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特辑｜霜子：母亲的目光

  霜子画母亲像 

 母亲节特辑

 母亲的目光

 文/霜子（鲁双芹）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二十年了，我写过很多东西，却从来没敢触动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至今还不能面对什么东西？

    父亲和母亲的照片本来就挂在客厅的墙上，不记得是哪年了，我们心照不宣地摘下了。后来我把母亲在医院里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放进一个小镜框，摆在客厅的桌子上，我经常在那张桌子上写字画画，但事隔多年，每当我看到母亲穿着绿色旧毛衣，显得格外消瘦的样子就忍不住把这张照片翻转过去，是心里还在疼？还是不愿让她看到现在的我？

    在最后的那些年里，妈妈最为操心的恐怕就是我们几个子女的婚姻和家庭，因为我们都在中年之际离婚了。当我们每个人做出自己人生这个重大决定时，妈妈对此什么都没说。她只是对我们更加爱惜，每次我回到家里，即使在她后来病了的时候，她都要挣扎着到厨房去给我煮面，端上一锅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妈妈从来不善家务，她能做的就是这再简单不过的热汤面，有鸡汤就放鸡汤，有肉汤就放肉汤，什么都没有时，滴上几滴香油。她总是对我说，“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谁还会为你做个汤汤水水？让你喝口热汤面？”除了自己的妈，谁还会在乎你是不是在外面受了委屈？

不省心的子女

    现在我回家，会为自己做锅热汤面，放些西红柿或白菜，渥个鸡蛋，撒点葱花香菜。过去用来画画写字的桌子，如今放着血压计。我开玩笑地对朋友们说，60岁给我的唯一礼物，就是高血压。母亲的照片也被我收进里屋的床头柜上。这个房间本来是爸爸妈妈活着时的卧室，后来属于姐姐，她搬走后，就变成客房，连我也很少进来。我仍然不能碰触母亲的目光，那里面似乎有着对我的某种希望，希望她的儿女们能幸福；还有某种担忧，担忧我们老了没人照顾。妈妈的心愿也许是天下所有母亲们最朴实的愿望，希望我们能按照传统的模式生活，有个家庭，与人为伴，象她和父亲一样，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但我们无法告诉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无论是哥哥姐姐，还是我，都没能再建立自己的家庭。

    妈妈在最后的日子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曾嘱咐陪伴了我们多年的四川小保姆，让她将来照顾我，并且把我的连衣裙，和她自己的手表送给她。那天小保姆告诉我这个时，我掉泪了，我知道妈妈是在托孤啊。她最放心不下的是我这个四十多岁了还让她牵肠挂肚的小女儿，因为我没有孩子，因为她觉得我生活能力最差。妈妈对病房的小护士格外亲切，她的目光经常默默追随着她们忙碌的身影，似乎有所希求。她们也对我们三个子女赞不绝口，认为我们是特别孝顺的孩子。其中一个对哥哥好象特别有兴趣。有次听到妈妈在对她介绍哥哥的情况，原来她想让哥哥和这个小姑娘交往，希望在她离开时能看到哥哥重组家庭。然而我们都让她失望了。

    妈妈本来是个体态丰满的人，她细腻的皮肤和滋润的脸，直到高龄时仍然显得很年轻。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日渐消瘦了。本来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变化的，而且内心深处隐约感到不安：这不是什么好兆头。然而我们都忙于自己紧张、琐碎、充满烦恼与变故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回家来陪伴母亲。一直和妈妈住的哥哥后来也搬到了嫂子家。我们都只在偶尔有空时才来看她。妈妈一再地对我们说，她不需要我们陪伴她。八十年代初病重多年的爸爸去世后，她毅然决然地收起所有爸爸的照片和生活物品，把它们全都装进一个小木箱里，从此再也没有打开过。

    爸爸临终的日子里，妈妈在他身边守了三个月。但是最后两天，她却留在家里，她说：你们在那儿吧，我去也没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们的告别仪式。他们自四十年代在抗日根据地相遇后，几乎从来没有分开过。只有文革中妈妈受迫害被遣送家乡时才被迫和爸爸分离。那天妈妈被剪了头发，她包了一块蓝头巾，带上安眠药，爸爸陪她上了火车。但是第二天凌晨，爸爸一个人回来了。那年冬天爸爸骑自行车去单位交代“问题”，路上结冰摔断了腿。几天后妈妈赶到了医院，头上仍然包着那块蓝头巾。从头巾边缘露出了一缕缕刺目的白发，她的头发就在分别的那段日子里完全变白了。她一句也没有提到她是怎么过来的。后来也不曾讲起。老年人并不总是回忆。他们不愿往回看，也很少给我讲他们的故事。每当我想起爸爸妈妈，最后的形象不是妈妈在爸爸的病床旁边给他热牛奶，用勺子舀鸡蛋羹或挖苹果泥喂他吃—爸爸得的是胃癌，她每天想方设法让他多吃进些东西；而是他们在大风中互相搀扶着走路，穿着笨拙的棉大衣，风吹动着他们的满头白发，妈妈跌到了，爸爸把她扶起来。他们只是努力往前走着，并不回头看。

