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调？tiáo diào！——读王艺2018研究展 | 亚洲艺术·现场

调调？

Tiao/Diao？Diao/Diao? Tiao/Tia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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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伴着数千支小号的同时奏响，“调调Tiao/Diao——王艺2018研究展”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展览是继“王艺2016研究展”之后的主要研究、探索成果展示，也是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艺术家个案研究系列的最新成果，展出最新雕塑、版画及不锈钢作品共3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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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

“调调”是本次王艺个展的主题，也是理解王艺新作的关键词。“调调”具备汉语特有的“双关”含义，既是一种独特的“调调”（Diaodiao：独特的调性与语气），也是一种调调（Tiaodiao：调节走调的调性）。展览围绕存在的情调、艺术的调性、生存境况的调节，乃至于作品的语调，从广义的“雕塑性”即生命的“可塑性” （Plasticity）的哲学本体出发，围绕现代性社会关系中个体在群体中的迷失，以及面对一个不断走调的时代，向公众展示王艺近年来艺术创作的主旨：如何进行艰难“调调”（Tiaodiao）的工作，而形成了他自己作品异常独特的“调调”（Diaodiao）。

该展览由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主办，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协办，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担任学术主持、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周旭君担任总策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可君担任策展人。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理事长李文华在开幕式上致辞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理事长李文华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在当今专业分科越来越细分的背景下，王艺的经历丰富而且身份角色非常多元，是一个“集大成者”，通过艺术与各个专业领域的融合，很好地呈现了艺术家的创造力。作品不仅展示了当代艺术的先锋性特点，而且还令人解读到艺术家展现人生的艺术，王艺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现实版的艺术生活典范。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纪连彬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纪连彬认为王艺近年来的创作，是文化当代性的国际背景下，站在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度进行的理性思索，特别是他作品里面所采用的新型材料有一种超越时代的特质。纪连彬同时表示，王艺的作品突破了很多我们认识的禁区，把不可能变成现实，在不可能中发现了艺术的未来。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周旭君在开幕式上致辞

作为本次展览的总策划，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周旭君表示，王艺有过多重身份和多种职业经历，但艺术创作始终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特别是近年来对当代艺术语言的探索实践，作品以其深刻有趣的思想方法、独具魅力的视觉形象，让人深感触动。美术馆开展对其个案研究，希望从一个个体转型的轨迹中，去感知这个时代依然坚守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追求。作为艺术家的王艺有着自己的生命逻辑和美学追求，如何从生命哲学出发，通过艺术思想与实践，滋润、丰富个体生命，实现对人的自我塑造。如何突破艺术语言边界、创作方法，追求视觉表达上的独到而又充满张力——这是王艺的“调调diao diao”所在；作为社会公民的王艺，多重社会角色的转换，让他感受到了不同维度的社会现实，并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在王艺看来，当今世界似乎普遍处于“走调”的氛围，大到国家种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小到社会个体的自我迷失，“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烦恼并没有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而减少。从王艺的创作中我们感知到了他的敏感和焦虑，正是这种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冲突，激发了他超常的艺术灵感和创作冲动，用看似调侃实则深刻的手法，在喧嚣而嘈杂的现实面前，让充满视觉张力的王艺去“调调tiao diao”，去发声，去警醒深陷其中的人们！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夏可君在开幕式上致辞

此次展览策展人夏可君在开幕式现场介绍了此次展览的特点和独特性。夏可君表示，展览第一个系列接续之前顽童群雕的“新波普”系列，《玩偶》《合影》和《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等群雕作品，在生命政治上拓展了中国波普艺术。第二个系列是《小号研究》的“新雕塑”系列，几千支小号，被艺术家加以变形和重新拼接，形成金字塔与巴别塔的寓意形态。第三个系列是新的绘画系列，这一系列作品是以不锈钢做成的绘画，在材质与绘画的质感，以及平面形态的虚化的层面，让绘画重新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尊严与新的调性。在夏可君看来，此调性的微妙调节 （Modification）与转调（Modulation），让公众既看到了王艺作品中最为独特且迷人的个人调校，也倾听到艺术对时代转型需要正义来调节（adjust）的隐秘召唤，从而有助于反思当下生命政治的基本状况。此次展览选择了王艺三个系列的代表作品来展开上述调性，尽量保持调性尺度（measure）的对应与精准——在两种调性之间的微妙转换与谐调。夏可君同时认为，王艺把个人的经验、时代的挣扎、生命政治的批判放在了作品的形式语言里，可以让公众能够耐心去倾听时代的声音。

