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春拍】新旧交替时代的纸墨风华 ——五四学人的精神与气象

文 / 个 厂

1919年的5月4日，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百年启蒙拉开帷幕。自此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新命，都与五四有着或隐或显的承续关系。每逢重大历史节点，对五四的多维、再度审视，也往往能使人获得转身面对当下的理解与阐释能力。

“五四运动”有一个核心的目标，便是通过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宣讲，启蒙中国民众的心智，唤起他们久已失落的士气，以重振国族。五四那一辈学人，与前代、后世都有所不同，根据何兆武先生的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其一、大都有家学师承，旧学功底深厚；其二、大都留洋，因此对传统文化具有了比照视野；其三、大凡被压迫的民族，当他们要求政治解放的时候，都是把自己的传统捧得非常之高，而中国的五四运动却显然是个例外：

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极其爱国，但又极其的反传统。或者说，他们以对传统的极力反对来体现他们的爱国热忱，这是很多民族所没有的。

从当日的情实来看，随着满清王朝崩塌愈久，沿袭已久的政治理念、经济基础、文化道德秩序也因之分崩离析（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但是，传统所加诸于个人之上的压抑却依旧过于沉重，只有整体性地摧垮传统，才有可能有效地建立起现代文化。也许正是因为五四学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以致于他们从“常含泪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变为对全盘西化的急切吁求。

不过，尽管当时风气中流动着“反传统”的气息，但他们所反的“传统”是有针对性的。那时的学人，从未试图放弃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元素——他们反而是这种传统的合格传承者。以陈独秀为例，终其一生，他一直对汉字情有独钟，甚至在晚年专注于文字学的研究。1939年底至1942年去世之前，陈独秀写给台静农的一百余封书信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关于他正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陈独秀赠汪孟邹“锦带桥头一轮月，嘉蜀关外数帆舟”对联，文字结体颇为讲究，背后且还隐含着一段五四时期陈、汪思想交流、刊印图书的佳话。钱玄同是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在倡导文学革命、编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之外，从其抄录《赏云轩未见书籍录》中，我们也能看到“疑古玄同”信而好古的一面。“五四学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对西方文明有独到的认识与体会，因此往往也能在比照中发现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价值与魅力所在。

陈独秀（1879-1942）  草书七言联

镜心 水墨纸本

82×17 cm

说 明：汪孟邹上款 。汪孟邹（1877-1953），安徽绩溪人。20 岁中秀才。23岁进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维新思想影响下，25 岁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任经理。销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新刊，兼营文具仪器。翌年，支持陈独秀出版的《安徽俗话报》半月刊。1913 年到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任经理，十年后设立编辑所。汪孟邹和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私交甚深，在他们的帮助下，出版了《尝试集》、《三叶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吴虞文录》等，成为" 五四" 时期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很有影响的出版社。1952 年，亚东图书馆由于" 出版托派书籍" 而被上海市军管会勒令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律被没收销毁。不久，汪孟邹在上海谢世。

刘师培、张惟骧、陈懋森等题（晚清民初）

菱湖泛舟图

册页（二十六开选三开） 水墨纸本、设色绢本

出 版：《菱湖图咏》（部分），上海，1928 年。

著 录：1.《左盦诗录》（刘师培诗著录），宁武南氏校印，民国。

2.《扬州历代诗词》（董玉书、张惟骧、陈懋森诗著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

辛亥革命前后，梁启超对儒学的态度由“士君子之学”向现代化的“人生哲学”转折——而这一转，同五四风气也颇为契合。同步地，梁启超的诗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向，他先是拜同光诗派代表人物赵熙为师，“中年以后一意学宋人”，继而又对宋诗展开了系统的研读。梁启超在1914年所作《行书宋诗四屏》题识中曰：“王渔洋最录宋人绝句谓有唐风者，得二十余章。写此举似达诠吾兄。”便是其诗学“宋人”的佐证。

梁启超（1873-1929） 行书宋诗四屏

镜心 水墨纸本

甲寅（1914年）作

83.5×41.5 cm

梁漱溟曾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蔡元培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铸就了现代大学的精神。蔡元培致曹惠群、大同大学校董会的信札中，依据现代大学的办学章程对教授兼课问题加以申说，事微而意远，在真实的历史信物中，能感受到这位北大老校长为教育的殚精竭虑。

胡 适（1891-1962） 与伍光建往还信札

镜心 水墨纸本

1931年作

30×19 cm

对新文化体系的推行，不只停留于口号，这批五四学人翰墨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如伍昭扆曾受胡适所托，从事外文翻译。在翻译清稿中，每遇句号，伍氏还习惯于用句点标识。胡适在回信中，着重提醒他两件事，其中一件便是“每句之末，用‘.’不如用‘。’之醒目。”语言文字学界倡导推行注音字母，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为起表率作用，黎锦熙在抄写的李颀诗句之上注以国音字母，这种书法作品也承载了那时特定的历史背景。陈寅恪在《致桥川时雄信札》中托其代觅日本新出的新城新藏著述两种，并谈到嘱托戴家祥将新城氏《周初之年代》译介为中文的始末，从中可见那个时代同域外学术交流之时效与密切程度。至于其敦煌学文稿，更是当时敦煌学作为预流显学的一个投影。傅斯年《致梁思永信札》，在传统的学人书札体例中，触处可见西人名姓和英文术语。赵元任《致黄淬伯信札》则一改尺牍墨笔竖排的通例，直接用钢笔横排书写，文体也是浅白的语体。林语堂《伯娄伊大学革新译述》手稿，则是对西方大学精神的专题译介，其镜鉴当下的苦心，仍存楮墨之间。周作人则运新文体以化旧小品，在文献征引中贯注当下时代的精神意趣，《谈食鳖》手稿便是知堂“谈吃而意实不在吃”的代表。

