们对利奥塔赋予这种仿造的历史哲学的地位有所疑虑。利奥塔在这里给“非人”提出的第一层意思是，它不是关于人的事情，它并不指向一种源自残酷或者坏意志的恶。按照这则寓言来说，“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负熵偶然性的特征，而人类的大脑和智力不过是这种负熵偶然性最为公认的效应，文化是一个意外的结果，它是从与人的存在维度相异的宇宙运动过程中偶然涌现出来的。

这个视野给人类的自恋带来了新的打击，事实上它加深了利奥塔的伤感。自《力比多经济》（économie libidinale）以降，利奥塔不断强调资本的非人性，资本让一切活动服从交易，让一切交易服从等价规律。《异识》（Le Di?érend）为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关系里觉察到的“绝对错误” 提供了形式，为的是更好地揭发它。由此，利奥塔开启了对时间的反思，这个反思在眼前这本《漫谈时间》（本书的副标题）里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资本，这种让经济支配一切的政治的外观，是一种时间的技术，这项技术的独特之处在于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及阻止真正可以“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什么事情。交易的条件是，财产的转让必须事先从同等的反转让那里得到保障，第二个阶段先于在它之前的操作。这样，未来被编入当下，一切发生的事情都被预判和预见。资本预知事件，它在填满让意外事件之间的连接断开的空隙时，也消除了“发生了吗？”的焦虑。对于利奥塔来说，正是这种在公共空间里对时间的“使用”应该被界定为非人的，而今这种“使用”需要一种更加紧急的抵制，因为情况正在恶化。

想要赢得时间，就需要不断加强性能，这意味着信息的抓取和交流会变得更加容易。把所有的材料（la donnée）转化为“信息”，也就是说转化为可度量的或者可量化的意义统一体，这样，新兴技术就可以用精准的计算、认知和预测的规律来处理信息。由此，新兴技术就有可能创造一种储存、记忆的新颖形式：这是一种不可限量的综合能力，因为它跨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度。从此，在资本对对象的去物质化上又增加了远程 - 书写所进行的去物质化，于是一切现实都在可化约的符号中被消除了。变成信息后的材料不再被其收发的地点和时间所限定。通过消除感性材料而封闭根基的危机——不再有“物质”了：既没有感觉的物质，也没有各种质体（corps）天然的物质性——科技似乎确保了黑格尔主义的胜利。不仅仅感性之物自身没有真理，而且也不再有时间和地点。后现代性就是这样一种存在体制，在里面“甚至连时间和空间也没留给我们”，理解力把它的规则强加于所有对象上，技术理性把不顺从它的一切都排除在真实之外。对匿名星球记忆的构建，会毁灭对所有传统文化的记忆。传统文化指的是叙事、习俗和习惯，它们都被坚定地固定在它们运行的时间和地点上。由于否定个别的和局部的经验，共同体的认同迷失了，这使得社会体（corps social）或政治体（corps politique）概念陷入危机，也让对“我们”共同体的初始化（instancier）变得更加困难。

时间的失调，活动的去物质化，共同体的失稳：这看起来就是“非人”图景的全貌。不过，对于利奥塔来说，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取消给予（donation），就是犯了反感性材料（contre la donnéesensible）的罪——这是利奥塔后来以虚无主义之名处理的主题。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化的麻痹，在这种麻痹中精神只对可自由处置的信息的更新和数量有兴趣。什么都“触动”不了精神。（各种意义上的）美学因过时而退让，与美学一起退让的是利奥塔所说的感受性（passibilité）。聆听的形式，可接受不确定之物并受其影响的精神的自由形式，感受性将之称为人的审美条件。矛盾就在于这种人的条件本身是“非人的”——它的非人性不同于系统的非人性——因为它违背了人道主义对人类及其解放所期待的东西：自主、理解力和意志。利奥塔反驳说，人不能被归结为这种对自身的掌控，他也包括纯粹的可感性，以及无精神的身体存在。这种身体存在依靠的是童年（infantia），在言说“之前” 接受、感受和遭受事物之触动的童年。这并不是说，在这两个维度中，一个比另一个更加人性，或者人是这两个维度的综合，即一种在被掌控的依靠上找回的自主。这样的综合不过是一个幻象——我们从未摆脱童年——而且和解得太快：人应该更是这二者之间的否定辩证，是深藏在它们之间的冲突。而正是这种冲突让我们去言说和思考。如果利奥塔呼吁要解放人的依靠——注意，依靠不是服从——这不是为了用依靠反对自由，而是因为他的信念——也是他与他所思考的“犹太人” 教诲的交合之处——是：一种没有他律的自主、一种没有感受性的活动是不够的和虚幻的。确实，在利奥塔看来，如果没有从源头上接受某种还未被理解力规划的东西、某种通常以“事件”命名的东西，那么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思想、作品和行动。行动意味着关注当下，自由清扫现实而无需在事情发生以前预测事情的意义。思想，就在于迎接还没有准备被思考的东西，对发生的事情予以自由浮动的注意力（attention -ottante），因此要悬置精神的确定行动。行动和思想意味着一种去文化的尝试，一种自愿的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是为了让自身变得容易感受到还未被赋予意义的东西、事情（quid）之前的发生（quod）、在发生的“事情”被理解以前的发生“事实”。思想和行动需要时间，而且预设了一个不可消除的病态阶段：它们需要判断，不过是没有规则的判断，以便迎接将要来临的事物的不确定性。否则，行动就只是反 - 应，而思想不过是编排计划。在要求优化性能（“要实用！”）、可交流性即观念的可商业化（“要清楚！”）、创造速度（“要快！”）的同时，“系统” 完成了意志的形而上学，把整个静修的态度变成一种可耻的被动。严禁感受性和它的缓慢，让市场规则渗透直至庇护思想——艺术、哲学、文学——的规章制度的核心。这给思想本身带来了致命的危害。不过，仍有某种东西在抵制，而关于抵制的方式，在这里，艺术实践的抵制方式，特别是先锋派艺术实践的抵制方式，是典型。