评论家鲁虹在开幕式上致辞

评论家鲁虹认为王艺的创作不仅体现了他对艺术形式和材料上的探索，而且体现了艺术家的社会介入，表达了对社会走调的现象需要重新调节的思考和愿望。鲁虹同时表示，德国艺术家博伊斯曾经提出，艺术应该成为一种具有教育、交流和传播的媒介，以塑造社会和人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艺的作品跟博伊斯的传统是相通的。

艺术家王艺在开幕式上致答谢辞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规则和秩序，规则和秩序下究竟应该怎么样生活，既不伤害规则的同时，又能够保留一些鲜活而有温度的个性，是王艺近年来艺术创作中思考的问题。在被问及如何解读“调调”时，他幽默地回应道，由于我老是“不着调”，请大家来给我调调（tiáo）调 (diào)。 

研讨会现场

展览开幕式前，展览研讨会“艺术的生命原则：王艺作品的可塑性与可调性”举办。研讨会由策展人夏可君主持，周旭君、隋建国、鲁虹、刘淳、冀少峰、杨卫、何桂彦、段君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并就王艺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展开探讨。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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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偶

木偶戏是一项广受群众欢迎的中国传统艺术，人以木偶为媒介，以歌舞演故事。2017年，王艺在筹备第三次个人展览期间，从孩童时期在农村生活时看过的木偶戏中获得灵感，创作了此件白铜作品。

《玩偶》由七层人物形象组成，最高达到七米，七层人物逐层向下分别控制着一个更小的人物，层层相连，连缀成一个整体。作品呈现的样貌，可能映射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紧张状态。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真正“活过”的人，都是由他自己选择如何经历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像个木偶一般被生活所经历。同时，作品中呈现的“七”也是一个重要的数字，比如一周有七天，世界上有七大奇迹，基督教中有七宗罪，中国古诗有七言七律等。

命名为《玩偶》的这件作品所蕴含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命题，玩弄与被玩弄的吊诡关系，既有艺术形象的强度，又有生命政治的讽喻，给观众营造出一种心理张力和一个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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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2017年，王艺收到首届凤凰艺术年展（湖南凤凰古镇）展览的邀请，准备了几件参展作品，其中体量最大的就是《合影》。艺术家从个人的摄影爱好，以及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的经历出发，对“照相”这一常见的社会情景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

这件长达10米的不锈钢作品采用了正反相背、一体两面的形式，颀长优美的形象和矮化的形象相背而立，两相对比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与张力。作品特意模糊了人物的面部表情，这些人物形象仿佛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却又像是时代造就的群像。公众群体和个体形象、观赏与被观赏者、仪式感与生活经历，都能从“照相”这一事件中找到多重的解读。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和社会的自我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和关系？这是艺术家对于自我存在的终极追问。

不同年代的摄影透露出不同时空下人们不同的生命状态，《合影》表达了王艺对于现代生活的一种隐喻和感悟，摆置的作态，集体表演的仪式性，正面与背面的对比，代表了他对于人的存在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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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1

王艺从童年时期的男孩子的手枪游戏，以及年轻时期的军旅生涯中得到灵感，创作了一组名为《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1》的玻璃钢烤漆雕塑作品。作品由多个以手为枪的男性形象形成一个圆形的循环状态。

孩童们的游戏已经显露了所有人性的征兆，游戏姿态及其存在的语气如此调皮（naughty）与俏皮（triky），呈现出中国人的生命原初与本来情态。玩耍是孩童的本能状态，而在成人社会中，玩耍或者游戏更具有社会学层面的意义和价值。艺术家以独特的命名语气，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也听到了造像作品所具有的生命情调，让我们进一步去反思一种软暴力与软规则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历史后果。

在看似顽皮与顽痞的姿态背后，隐含着生命存在本身的疲惫与坏脾气，在坏笑与坏世界的内在联想，在游戏与仪式之间，在孩童的生命与佛教的庄严之间，在调性上不断调节，让观众感受到二者张力上的微妙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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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2

《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2》和其他几件作品，共同形成了王艺的“玩耍”系列作品，其灵感则来源于2014年流行于网络上的一张被命名为“腿枪”的现代芭蕾舞剧照。在这张剧照中，扮演战士的芭蕾舞演员用小腿当做步枪进行瞄准，颇具戏剧性的张力。

