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拍精品】禹贡——倦勤斋中的宁寿鉴古 | 古董珍玩之夜（二）

青铜酒器，椭型加盖，圈足高置。器体分饰三层横向图案：颈部与圈足的饰带中，各自均分成两部，每部含两组夔龙，一组两只同向，而与隔组相反。龙纹颚口大张，尖喙长身。器身主体饰一对高浮雕兽面，弯角凸目，暴牙曲形，硬爪尖利，棱脊鼻梁。每只兽面侧伴竖体龙纹，龙口张开。器盖拱形，盖钮后配，饰纹与主体相似，附有两对蛇形纹饰，每对间隔以凸棱脊。提梁为二十世纪补造品。器内与器盖均铸有同一字铭文：奚。

        盘圆唇，芒口，腹斜淌略微外鼓，圈足修削工整，微撇。盘心刻龙一只，盘龙于碗内壁，口大张，目圆瞪，角后伏。须发喷张，鳞爪飞扬。细观则见线条为单刀所刻，然而入刀角度颇具变化。龙身线条入刀较斜，鳞爪细部则以较垂直的角度可成。此盘纹饰气韵生动，毫无凝滞，非成竹在胸的熟练匠人不可为之。盘施白釉，釉光含蓄，色泛牙白。盘心零星可见褐色突起的小点，盖因古时胎土手工淘洗工艺的局限，胎土中残留含矿物的杂质，在釉水包裹下，经高温窑火烧结而成，亦添古趣。盘外壁及底部多有釉水凝结，即俗称的「泪痕」，盘口即圈足底部露胎，胎质极为细密洁白。

        此盘尺寸颇大，直径盈尺。英国大维德基金藏有一件金代定窑龙纹大盘，编号 PDF.159，形制、尺寸、装饰与本品极似。惟彼件釉面划损痕迹严重，不过较其釉质及龙纹装饰，与本品同类。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亦藏一例金代龙纹大盘，盘心亦可见突起之褐色斑点，惟彼件龙纹刻划稍逊，不如是次本品龙纹之鲜明生动。另一例与本品如出一辙例，尺寸，龙纹刻画姿态与本品一致，售于香港佳士得，1992年9月29日，编号452

        此件小壶小巧精致，器型敞口，粗颈，扁圆腹，高圈足外撇。挺拔俊雅，方阔沈稳。颈部两侧对称饰两筒形耳。通体施天青色釉，施釉厚重，伴有金色大开片。瓶口和棱角转折处釉层较薄，呈现出浅紫胎色。底内满釉，底足露胎处为铁黑色胎骨，乃典型“紫口铁足”之证。其口足之处隐隐露出胎之本色，增添古朴稳重之感。本品庄重古朴之仿青铜壶样式在官窑的传世藏品中十分罕见，此件作品更为乾隆皇帝御赏清玩，于其底部刻有御题诗“底论越州及汝州，朴无矩度有神遒。恰同高士倪迂画，不以工求以韵求”。倪迂的山水幽秀旷逸、逸气萧疏，虽笔简而意远，宋瓷的韵味与其在美学上具有相似之处。此诗为乾隆帝“咏官窑两耳壶”一诗的第一首，著录于《乾隆御制诗三集?巻五十八》。御制诗后落“乾隆丙戌夏御题”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并“古香”方印款。乾隆好古雅求，宫中私人珍藏古瓷、古玉甚多，往往爱其不舍并于其上命工匠刻御题诗以表珍爱之情。

        本品形制小巧，手可盈握把玩，如乾隆皇帝往往会把自己珍藏之古物，放入为其特制的多宝盒之中；比较一例，与本品形制、体型相同者，连同其余四十七件古玉器、古瓷器、古画御藏珍玩，被乾隆皇帝雅存于一件紫檀雕盘龙捧寿多宝盒之中，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著录于《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台北，2002年，图版I-41。

        与本品形制、釉色近似一例，体型与本品较大，可见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宋官双贯耳扁瓶”（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页7，图3）。另一例可见茧山龙泉堂旧藏“宋代青磁贯耳瓶”，与本品器型、釉色和气息皆一致，可论较相玩（著录于《龙泉集芳Ⅰ》，茧山龙泉堂，1976年，第160页，图466）。本品釉色温润肃穆，釉质莹润肥厚，清雅隽秀，手可盈握，脱俗之雅呼之欲出。