爱美的天分

    一个老头儿来看妈妈。他是爸爸在保定二师的同学，共同经历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潮和农民暴动。他先是来了一封厚厚的信。讲起他们的年青时代：寻求理想，传奇般的生活和斗争，以及最后一见。他来了。弯腰驼背，老态龙钟，和妈妈激动地讲谈不休。几十年来，他们凭着一种奇怪的信念活了下来。他们至今认为这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他们还那么痛心地谴责孩子们，认为他们的灰心是不应该的。“你应该把这一切都写下来，留给后代们。”他的声音震耳欲聋，他自己已经耳聋了。二十多年来，他没有歇过他的笔。他从监狱出来后回到五七年时离开的党史研究室，他给妈妈带来许多书：《红旗飘飘》和各种革命回忆录，还有描叙他和爸爸那代人早期历史的《红旗谱》。“你不要只是忙些家务，你要把自己解放出来。你动笔时我会帮助你。以后我还要给你送书来。”

    姐姐把她的小女儿送来。小姑娘趴在妈妈的膝盖上，把饼干撒了一地。“该教育教育她了。”我说。可妈妈不以为然，她事事都依着这个小东西胡闹。她们非常和谐地依偎在一起。妈妈对她讲孩子的话，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她再不会像教育我们那样去教育下一代人了，她身心疲惫，仿佛只是在等待死的降临。

    妈妈看了那些书，可是她没写。她每天到农贸市场去，有一天，她买回几公斤各种颜色的碎布。从此以后她就整天坐在缝纫机前。那些碎布被一块块钉起来，变成一个个床单，一个个窗帘。“像着了魔一样。”我下班回来，看见妈妈头也不抬地坐在满地的碎布里，机器咔咔地响着，“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么多的布呀。”她如醉如痴地工作。一天她把一幅美丽的窗帘挂在我房间的窗户上，挡住了那令人烦恼的西晒阳光。“怎么样？”“好看。”我和妈妈都又惊又喜，抬头看着被透进的光照得五彩缤纷的图案，它是由一百块大小不同的碎布组成的，像小时候迷恋过的万花筒一样。那么简陋又那么神奇。

    楼下的老太太也买回几公斤碎布，可她什么也没拼成。她带着又懊丧又羡慕的神色对妈妈说，“你真了不起。”当然，你什么也拼不成，我想，因为你没有痛苦。碎布就只能是碎布。

    这些碎布可能也让妈妈想起了她的少年时代。她曾经给我们讲过，她父亲是家乡第一个西式学堂的校长和美术教师。我们对美的爱好和那点艺术“天分”，应该都是从这里来的。但随着西方文明和洋枪洋炮进入中国，姥爷吸上了鸦片，从此这个家一败涂地。姥爷早早过世，妈妈的童年是在姥姥的泪水和辛苦劳作中度过的。姥姥很早就熬瞎了眼，独自养大了两个孩子。妈妈从小帮母亲绣花，偿付自己的学费。直到七十岁，她仍能带着老花镜绣花。我结婚时，她为我所有的桌布枕套都绣上了花。在给我做的棉布背心上绣上密实的康乃馨，引来女朋友们的钦羡。在新中国物质匮乏的年代，妈妈用手工和刺绣打扮着我们三个孩子。她用同一块花布，为我们做上衣、裤子、大衣，甚至书包。

    每逢过年，我都会穿着妈妈做的新衣服和新鞋子，到院子里去转悠显摆。我们还一起合作过一只靠垫，我做补花，妈妈加上刺绣，后来被著名工艺美术艺术家张仃收藏了。如今那些妈妈为我做的物件早已不知去向，只有一只手制的绣花信袋，是我在前夫搬走后留下的老房子里找到的，已经长满了霉，我把它洗干净了放进床头柜里，有时拿出来看看，它成了我唯一的念想。

    妈妈弹琴唱歌，写字画画，甚至上了区里办的老年大学。七十岁时她迷恋上了绘画，每天废寝忘食，埋头创作。她的花鸟后来被我在美国的朋友拿到艺术市场展览，卖出了不错的价钱。当我把买主赞美的英文信和汇来的美元支票交给她时，妈妈脸上露出了真正开心的孩子般的笑容。经常我在傍晚时分回家时，看见她饭也不做，要么忘情地在那里独自一边弹电子琴一边唱歌，她唱的是《松花江上》和《苏武牧羊》；要么低头在如今放着她照片的大桌子上精心描绘鸳鸯或牡丹花，连我走进来都没察觉。七十岁开始的人生，正在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最后的日子

    妈妈是突然一下变得消瘦了的，其实在这之前她就觉得没有力气了，她不再画画了，也不看任何电视节目，我回家进她的卧室去看她时，她躺在床上，说觉得心头烧得很。我们劝她去医院，她说没事，歇歇就会好的。我们也乐意听到这样的话。妈妈的老朋友们都说，妈妈一定能活到九十岁。