《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2》制造了一种紧张对立又带有幽默诙谐状态的情境。在《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1》的作品基础之上加入了性别的意义。以腿为枪，没有纯粹自然和自我的身体，每一具身体都是社会的肉身。有一句话是战争让女人走开，但在社会政治和历史进程之中，没有什么绝对的性别之分。在特殊的条件下，这些身体可能会被异化，成为国家的身体、文艺表现或改造的对象而存在，成为社会和历史的一部分。

王艺以这种幽默又有规律性的方式，让人体的姿势，在玩笑与表演中，让我们反思中国人性格中的孩子气与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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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同

阅兵是一种传统的军事仪式，往往伴随着庄严、肃穆的情感。从艺术角度而言，阅兵具有极强的形式感和美感。如果英姿飒爽的阅兵战士的形象被呆萌的孩童替代将会呈现什么样的视觉观感？带着这样的创意，王艺创作了几组小型树脂雕塑作品，以一款流行于网络的小游戏“找不同”为名，以穿戴着海陆空三军颜色的头盔和军靴的孩童形象，组成肃穆的方阵。

这件作品以常见的当代生活事件“阅兵”为主题，表现出一种规范化的社会生活形式，并以童真和趣味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对成人生活世界的庄严隆重进行解构和再诠释，表现出一种艺术语境下的谐趣与创意。

作品本身极具形式感和规律性，在整齐划一的排列组合中中穿插着变化，在重复构图中凸显特别的要素，形成一种“自由”与“跳脱”的视觉体验，通过这件有趣的作品，王艺展现了更为纯粹、整体的规律性中蕴含着部分强烈的个性与随意性，让我们反思强制与个体之间不可调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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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惫不堪

关注人，关注人的普遍生存状态，是王艺长期以来艺术思考和创作的核心主题。而焦虑与疲惫，是一种当代人所普遍具有的被动情绪和生存状态。由此，王艺创作了这件名为《疲惫不堪》的玻璃钢烤漆雕塑作品。

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两个字。社会赋予了每个人需要扮演的角色和应尽的职责。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人们普遍的感觉是焦虑和疲惫，但还是要负重前行。在撑过了能支撑的界限之后，人总有一些时候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状态下无所依靠，疲惫至极。这件作品以极低的视觉重心，形象地表现出人在面对自我的时候的一种状态。

这件作品将放置在美术馆空旷的长阶梯上，无休无止的攀爬有如西西弗斯神话般的意味，引发观众对于个人生存状态的思考，揭示出人类在现代性最为基本的生存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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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研究1

军号，对于有从军经历的人而言，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声音记忆，起床号、集合号、出操号、冲锋号、开饭号、熄灯号等串联起了一个军人整个的从军生涯，“小号研究”系列作品，是王艺从军生涯的一个记忆符号，在再现这个特殊的乐器所带来的声音记忆的同时，也是借由这一具备历史性特征的乐器向当代社会进行“发声”。

作品《小号研究1》，金属材质，直径155cm，高度500cm，2018年创作，重1000kg。这件由上千只小号拼接而成的雕塑作品，充分体现了王艺对于声音与气息延展的节律性，这些已经无声的乐器在重复建构中，形成了某种意在言外的形状，如该作品所形成的塔状是由上千支小号的喇叭口结合唯一发声的吹嘴所构成的作品符号，这种“同口异声”的表现形式实则是揭露当下网络社会中存在的容易随波逐流、容易盲目跟风、容易追求同质化的“发声”现象，呼吁大众不要抛弃自我，不要淡漠人性。

王艺以这种无尽重复直到自我取消的雕塑创作方式，以无声之音形成了无音的金字塔，让“发声”不再被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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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研究2

《小号研究1》和《小号研究2》整体创作构成依托乐器小号，在创作建构上则取材于巴别塔的形制，不论是遍布塔身的喇叭口还是吹嘴，都将小号作品所要表达的意思和巴别塔隐含的意义相结合——人类为了反抗上帝而建造了巴别塔，却被上帝剥夺了共同的语言。

作品《小号研究2》，金属材质，直径223cm，高度500cm，2018年创作，重1500kg。与《小号研究1》的不同之处在于，该作品所形成的塔状是由上千支小号的吹嘴结合唯一发声的小号喇叭口所构成的作品符号，这种“异口同声”的表现形式实则是暗讽和反思当代网络社会中经常出现的无视人性和道德的“网络暴力”“道德绑架”“人肉搜索”等现象。