陈寅恪（1890-1969） 致桥川时雄信札

镜心 水墨纸本

18.5×13 cm

黎锦熙（1890-1978） 行书五言诗

立轴 水墨纸本

113.5×33 cm

傅斯年（1896-1950） 致梁思永信札

镜片 水墨纸本

1937年作

30.5×90 cm

赵元任（1892-1982） 致黄淬伯信札

镜心（二页） 水墨纸本

28×21.5 cm

林语堂（1895-1976） 《伯娄伊大学革新译述》手稿

镜心 水墨纸本（五页）

发 表：《中央日报》1967 年8 月21 日第九版。

22×28 cm

周作人（1885-1967） 《谈食鳖》手稿

镜心（三页） 水墨纸本

28×40 cm

本次所涉及的“五四学人”，并非仅指领导、参与五四启蒙的新派学人。细究起来，至少有四重所指：其一是指亲历五四运动的师长辈新派知识分子，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其二是指五四运动的学生干将，如傅斯年、许德珩等；其三则指远观五四运动的老辈学者，如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其四则指远观五四运动的后辈学者，如俞平伯、台静农等。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五四，实际上交织着从晚清到民国几代学人的生命体验和政治实践。

老辈学者的文字韵味，一方面与历代悠久的翰墨传统一脉相承，一方面也呈现出了五四前后昂扬宏阔的精神气象。至于五四时期的后辈学人，无论他们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还是对这一“世变”抱持远观甚至批判态度的保守派，都对纸墨联语、篆隶诗词等传统士大夫兴味的载体保有一种敬意和认可。胡适曾极力地提倡白话文、白话诗，但在给夏莲英题词时，仍是采用七言绝句的形式。

胡 适（1891-1962）、胡 蝶（1908-1989）、张嘉璈（1889-1979）、卢寿联（？-1985）等

为夏莲英题词

册（二册137页选1页） 水墨纸本

沈尹默是立于新旧之间的诗人，胡适对他的新诗创作极为推崇，认为他的诗作是“从古乐府化出来的”，是用旧体诗词的音节方法作新诗“最有功效的”（胡适《谈新诗》）。不过，沈尹默对自己的新诗创作并不满意，认为“只是尝试而已，毫无成绩可言”。新文化运动之后，沈尹默不再发表新诗，转而回归到传统诗词中，在与鲁迅、章士钊等诗人的诗词交往中，写下不少恬淡清远的旧诗词。其《致行严先生诗简》二卷集中为我们呈现了沈尹默、章士钊酬唱赠答、切磋诗艺的墨痕。愈是旧环境,愈能孕育新精神，在与五四相遇中，沈尹默深深地感受到新精神的涤荡，“古井似的心情，起了无限波澜，直到现在，虽没有汇成洪流，扬清涤荡，然已经不至于成为断港死水”（《回忆五四》）。

沈尹默（1883-1971） 致行严先生诗简二卷

手卷（二卷） 水墨纸本

鲁迅一生与佛教结缘，许寿裳曾回忆：“民国三年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亡友鲁迅印象记》）他所手书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四句佛偈，力道入木三分。鲁迅那一辈的学人，一方面对传统的思想、道德价值有整体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又往往潜意识地依从于传统文化的规范。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张力的存在，我们才会看到五四学人的这样一种具有通性的行为：思想理念、理性上反思传统；生活方式、器物上认同传统。

鲁迅（1881-1936） 行书佛偈

立轴 水墨纸本

出 版：1.《当代文坛》2016 年第1 期，第4 页（陈子善《鲁迅赠清水安三字幅考略》。

2.《海内与海外》2016 年第3 期，第15 页（黄乔生《朝花夕拾又思君——清水安三藏鲁迅手书佛偈》）。

24×20.2 cm

长期以来，五四运动多是被宏大化、理念化，没有过多的历史细节。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走出宏大叙事，重回五四现场，“听其言而观其行”，我们会发现“五四”其实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透过那时的诗笺、信札、翰墨，在被一百年风雨湮没后的点滴细节中，我们更能触摸到历史的质感——激烈的场面与片刻的温馨！

南朝谢朓有诗曰：“百年如流水，寸心宁共知。”一百年已过，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宽容的心态去看待这些学人的寸心与远意。五四前后的那批知识分子，对个人的立身问题存有居间性的道德关怀，让个体从传统中国的窒碍空气中突围，进而获得思想之独立、精神之自由，这也成为了五四之后一大批学人的渴求和愿景。他们思想的重量与范畴，也一直深度参与并影响着后人的进程与走向。

斯人或已远，手泽犹尚存。摩挲其间，抑能观墨以知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