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水墨作品展1978-2018“
展览时间
2018年12月18日-2019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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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水墨作品展1978-2018”学术研讨会
学术主持
张晓凌、鲁虹
出席嘉宾
新中国画部分
王镛、尚辉、高天民、孙津、钱晓鸣
新水墨画部分
贾方舟、孙振华、赵力、阿克曼、冀少峰、吴洪亮、柳淳风
2018年12月18日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公共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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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术理论家
贾方舟:
我曾以“里应外合”来概括中国当代水墨艺术中的两股“合力”:在传统文化与水墨精神这个节点上,他们来路不同,却向度一致。一路从‘水墨之门’内向外突围,一路从水墨之外向内聚拢,从而形成‘里应外合’之势。正是这向外突围与向内聚拢的两股“合力”,将中国的传统水墨转化并呈现为一种当代方式。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和象征,水墨的当代呈现已经远远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由笔和墨的种种规范和技巧完成的传统样式。在我看来,这场变革,可以视为水墨走向当代的一个标志,因为它是在一个敞开的空间里,以一种充满自信的姿态将中国传统水墨以解体的方式获得重生。
我今天想谈的是新水墨40年的理论铺垫和学术推进,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和理论家、批评家是如何思考、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归纳艺术家们在他们的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新的走向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批评家、理论家等一直是和艺术家是一起参与到40年改革开放中艺术的发展探索进程中来的,他们不是旁观者,他们也是参与者,他们是和艺术家共同思考艺术发展问题。就水墨这个领域来看,我觉得应该承认的是:
首先,艺术家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所以80年代初,我们看到的不是批评家提出问题,而是艺术家或理论家提出问题,比如说以周思聪为代表的这批艺术家,他们在教学中提出来构成问题,他们自己的创作也在探索这个问题;又比如说吴冠中提出的形式美,用西方的现代主义形式理论来改变中国画,还有像周韶华提出来大格局中横向移植和隔代遗传这样的理论;以及比较早的从台湾来到中国大陆的刘勃舒等一批具有实践精神的艺术家,他们首先提出了他们的理论依据,在这种理论依据下,来做中国画革新的实践。
同时理论家也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在80年代出现了李小山的那篇文章,使整个中国画界炸开了锅,这个文章让甚至包括李可染在内的这样的老先生都坐不住了。它具有非常深远的一种刺激,像原子弹一样爆破,是一种警醒、提示,将问题指出来。所以在85年李小山的理论提出来以后,8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就策划了一个中国画传统问题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于同时还举办了两个展览,一个是黄秋园的展览,另一个是谷文达的展览,这两个个案就使这个讨论会限定了一个边界,关于水墨画的讨论,可以上到非常传统的黄秋园,下到突破原来边界的谷文达,这个是80年代最为重要的水墨问题的讨论。
接着出现的就是对新文式画的讨论,新文式画的出现有两方面的针对性:一方面是针对新潮美术全盘西化的趋向;另一方面针对的是现实主义新国画,就是多年来延续的学院性水墨。所以新文式画事实上就是回到传统,回到传统的笔墨中去,把遗失的笔墨趣味重新拣回新文人画。1993年做了一个批评家年度提名展,郎绍君先生有一个主题发言,这个主题发言被彭德归纳为“笔墨中心主义”,我觉得基本上恰当,当然朗绍君不是那么的狭隘,他对新潮美术追求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可的。但是他强调,中国画的发展必须坚守笔墨,这样的一个精神。90年代出现的第二个理论,就是新写意主义,之后提出中国水墨一个命名——新水墨主义。在90年代,皮道坚和张羽一起连续做的几个实验水墨展,聚集了一批抽象艺术家,这批抽象艺术家都是做水墨的,在纯粹水墨语言方面做探索,比较多的放弃了形象和表达的内容,这是一个倾向。这种倾向到了90年代末出现面对的新问题出现了,一个是市场问题、一个是国际化问题。
国际化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出现的,面对这个问题,中国画家到底应该怎么走、走什么样的路,要不要听西方人谈我们、我们到底在他们的心中一个什么位置?当时,中国现代艺术学会在纽约组织的一场讨论,讨论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发展和未来的前景。这个讨论在曼哈顿举行,这就说明了这不仅是水墨自身的问题,水墨它面对的环境改变了,不得不面对国际及全球化的语境。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不仅有中国的批评家,也有台湾和世界各地来的,但是主要的都是华语圈里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韩国的美术馆馆长,她说:“我们从来不关注水墨,在我们的眼里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从当代意义上讲,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事情说明什么?为什么进不了他们的眼?
