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回顾】文明责任与文化选择——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的生态移民为例

位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至今仍生活着一个仅剩二百余人的游猎部落——鄂温克族使鹿部落，使鹿部落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鄂温克族原译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他们世代与驯鹿为生，住着用木杆搭成的尖顶小屋，被称为“撮罗子” 。鄂温克族自古以来打猎为生，善于以兽皮裁剪成衣，兽皮文化独树一帜。 

“生态移民”面临“失语”？ 

2003年8月10日，他们进行了一场生态移民的搬迁，从老敖鲁古雅搬到了现在的敖鲁古雅。8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敖鲁古雅少数民族——鄂温克人，以生态移民的方式进入根河市郊的新定居点，从原始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不久，报道发生了变化，《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们又发表了不同的声音：搬迁后，猎民无法适应山下生活，驯鹿无法在山下被圈养，所以族人又返回山林中生活。同年10月，谢元媛博士来到敖鲁古雅乡进行了一年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并在她之后的博士后论文《生态移民政策与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的生态移民为例》中提到，“生态移民事件的策划与发动者都是地方政府，对于当地的鄂温克猎民来说，‘生态移民’是个‘被提出’的概念，搬迁与否对于政府提出动议之后在使鹿鄂温克族群内部依然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谢元媛博士根据猎民们对生态移民搬迁的态度，把猎民们分成“现代猎民”和“传统猎民”，他们之间根本的差异在于对“理想”与“信仰”的差异。“现代猎民”对搬迁之后状况的不满主要表现为对经济方面的意见，驯鹿作为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却在山下无法适应圈养的条件，所以他们不得不为了谋求微薄的驯鹿茸收入而重返山林。而对于自始至终固守森林营地、坚决拒斥生态移民的“传统猎民”来说，生态移民的实际意义为没收了猎民的猎枪。而把原来的居住地从山林搬到城市附近，这一方面斩断了传统维持生计的狩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定居地往森林营地输送给养与运输的成本增大，致使在森林中的生活日益艰难，也徒增孤苦无依之感。传统生活方式的濒临灭绝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由此，使鹿鄂温克猎民的发展和猎民传统文化保护问题“保人还是保文化”一时成为关注此事的学者之间颇具争议的话题。

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就是语言问题，鄂温克族人认为他们民族的话语正在逐渐消失，传统生活也相继消失，那么如何记录与追溯历史成为了他们话题的结症。从历史而言，关于这个部落文字记载的有300年的历史，相传于游走中俄边境贝加尔湖一带，直到建国，建立中央政权之后，才逐步开始将他们引向地区生活。建国以后有两次国家主导的定居计划：一个是1957年到1959年先建立了政权，之后建设房屋；1959年则是定而不居，事实是名义上给予他们定居，但是房子却是空置的；直至1965年，因中苏关系破裂，政府决定将他们往内陆迁移，从而远离中苏边境，但当迁到敖鲁古雅时，他们还是居而不定，只有部分官员和一些国家指派工作人员在房内定居，而猎民始终还是保持着游猎的生活。

谢元媛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反思危机：建设才是贡献 

于此看来，当地少数民族的声音并没有被大众所知，经常有人形容他们是一个失语的群体，而谢博士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她认为自己应该帮助这些不能自我发声的群体。为他们争取一个说话的机会，这是一个了解的开端，所以其实对话体现的是一种尊重，沟通促进了解，了解才能达成谅解，从而促进和谐。在沟通与达成谅解之外，谢博士还阐述了反思属于人类学必修，建设才是贡献，经常性反思，以自己为立足点去看别人，再反观自己，这是人生中尤为重要的过程。对此我们应当提出建设性的而不是批评性的看法，这才是一种贡献。演说是行动科学携手艺术，能进行演说，其实已经是一种行动。现在艺术家们的行为艺术，包括今天弗朗西斯·埃利斯的展览，它也是用一种行动来表达艺术家的艺术见解与艺术观念。科学与艺术之间虽不同分工，但却是相互作用的。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人类学是非常有野心的学科。它从诞生到现在只有15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它是一个现代学科；诞生之初它的野心是用人类发明出的所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从整体上认识和理解人类，而艺术家通常是社会当中触觉最敏锐的群体，并且能最先感受到社会出现变动或潜在的影响的契机。科学是通过理解的角度进行表达，而艺术是通过创造性的、唯我的、审美的角度进行表达，当下所有人都应该具备科学素养和艺术素养。

徐天天

上海外滩美术馆策展主管

正如谢博士所理解的那样，本馆策展主管徐天天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她在内蒙古考察中俄边境情况期间，非常巧合地入住山下猎民家中，并发现除了她与艺术家以外，几乎当时山下没有固定家庭，甚至有些房屋无人居住。据房东解释，猎民均居住山上，这种形式反映出猎民之间的抱怨；这种抱怨的形成非常复杂，因为牵涉不同年龄世代的居民，他们由于各种不同需求而被当时统一规划所限制。政府虽曾采取引导的姿态并给予了更大选择的权利，使猎民自由选择居住地，但是这一次却是是比较彻底的。通过少数民族遇到的危机，她希望大家思考当下所有人正在面临的危机；这个危机我们可以解读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本次展览中的创作，发现其都与危机有所关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虽然我们存在于网络世界高速发展的世代，但也加速了具有独特性质文化的消失，全球化其实是一种加速的文化同化，这个同化速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形态。当下所有人都在被同化的趋势中接受一种慢性地转变。这些变化的发酵所产生的效应非常强烈，引发矛盾；在同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个人选择的问题，就像敖鲁古雅面对的第三次迁移那样，我们需要反思文明责任与文化的选择。

文明责任的体现与自主性的文化选择

研究期间，谢博士还提出了一个反思问题，二战之后社会该如何发展？同样对于现代化的反思，从一味的强调GDP的现代化再到提出综合性发展，其中观念性的转变，与其背后的一些具体实践，虽说观念和实践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她认为这个案例就是反映了观念转变时期的实践案例。文明需要进程，时代需要不断发展变化，科技创新亦是如此。文明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她认为尽可能地远离丛林法则，国家在引导少数民族群体走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文明的责任应得以体现。在全国资源一盘棋的情况下，我们具有制度上的优越性能调动资源为我国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发掘文化中的资源，文化选择将自我作为有主体性的群体或者个人，我们需要做出自主性的选择，现代性则给予当下人们提供多种的可能性。

*本回顾由实习生王珞骞整理，感谢谢元媛博士勘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