艺术是这种普遍化的麻痹的优先见证，因为感性是它的第一条件。在本书中有关艺术的不同文本里，利奥塔描述了艺术深受资本和科技打击的历史。这种困境使得与艺术相关的“职业”和社会功能变得不可实践，它要求艺术家在其实践中进行转变，这样也就使得艺术从诗意过渡到（美的）美学，再过渡到（崇高的）非美学。于是，崇高就是抵制后现代麻痹的代名词，可这种后现代麻痹，正好也是先锋派艺术家所建立的。抵制看起来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似乎与其反抗的东西、与艺术的构建性运动是相契的。确实，艺术的怀疑回应科技的怀疑，可它也质疑感性的材料。艺术，至少自保罗·塞尚以来，只是把投向感性物的原初特征的怀疑实践进行极端化，总是把对材料所谓的自然地位的质疑推到尽可能远的地方。通过追问艺术实践所谓的界定性元素，先锋派艺术家对他们投向艺术实践本身的怀疑进行极端化和补充。艺术追问它如此存在所需的东西，并且驳斥所有我们想要为它提供的答案。这些怀疑的进步（即否定辩证法）总是促使艺术家进一步抛弃所有确定性：美学进行自我否定，直至达到崇高的问题。科技的理解力怀疑感性之物，只是为了用概念来替代感性之物，从而消灭感性之物。艺术家怀疑感性之物，只是为了在感性之物身上揭开某种还未被呈现的东西，一种可见物和理性眼光掩盖的视觉之物，一种可听之物里的不可听之物。如果艺术有助于资本广泛的去现实（déréalisation）运动，这还是为了见证不可感受的感性之物，为了让人感受到某种没有被呈现而且也不能被呈现的东西，从而建立绝对之物的缺席而不是遮蔽这种缺席。艺术的东西最终异于它诞生于其中的那种质疑，因为它一直关注感性之物，而且关注一种去现象化的感性之物，这种感性之物与我们的精神以及它的既定形式并不相契。它展现为纯粹的事件性，不可确定的发生（quod）。而这种不可确定的发生只能在中断各种精神力量的闪现里被感觉到。这就是崇高，意外发生的事件。这种意外事件击垮意识，消除意识，而意识却不能思考这种意外事件。有一种物质性能阻碍后现代的去物质化，而培养对这种物质性的灵敏感觉，则需要一种禁欲主义（即感受性和回溯［anamnèse］），在这种禁欲主义里我们可以达到虚空，以便自由接受某种触感的入侵，比如音色、色差或者香气。

如果艺术抵制后现代的非人性，这是因为它自身自始至终也是非人的：它见证了一种真实的非人，一种超越我们人类理解能力的真实，而且只能如此，因为艺术家让他作为人的自我屈服于他身上的非人性——物，童年。这种抵制将艺术家与观众隔离开来，而观众并不理解艺术家。先锋派艺术家所承受的危险是，屈服于系统让思想承受的要求，而在诸多方面人道主义的要求与系统让思想承受的要求是重叠的：做可理解的东西、现实主义的东西、美的东西，修复失去的象征和共通感（sensus communis）。关于抵制，除了拒绝有关这样一种修复的各种幻觉并继续追问经验的丧失（在经验的丧失里两种非人得以交汇）之外，还有利奥塔所称的“书写”。书写这份努力是为了记录一个影响我们并且超出我们的事物的痕迹。

盖尔·伯尔纳[2]

[1]《一则后现代的寓言》（Une fable postmoderne）是利奥塔 1993 年出版的《后现代道德》（Moralités postmodernes）里的一篇文章。——译者注

[2]盖尔·伯尔纳（Ga?lle Bernard），利奥塔思想的研究专家，她 2010 年答辩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利奥塔：政治，伦理——不大可能的正义》（Lyotard: politique, éthique：la justice improbable）。——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