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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博览》丛书 | 森罗万象之日本篇 ——东西鬼怪题材绘画比较研究(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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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 


日本的室町时代是从1333 年镰仓幕府灭亡次年建武中兴,政府成立起一直到 1537 年室町幕府灭亡的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日本历史上的世后期,是日本的幕府政治时代即武士封建时代的重要时期。纵观室町时代日本文化,可以看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一、室町时代的文化由皇家贵族和封建武士的双重文化转向了由武士主宰的一元化的文化,实现了贵族文化、武士文化和禅宗文化的融合;二、室町文化明显受到中国宋、元、明文化的影响,是带有浓厚禅宗色彩的象征性与暗示性;三、文化的庶民倾向和向地方的传播普及。


《百物语》葛饰北斋


当时鬼怪绘画的出现也是室町时代文化的庶民倾向的一种表现。室町时代文化上皇家贵族向武士阶层的转移也在预示着社会上层文化话语权的下放与民间力量的崛起,那么文化的庶民倾向也就是理所应当了,而且当时民间的资本力量也在社会变迁中萌芽。这种庶民倾向也在土佐光信的绘画中得以体现。就绘画总体而言,室町时代佛画衰退,水墨画走向全盛,“大和绘”由狩野派为中心势力。而狩野派的第一代狩野元信是土佐光信的义子,本文提及的鸟山石燕同样也是狩野派的代表画师。在土佐光信的《百鬼夜行绘卷》中我们也能看到画师对于水墨用笔的掌握,虽然以线描为主但又不同于传统工笔用线,具有水墨用笔的灵动活泼。


《新形三十六怪》 月岡芳年 明治22-25 年(1889-1892)


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商品经济得以长足发展的阶段,为后来明治维新提供了社会基础。江户幕府为了维持政权,推行了很多政策,其中包括“兵农分离策”和“城下町形成策”。这些政策彻底让武士阶层变成了消费阶层,而这些阶层为社会带来了大量的购买力,发展了当时的商品经济,日本的经济结构从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为了顺应这样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来最为人熟知的日本浮世绘在当时大行其道,而当时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衍生物,如吉原、歌舞伎町、公共浴室等都为浮世绘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和消费平台。


《图画百鬼夜行》之山姥 鸟山石燕


第一章中我们提到过,鸟山石燕的《画图百鬼夜行》和他后续的一些相关作品就像为了鬼怪所作的百科全书一样。这一特质还与当时日本印刷术技术的发展相关。在江户时代出现了活字、誊抄、雕版多种印刷形式,这不光说明了技术上的革新,而且还体现了商业性的出版业的出现,市场根据经济原理以多样化的技术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印刷术带来出版业的繁荣也让各种文化产品得以广泛的传播,而其传播的方向也越来越庶民化。这也就不难理解会出现鸟山石燕一般的“鬼怪百科全书”了,它是商品经济下的文化产物。


《图画百鬼夜行》之死灵 鸟山石燕


从回溯日本文化历史上的三个时代,我们会发现日本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文化的话语权与主体受众在不断从社会阶级的上层向下层转移。这其实解释了在第一章中我们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日本能生发出这么多彩、诡异的鬼怪文化,而在中国却没有。中国从秦始皇时期开始,社会统治方式一直是中央皇权集中制。文化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上层阶级,虽然民间有丰富的文化产物却不被主流文化意识所接受。虽然在宋明清时代也有非常发达的商品经济的萌芽,文化也经历了世俗化过程,但掌握和生产文化产品的主体还是处于上层阶级的文人,而文人的审美偏好也就影响了中原地区整体的文化偏向。


日本的鬼怪形象差异极大,种类繁多,其象征意义也五花八门。在日本学界,妖怪因成因被粗分为“传承妖怪”和“创作妖怪”两大系统。 古代传说中的鬼怪大多属于传承妖怪,如《鬼太郎》、《收妖童子》等。而“创作妖怪”则是由作家或画家为了讽刺当代人物所创作的妖物,如鼠男、猫眼小僧等。从一些妖怪的形象可以从其形成特点来推测其象征意义。比如一种是一些物久成精形的妖怪,比如木鱼达摩、宝船(见图3)等;一类是一些民俗传说,包括从中国引入的,比如穷奇、河童(见图7)、骨女、白泽等,从中国引入的妖怪比例很大,其背后的故事文本也大多源于中国;还有一类就是具有日本本土特色或者是被日本化的妖怪,比如大天狗、玉藻前所化的九尾狐、八岐大蛇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妖怪中女性的形象很多,这表现了古代女性在东亚文化中处于弱势地位。





鬼神八百万


日本与中国文化同属于东亚文明,虽然在近代,日本走上全盘西化的“脱亚入欧”之路,但在其文明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深受中国文化浸染的。因此对于鬼怪的意象这一点来说,两国有很大程度上相同的地方,上文也提到过,日本有很多的“鬼怪”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对“鬼神”的态度上来说,日本人和中国的商朝人是很相似的。在今天的日本依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各种神庙、土地佛像、路边神龛等,仿佛鬼神就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日本的神道教就有“神明八百万”的说法,而且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日本“神”和“鬼”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区分,反正究其本质都是灵体或神秘现象的集中体现。各种神鬼形象在日本随处可见,再加上各种文艺作品的传播,鬼神文化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如同我们在中国篇中讨论到的中国人对于“鬼”的去魅。其实,在日本,对于“鬼神”的态度也可以理出一条“去魅”的过程。只不过和中国相比是其方式上的不同。


《百物语》 葛饰北斋


日本是一个多自然灾害地区,这让日本民族对自然有着更加强烈的敬畏之心。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早期蒙昧时期日本就对“鬼神”如此热衷了。“鬼”这是对超出人自身的神秘力量的合理解释,同时这一种倾向也被带入到社会活动中,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会有很多所谓“事件性妖怪”,如“洗小豆”、“倒天狗”等 。日本对“鬼”的总体印象相较于中国要更亲近、平实。死去故人的“灵”被当作“鬼”是中日都存在的概念。不同的是,由于日本传统的氏神信仰在民众中的影响更为深入,在用来表达祖先之鬼时,日本人多用“祖灵”来表示。人死后的灵魂经过大约30 年子孙的供养,死灵就会由污秽变得洁净,最终融合到氏神当中去,也就是说从鬼格升到了神格。与中国的鬼居于阴曹地府的观念不同,日本的这些祖先神并不是存在于与现世隔绝的另一个世界,而是存在于与现世没有完全隔绝的、离氏族居住地不远的山顶上,与子孙保持着固定的联系,每年隔一段时间就到子孙家中去拜访,守护着家人,保护着乡土。这些习俗让日本民族对于“鬼”没有中国那样敬而远之,而是保持了多接触、多亲近的态度。而后来进入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关于鬼的文学作品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多的鬼的形象被创作出来。这一时期人们对于鬼、怪、妖精的心态也慢慢地从一味地恐惧、害怕,开始变得从容。江户时代,一些关于鬼的习俗也渐渐形成。从这一系列转变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民族对于“鬼”的“去魅”是通过不断接触完成的,从一开始的“畏惧”到后来的“敬重”和“倚重”的过程。虽然现在人们对鬼的态度已不像开始时那样倚重,但围绕“鬼”形成的一系列民俗习惯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对比上一辑“美术博览”中《森罗万象之中国篇》我们可以发现中日两国文明对“鬼”的意象的转变可以总结为中华文明是由“鬼”到“人”专注于世俗和人伦道德的文化;日本则展现出一种由“鬼”到“神”的泛灵文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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