跟这个相随的,关于水墨问题的思考还有一些,比如说陈孝信先生,连续做了几届展览,提出了超写意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试图用这样的概念概括中国水墨艺术的发展和突破;还有高名潞做了一个展览叫“意派的展览”,他也是试图归纳中国的本土艺术发展到今天,会不会形成一个我们自己的流派,我觉得“意派”这个概念很好。可惜他的展览邀请的艺术家全部是当代艺术家,这样的话就把他的概念就消解掉了,这和当代艺术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区分。
像我刚才谈到陈孝信回顾40年的过程,提出的几个理论,重拾笔墨、笔墨分制、泛化笔墨还有中国水墨。笔墨分制就是分别去研究,只用笔或者是只用墨,把笔墨不仅仅从传统意义上来解读。在这里涉及到刚才有的理论家提到的水墨中国画和水墨画两个概念的问题,其实在80年代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也是属于理论思考比较早的问题,为什么用水墨画取代中国画,就是因为水墨画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画种概念,它仅仅是用从材料的意义上界定的中国画,中国画它不是一个完全的画种概念,它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界定中国画。所以,当我们谈中国画的时候,我们会涉及到中国整个的传统哲学背景,整个的传统精神等,你不能分离出来,可是水墨画这个概念,它只是用材料界定,你用宣纸、毛笔作画,都可以成为水墨画,这样的边界就完全不一样,实上水墨画是一个拓宽边境的概念。90年代出现的几个新概念:新水墨、都市水墨、当代水墨、观念水墨等等,都是批评家在艺术实践过程中,总结艺术家们的探索,提出来的一些新概念,比如说观念水墨,这个是黄胄提出来的,他觉得像王天德的“水墨菜单”,他把水墨装置化,把筷子、碗、碟子、餐具,甚至桌子、椅子等,全部用宣纸包裹出来,题目叫水墨菜单,这就是个观念水墨。
还有新世纪有一个非常重要展览,孙振华策划的“重新洗牌”,副题是“以水墨的名义”。这个“重新洗牌”展里,真正的水墨画家很少,大部分都是界外的,但是他们的作品都和水墨有关,都和传统的水墨精神有关,这种精神也在我们今天展览里面看的出来,我们邀请尚扬、王怀庆、谷文达、徐冰、邱岸雄等,是在水墨世界之外的,但是这样一个大的概念,新水墨的概念就是一个扩大的概念,就是一个用陈孝信的话就是一个泛化的概念,用我的话说,我把它叫做大水墨,这个大水墨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拘泥于工具材料,你不用水墨的材料也可以囊括进来,因为你的作品有水墨精神。我觉得只有这样,中国水墨的发展才有可能走出新的路,才有可能有更有希望的明天,我一直认为像徐冰这样的艺术家,他的传统精神一点都不亚于任何水墨画家,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对传统的理解和应用,他用集合传统的概念,来阐释他的艺术。传统是需要集合的,传统不是回归就可以,你拿起毛笔画画就可以,把传统当做一种资源和元素,把传统集合以后,让它产生新的生命,这样才可以进入当代,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上来。
* 本文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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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40年”学术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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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40年”学术研讨会直播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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