王艺以这种消解与反消解、融化与反融化的理念，借由小号的多元组合形式，也是现成品的雕塑化，结合了声音的想象与雕塑的立体感，让“发声”更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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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研究3

小号研究系列雕塑作品不仅是王艺从军生涯中对军号的声音记忆体现，也是王艺对乐器小号理解和掌握的技能记忆体现。不论是军队里小号所代表的纪律性，还是音乐演奏界乐器小号所代表的调节性，这些都是生命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磨砺和变通。

作品《小号研究3》，金属材质，179cm×334cm，2018年创作，重1000kg。该作品由一个小号吹嘴和317个小号喇叭组成，其中半熔化部分则由30个小号喇叭组成。以小号喇叭半熔化的方式形成整个雕塑作品的支脚，其潜在含义是在强调，即使是由一个喇叭吹嘴和317个喇叭口组成的主体雕塑作品，使得“发声”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被迫统一，但是失却理性和道德的网络语言霸权现象并不会持久，终将面临着逐渐被熔化和消解的命运。

王艺以融化暗喻消音，反思时代的喧嚣，倾听弦外之音，倾听那空无与空洞的声音，让我们感到了艺术的空无辉煌与网络的含蓄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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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研究4

乐器小号，具有其他乐器不可替代的音色，即属于铜管族中的高音乐器，其音色强烈，明亮而锐利，极富光辉感，既可奏出嘹亮的号角声，也可奏出优美而富有歌唱性的旋律。从最初在军队中用来传递信号，到后来成为管弦乐队和独奏的乐器，小号的高音音色一直扮演着演奏会中画龙点睛的作用，而“对吹”的演奏模式，更是强调音乐小品的现场效果，体现出幽默化的符号特征，且“对吹”的双方声部主次亦不明显，即即使“对吹”，也在着重强调主角小号的引导作用。《小号研究4》将两只小号置于“对吹”的状态中，这种角逐、对抗的“对吹”过程，在当下社会各个领域均能看到。

作品《小号研究4》，金属材质，585cm×300cm×315cm，2018年创作，重800kg。该作品以两只小号“对吹”的形式呈现，使小号失却了其“发声”的基本条件，这可以体现出多种阐释含义，既可以是话语争锋状态下的互不相让，也可以是各抒己见状态下的互不相容；既是对沾沾自喜状态下“对吹”的讽刺，也是对盲目自大状态下“对吹”的反思。

这种被消音了的存在形态，对称中体现出无比的优美典雅，但又具有反讽的暗示，体现了王艺作品在建构形态上的创造力与人性生命姿势的抽象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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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研究5

“小号研究”系列作品，是王艺多年前军旅生涯的艺术符号化和衍伸变形。艺术家以丰富的想象力，赋予小号多变的外形，并借由这一具备历史性特征的乐器向当代社会进行“发声”。

作品《小号研究5》，金属材质，54cm×14cm×25cm，2018年创作，重2kg。这两件作品直观地呈现出一种隐喻与悖论。法国哲学家萨特认为，和人的发展具有无限潜能以及可能性不同，事物或器具的特质可以被预先确定，它们的本质先于其存在。类似于小号这样的乐器，其制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声”，其高亢明朗的音色可以在战场上激发士气、鼓舞人心，也可以在舞台上奏出优美而抒情的旋律。然而，用来“发声”的乐器，其喇叭口却是一种封闭的状态。这种代表着“发声”与“失语”的两种状态的矛盾组合，形成一种强烈的直观对比和心理悖论。

这种被“消音”了的存在形态，具有一种反讽的暗示，体现了王艺作品在艺术层面建构形态上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关注和富有逻辑性的抽象提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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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研究6

乐器小号，具有其他乐器不可替代的音色，即属于铜管族中的高音乐器，其音色强烈，明亮而锐利，极富光辉感，既可奏出嘹亮的号角声，也可奏出优美而富有歌唱性的旋律。从最初在军队中用来传递信号，到后来成为管弦乐队和独奏的乐器，小号的高音音色一直扮演着演奏会中画龙点睛的作用，而“对吹”的演奏模式，更是强调音乐小品的现场效果，体现出幽默化的符号特征，且“对吹”的双方声部主次亦不明显，即即使“对吹”，也在着重强调主角小号的引导作用。《小号研究6》将两只小号置于“对吹”的状态中，这种角逐、对抗的“对吹”过程，在当下社会各个领域均能看到。