        斯蒂芬?君尼库克三世,美国芝加哥著名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其父以飞机零件商致富，父子相继，主要收藏范围为中国瓷器、书画、青铜器、石雕等。1992年12月3日，香港著名收藏家区百龄以154万美元的高价成功竞得一件直径为17.5厘米的汝窑小洗。这件洗曾为知名古董商卢芹斋(C.T.Loo)收藏，后来如藏者便是美国斯蒂芬?君尼库克家族，这一价格是当年中国瓷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最高价。

        从19世纪末期开始，欧美新兴崛起的一批顶级富豪，如洛克菲勒家族、J.P摩根家族，君尼库克家族等。这些富豪们将艺术品视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并只收藏顶级艺术作品以满足他们的收藏雅欲，几代人的时间收藏了数十万件的中国艺术珍品。他们对艺术品有着狂热的追求，兴趣广泛，包罗万象。这似乎也暗示着他们对财富的态度，无论世界各地，凡是能赚取金钱的地方，皆有他们的身影。如今这些家族的遗产尽数已拍卖，为世界遗留下来众多稀世珍宝，能于市场流通，来源显赫，皆身家不凡之例。

        钧瓷绚烂奇妙之色彩，绝非世间丹青妙手心思所能及，因其色其形皆为天成，所现窑变尤象，妙景竟生，引人遐思无穷，观其漫无崖际之变化，皆自以为独有心领神会之境界，陶然自乐，情悦性怡，斯则观赏钧瓷之独特乐趣也。

        本品诚为钧瓷之佳美者，形制为六瓣葵花形，侈口出沿，沿边凸起一道细棱，器身、圈足皆随形而生，婉转而不失刚健。釉色厚润，色泽依器型的转折而丰富多变，口沿与外壁为玫瑰紫，灿若晚霞，绚丽夺目而变化无穷，内壁则是天蓝色，静穆湉谧，与外壁的炽烈瑰丽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冷暖色泽的搭配符合美学的原则，折射出工匠们的巧思和皇家审美的品味。内壁的每一处转折均见釉色浅淡，以致黑褐坚硬的胎骨若隐若现，使得造型轮廓鲜明，釉质的温柔婉约和器型的刚健硬朗合二为一，别见一番古朴典雅之风韵。平底挖五孔，敷涂褐色护胎釉，周缘存支烧痕，隐约可见凹印“三”字款。

        此类钧窑宫廷陈设器，底部各刻一个从一到十的数目字，基本规律是数字越小，器物尺寸越大，若如本品式样者，底部刻“三”字，存世稀少，检视目前公私典藏资料，同类仅见四例，前二例皆为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第三例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第四例为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典藏，其中以出光美术馆藏品之釉色与本品最为接近。

        此类花盆深得清宫珍视，特别雍乾二帝独具好古情怀，将其融入清宫日常生活当中，妆点和提升生活情趣，例如清雍正《十二美人图之对镜》当中钧釉花盆一套安放在窗台，发色瑰丽一如本品，其上水仙绽放飘香，极得幽静之趣。此情景为后宫真实生活的写照。同时，不少同类器皿底部刻有宫殿、斋堂名号，表明陈设的位置，如出光美术馆藏品当中一个就见后刻“重华宫”、“高云情用”款。重华宫是乾隆时期才出现的名称，高云情则为漱芳斋内的一厅室，皆是乾隆时期设置的，可见这些刻宫殿款的花盆在乾隆朝被广泛的使用，装饰清宫里面最尊贵的场所。因为富具情趣的乾隆皇帝对盆花艺术非常钟情，若以前朝古物与奇花异草相搭配最见雅致，自然不容错过。另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述，乾隆皇帝曾不止一次谕旨制作各类金属盆景之后安放在此类钧窑花盆之上。因此，钧窑花器在清宫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甚为独特，融陈设与实用于一体，在清宫花道艺术方面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