    妈妈最后一次出门，是我和前夫带她去他哥哥开的酒吧吃饭。妈妈说了一句，她从来没吃过什么山珍海味，也从来不在乎。现在她想吃点好东西。前夫让他的哥们儿，一位特级厨师为妈妈精心做了一顿饭，我们扶着她走下台阶，坐在专门为她而设的宴席上。妈妈很高兴，还喝了两大杯葡萄酒。后来妈妈在病房里，还回忆起这顿饭，说乔师傅的手艺真好。我们说，以后每星期，都让乔师傅给她做顿好菜。然而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妈妈住院了。她得了消化道癌。我们没敢告诉她，但她什么都明白。她在一个自己粘的小本子上仔细记录每天的病情，她要和这恶疾做最后的斗争。医生的会诊结束后，问我们是否决定手术。因为病情并不十分清楚，要打开腹腔探查。妈妈平静地和我们讨论，她说她决定冒这个风险，如果成功，再好好活一阵，如果不好，她不愿意拖累我们。父亲就是因为当初放弃了手术（那时还有手术条件），两年后死于胃癌的。然而这一次，我们又做了错误的选择。妈妈手术的情况不好，医生说癌已经扩散了，手术更刺激了它的发展。他们什么也没做就合上了创口。当妈妈被从手术室里推出来时，她投给我们探询的一瞥，我们默默地推着车，都没说话。妈妈闭上了眼睛，我看到她眼角慢慢渗出的一滴泪水。

    我回到办公室向老板请假，我将永远感激他，一个美籍华人商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古怪、不通情理的人，但是他却对我说，天底下没有什么比陪伴父母更重要的事情了，他要我尽管去，需要多久就多久。安排好工作，我急忙奔向临终关怀医院，这是我不久前刚刚听说的，我唯一的心愿是能够减轻妈妈的癌痛。那天我在烈日下与尘土中走了好多路，终于满头大汗辗转找到了那家医院，亲自和院长谈了话，他答应我立刻收妈妈住院，尽一切努力使她少受痛苦，安详地度过最后的日子。我怀着多日来第一次松弛下来的心赶回医院，见到哥哥在门等我，他抱住我，哭了。他说，妈妈已经走了。 

    我走进病房，这间妈妈最终没能走出的房间。看见妈妈安详地睡着，灰白的头发环绕着她的脸，变得苍白消瘦，将近八十岁上依然是美丽的脸。妈妈的手臂放在被子上，她的衬衣还粘着输血留下的浅红色印迹。我举起那件衬衣，放在嘴边亲吻着。泪水浸湿了衣服。妈妈没有等我。我请好了假，安排好了一切，却连一天都没能照顾她，没有机会为她做过一顿热汤面。 

     “子欲养而亲不待”，在以后的那些年里，我才真正懂得了这句话的含义—凝聚了多少代中国人的痛苦，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有时我会梦到母亲，在梦里，不但妈妈活着，爸爸也活着，他们还住在那个房间里，我不禁充满疑惑地问自己：原来他们都活着？我还以为他们不在了。只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房间，我却不能进去，或者我进去了，也不能用手触摸到他们。 

    妈妈是在一个美好的秋日离开的。她留给我们的依旧是美，每年秋天，我们都会在菊花盛开的日子里去她的墓地。我们把她生前最心爱的那个歌本，和她一起火化了，她是唱着歌走的。哥哥是最后陪伴她的人，他说妈妈让她扶着她坐起来，她唱了那支她最喜欢的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像大部分中国女性一样，妈妈带着她不为人所知的人生故事走了，我们将永远难寻踪迹。她常给我们讲起发生在她家乡—河北成安县的那场巨大灾难：抗战初期因为县里组织的义勇军奋起抵抗，杀死几百名日军，土肥原贤二亲自带领数千名炮兵屠城报复。惊恐万状的妇女儿童们都躲到传教士建的红十字会去避难—而仍未能幸免于难。我们家族也有一些亲人死于那场大屠杀—那时妈妈在哪儿？她告诉哥哥她最后看见的是日本人烧毁了成安城的那场大火…满天红光…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把妈妈的照片又一次翻转了过去。那慈爱的，充满希望的目光却穿透时空，穿透了那堵隔绝了生者与死者的厚墙注视着我—六十岁的我，就象刚刚失去母亲的孤儿一样，泪水涟涟。妈妈，我答应你，替你照顾这个最让你放心不下的小女儿，让她每天活得充实而快乐，直到有一天去和你们相会。人活到这个时候，所需的已经不多，这一锅暖人肺腑的热汤面，是我为你做的，也是你为我做的。

    计划陪妈妈做的旅行，一次也没有实现。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对自己说：妈妈，我替你看看世界。

    任谁在世上走过的这一生，没有母亲目光的陪伴呢？

霜子（鲁双芹）

1953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返京后自学绘画和英文，曾为沈从文先生所著《中国古代服饰史》画插图，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临摹、复制中国古代艺术品工作。1984年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进入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在澳大利亚和丹麦公司任翻译。2005年退休后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习玻璃铸造，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