作品《小号研究6》，金属材质，50cm×30cm×17cm，2018年创作，重4kg。该作品以两只小号“对吹”的形式呈现，使小号失却了其“发声”的基本条件，这可以体现出多种阐释含义，既可以是话语争锋状态下的互不相让，也可以是各抒己见状态下的互不相容；既是对沾沾自喜状态下“对吹”的讽刺，也是对盲目自大状态下“对吹”的反思。

这种被消音了的存在形态，对称中体现出无比的优美典雅，但又具有反讽的暗示，体现了王艺作品在建构形态上的创造力与人性生命姿势的抽象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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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研究7

圣经上对小号发音的描述是“杰里科城墙之坚，不足以抵挡其音”，小号声音铿锵有力，音色慷慨嘹亮，且根据对活塞按键的掌握可以使音调变化出各种高低音，使其“发声”在具备主导地位之外，也兼具配合其他音调的作用。

作品《小号研究7》，金属材质，长度737cm，直径18cm，2018年创作。该作品由小号构件中的十六组活塞按键构成，活塞按键在小号吹奏中的作用是调节，即每按下一个活塞按键，都会增加空气通过之管道总长，从而使发出的音调变低。而如果增加活塞按键在小号构件中的数量，那么，小号的“发声”在适时增加了更多种类的高低音变化时，也会使得发音呈现混乱的状态，使得即使只有一个吹嘴和一个喇叭的情况下，“发声”也会在无形之中被控制、被限制。

这是一种金刚不坏之体的建构，是让不可听之音化身为异质之物，也是跨媒体的无音组合，我们会被存在无声的调性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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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研究8

军号，对于有从军经历的人而言，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声音记忆，起床号、集合号、出操号、冲锋号、开饭号、熄灯号等串联起了一个军人整个的从军生涯，“小号研究”系列作品，是王艺从军生涯的一个记忆符号，在再现这个特殊的乐器所带来的声音记忆的同时，也是借由这一具备历史性特征的乐器向当代社会进行“发声”。

作品《小号研究8》，陶瓷材质，高206cm，直径80cm，2018年创作，重540kg。这件由上百支小号拼接而成的陶瓷雕塑作品，充分体现了王艺对于声音与气息延展的节律性，这些已经无声的乐器在重复建构中，形成了某种意在言外的形状，如该作品所形成的塔状是由上百支小号的喇叭口结合唯一发声的吹嘴所构成的作品符号，这种“同口异声”的表现形式实则是揭露当下网络社会中存在的容易随波逐流、容易盲目跟风、容易追求同质化的“发声”现象，呼吁大众不要抛弃自我，不要淡漠人性。

王艺以这种无尽重复直到自我取消的雕塑创作方式，以无声之音形成了无音的金字塔，让“发声”不再被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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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研究9

与童年有关的记忆，是在小伙伴们跳皮筋的欢笑中，是在下课后踢鸡毛毽子的对决中，是在水塘边捉蜻蜓的关注中，更是在诸多玩具的陪伴中，跳青蛙、滚铁环、推不倒翁……这些童趣，承载着儿时的无忧无虑和天真无邪，是对童年的纪念，也是对一去不复返的童心的追忆。以小号结合不倒翁的创作构思，将童年的童趣与成年的责任相连接，于童趣中彰显成长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标准和规则。

作品《小号研究9》，金属材质，球体直径1.5m，2018年创作，重300kg。该作品以小号的素材结合童年玩具不倒翁的创意进行创作，将小号的喇叭口以不倒翁底座的形式呈现，既可理解为独占“发声”渠道，如网络大V在当代网络社会中的特殊语言权利，又可理解为“发声”的自由状态，在当代网络社会中，“发声”的各类平台过于便利与随意，导致规则和道德越来越模糊。

不倒翁与小号的结合，其形态的隐喻姿态，使看似自由的“发声”形态，被加以限制与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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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研究10

“小号研究”系列作品，是王艺多年前军旅生涯的艺术符号化和衍伸变形。艺术家以丰富的想象力，赋予小号多变的外形，并借由这一具备历史性特征的乐器向当代社会进行“发声”。