        十二生肖的起源很早，考古发现的战国末期睡虎地秦简与放马滩秦简《日书》中已经出现配有乾支的十二兽，在兽名、乾支排列上与后世十二生肖总体相似，其使用方法、占卜逻辑也与后世生肖相类，由此可推测睡虎地秦简与放马滩秦简《日书》中出现的配有乾支的十二兽应是后世十二生肖的雏形。清宫藏有各式各样的玉雕十二生肖玉牌或玉摆件。

此件玉牌以白玉为材，同料琢成，雕作璧形，顶部饰云纹及雷纹，一面减地浅浮雕雕绘兔子形态，并仙云缭绕，另一面阳文书相对应的地支篆书“卯”字。本件卯兔玉牌，刀法纯熟，纹饰生动，玉质莹润，雕工亦精致美观，极为难得。尤其是玉佩在用料和制作上不计成本，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尽善尽美，具有典型的乾隆时期宫廷玉作特点。此应属十二生肖组佩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有与此形制极似的玉雕组佩可与之对照。

        此白玉佩随形，一面浅刻山水人物图，远处高山流水，近处小桥上两名高士款款而谈，另一面浅刻御题词：“温润神情秀拔峰，溪桥策杖有人逢；底知夕阳秋峦表，几点丹枫间老松。”（此诗为“王?秋峦夕照”，载于《御制诗集?三集?卷二十五》），诗后落“太璞”款。白玉质地紧密，纯净无瑕，油润细腻，温润光洁，顶端有两个小孔，供串绳佩戴，底部及边界均带有金皮，形器推磨仔细，刀工老到，值得佩戴及把玩。

        此斧佩白玉质地，器形上宽下窄，上下边缘浑圆，有单孔，上缘厚钝未开刃；侧边厚0.5厘米，最厚的刃部达1厘米。纹饰集中于斧佩中部，两面纹饰相同，上部为瞠目、张口、獠牙、戴冠及耳饰的饕餮纹，下部为两道圆涡纹，圆涡纹之间刻夔纹。其中一面并阴刻乾隆御题御制诗一首：“和阗玉虽多，如脂亦坚致。兹质实琳琅，无暇葆精粹。相材作斧佩，刚柔协中义。隐现刻夔纹，缛采法古制。迩来俗工辈，时样翻新意。斫器牟贵贾，呈进率掷弃。斯亦玉之厄，是用五字刺。”末署“乾隆御题”及“古香”、“太璞”二玺。其一侧面阴刻楷书“珠字五十三号”。文字方向与纹饰方向相反。此件作品，可以说充分反映出清代乾隆时期宫廷玉器制作的特点和乾隆皇帝对玉器的审美取向，以及他对仿古玉器创作实践的推动。

        本件作品不仅折射出乾隆时期宫廷玉器创作的基本取向，同时体现出乾隆时期宫廷仿古玉器创作的灵活性，更反映出乾隆皇帝本人对仿古玉器实践的参与和推动。据郭福祥先生的研究，在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中，吟咏仿古玉器的诗作比比皆是。“去俗偏教一仿古”、“美玉多教仿古为”、“作器每教仿古式”，这些诗作尽管都是在个体鉴赏过程中形成，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但却与其一贯宣导的宏旨关联甚密，从中可见他“求师述古”的玉器制作理念和对仿古玉器制作不遗余力的推动。

乾隆帝对仿古玉器的热衷可以说是晚明以来尚古、好古之风气的延续和发展，早在乾隆朝初期发交苏州制作玉器时，就有“仿古款式花纹”酌量制作的指令，甚至将著录古代器物的《考古图》交苏州织造命“寻好玉工勉力照书上图样记载之尺寸”制作玉器并烧造颜色。终其一生，乾隆帝一直保持对仿古玉器的关注，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乾隆皇帝对仿古玉器的关注和推动，既是他博雅慕古心态和情怀的反映，与他一向推崇的师古艺术创作理念一脉相承，也是他矫正当时玉器制作中庸俗倾向的重要举措。正是在这样的玉器创作取向之下，宫廷制作的大量仿古玉器应运而生。此件仿古斧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作的，充分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审美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