作品《小号研究10》，金属材质，54cm×14cm×25cm，2018年创作，重2kg。这件作品直观地呈现出一种隐喻与悖论。法国哲学家萨特认为，和人的发展具有无限潜能以及可能性不同，事物或器具的特质可以被预先确定，它们的本质先于其存在。类似于小号这样的乐器，其制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声”，其高亢明朗的音色可以在战场上激发士气、鼓舞人心，也可以在舞台上奏出优美而抒情的旋律。然而，用来“发声”的乐器，其喇叭口却是频繁出现在网络中具有特定含义的“感叹号”。这种代表着“发声”与“失语”的两种状态的矛盾组合，形成一种强烈的直观对比和心理悖论。

这种被“消音”了的存在形态，具有一种反讽的暗示，体现了王艺作品在艺术层面建构形态上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关注和富有逻辑性的抽象提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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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研究11-号外

军号是部队生活最为日常的指挥信号，分为起床号、集合号、冲锋号、熄灯号，等等。作为早年军旅生涯的直接见证，它们以一种特殊的形态被永远留存在艺术家的作品中。

“小号研究”系列作品中的《号外》，数十个陈旧的军号，静静地躺在一个长120cm、宽40cm、高40cm的树脂立方体中，仿佛一段记忆被永久地尘封。在艺术家关于军旅生涯的记忆中，那些由人吹奏的军号，逐步被替换为用大喇叭播放的录制好的音乐，从而成为历史。但两者显然拥有不一样的气氛。前者的情绪化更强烈，战友们通常都能听出某一次号声是哪个号手吹的，甚至于他当天的情绪怎么样。尽管有些时候会气短，会走调，甚至有些滑稽，但都在能理解和承受的范围内。那些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有些忧伤的号声更温情，也更具有人的温度，而不像录制好的音乐那么完美、统一、标准化到呆板无趣。

这种类似于记忆盒子的军号的存在形态，尽管不再有鲜活的声音，却仍然带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和温度，是一种对青春岁月与理想主义的怀恋与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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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蛋系列

人类起源与人之本性是两个久远的大问题。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创世神盘古诞生于天地混沌未分之时的一个巨大的蛋。这是早期文化对生命起源的问题的一种朴素回答。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孟子和荀子又对人之本性有善恶之辩。这组玻璃钢烤漆作品的灵感来源于久远的传说和中国哲学关于人性的争论。

王艺通过这件作品，提出了对人性本源的思考，并将这些思考以艺术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出来。这件作品表现一种人性中普遍的中间状态，也预示着人拥有一种潜能，具有多样的可能性，其发展的方向是未知的。一个人究竟是会向着善还是恶的道路去发展，最终取决于他自身的选择和行为。

王艺巧妙利用了“蛋”的生命形态与汉语的语气，也与自己在南方生活的经历结合起来，这件作品以形象的方式暗示着生命本来的形态与运行轨迹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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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系列

“面孔”系列浅浮雕式绘画作品，是《王艺2016研究展》的展出作品。这组作品以极简主义的形式与线条，刻画出人的面相。王艺希望，肖像也能够具有新的表现形式，甚至能够成为阐释哲学命题的视觉图解。

这组作品严格来说并非绘画作品，而是某种浅浮雕以不锈钢做出的作品，是王艺以硬度冷感的材质探索绘画虚薄影像的新贡献，是在两种看似完全不可能的质感之间，不锈钢的质感与生命的性感之间，调节出生命的流线性，在冷漠与装饰之间，在不朽与消隐之间，形成了微妙无比的张力，也是在相反的调性之间寻求着可塑性的美感。

因此，这系列作品为更为内在地探索材质的可塑性，打开绘画新的潜能与调性，展示出肖像绘画种种生成和发展的可能性。这个系列的银色色调恰好与小号作品的金色调子形成对比与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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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人，一方面是人的呈现在外的像，另一方面是深层次的人的内心，是王艺长期以来艺术创作的核心。借助对肖像的描绘，人物的外貌特征能传达人物的性格，进而揭示其内心的精神世界，而且会成为一个特定时代和文化的经典形象。在抽象的人的面部之后，隐藏着个体与周围世界的相互联系。

这幅关注“面孔”的大型作品命名为《规定》。其灵感来源于魔方玩具，同时在色彩和形式方面也吸收了波普主义的特质。作品以不同色彩多次呈现出108幅面孔，都有所挤压变形，如同魔方，或者无形的框架对面孔形成挤压与束缚。配合有规律的对比鲜明的色块，对观众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既是个体在群体中的迷失，也是个体寻找自身的社会定位，还是自我在存在的众生相中寻求自我的过程。

看似相似其实不同，看似规则其实一切都在变异，艺术家依然还是在失调与调整二者之间寻找着生命的可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