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与回归：留法艺术家的群体温度与潘玉良的个体之光丨展评

这首诗是吴大羽1922年赴法留学时在邮轮上写成的，也是吴大羽留下的600多首诗歌中最早的作品。这一时期，白话文发展还不很成熟，但我们不难感受到吴大羽对诗歌节奏与内容感性的把握。夜的清冷仿佛藉由无垠的海面蔓延，冷冷的冰雨吹打着离乡人惨白的脸庞，但再浓重的黑，依然无法掩盖心中的希望之光。

“波尔多斯”号

想必100多年前，在上海搭乘“波尔多斯”号，经过一个多月远航抵达法国的众多有志青年，都曾在某个“静谧而又汹涌”的夜晚，或多或少感慨过、战栗过。

他们此时或许不会知道正是这样一程“挟着雨点的暗夜追寻”，一次基于“自强”而产生的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与自省，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救亡启蒙运动，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现代美术的价值取向。

早期留法艺术家群像

从1911年首位留法艺术家吴法鼎始，到1949年最后一位刘自鸣终，整个20世纪上半叶，包括孙佩苍、潘玉良、徐悲鸿、刘海粟、方君璧、韩乐然、常玉、林风眠、滑田友、司徒乔、吴大羽、刘开渠、常书鸿、吕斯百、庞薰琹、雷圭元、唐蕴玉、吴作人、萧淑芳、董希文、吴冠中、赵无极等在内的留法艺术家，都在中国美术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节点上，在欧洲古典传统向现代艺术多种潮流演变的过程中，选择将各自在异国习得的艺术理念和技法付诸于中国艺术的土壤。

他们对于中国现代美术发展所作出的各种思辨与探索，如同在这一潭池水中投下的石子，至今仍激荡着阵阵涟漪。

中央美术学院“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展”

今年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留法勤工俭学一百周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央美术学院通过“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展”来回望当年滚滚留法大潮中的参与者，不仅是想通过作品为我们展现先驱学子在异国追寻艺术真知的决心与非凡的毅力，更希望以展览和艺术作品为切入口，让更多国人知晓：那一代留法前辈为寻求文化复兴、民族解放所做出的探索与开创之功。

如何将这些极具个性化色彩而又不乏个案研究的艺术家集结在一个展览中，“先驱之路”给出了它看似简单却又最为明了的方式，即所有参展留法先驱的作品，并非按照熟悉程度或前述的重要性被安排于展厅中，而是根据他们留学法国的大致时间展开了叙述线索。

展览开篇处，首先展示了徐悲鸿等首批公费留法学生在留学时期的几件重要作品，随后各位留法艺术家的作品按照时间线索排列，最后以吴冠中和赵无极这两位在留法潮流尾声期赴法的艺术家作品作为结束。

叙事连贯完整，在兼顾每位艺术家个体面貌的同时，更将其视为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整体。不仅将多位已经淡出主流艺术史视野中的留法艺术家重新遴选了出来，更用群体性视角浓缩重现了彼时留法艺术家群体中多重交织的艺术思路。

留法学生合影

中国留学生集中赴法的20世纪20-30年代，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整个西方艺术界，传统的学院派古典主义、写实主义虽然不再一统天下，但仍然拥有较强的社会感召力，而与之相对的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也已经在艺术界被广泛认可，追随者众多，正在发展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流派，开始以叛逆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也就是说，当时西方艺术界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本民族与异域文化之间的困惑，留法艺术家同样需要背负。他们远赴重洋对不同艺术理念、流派、思潮和道路的选择，对于中国现代美术所进行的种种探索，乃至完全不同的艺术人生，都早已隐喻在那样一个激变的时代土壤中。

尽管展览的铺陈并未刻意区分，但我们在展厅中依旧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留法艺术家彼此不同的艺术表达与选择：以徐悲鸿、颜文樑为代表的倾向于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艺术家，往往以现实关怀切入，来寻求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之路，倡导用油画、素描中的透视、解剖、明暗等绘画法则来改造中国画。

与此同时，以刘海粟、林风眠、吴大羽、庞薰琹等为核心的留法艺术家，更倾向于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大都选择以艺术本体切入的形式主义、表现主义来探索现代性之路，强调艺术家个性的抒发与艺术本体语言的探索。

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新的美术观念、思潮、样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审美趣味、生活方式，都通过留法艺术家回国后陆续组建的国立与私立美术学校、艺术社团和举办的各式展览，演变成为新的绘画技法与创作理论，现实与现代两大绘画风格阵营就此萌发与壮大。

回国后，徐悲鸿、吴作人、吕斯百等中央大学艺术系师生1936年合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环境和艺术语境。

这批留法艺术家一方面充满好奇地探求着西方艺术，又恰好赶上风云变幻的西方现代艺术大潮。另一方面，他们不仅无法褪去自身本来的文化基因，又渴望进一步向内寻求传统文化的内核，架起一座沟通东、西方视觉艺术的桥梁。

尽管这些中西方艺术融合的探索和对于中国美术现代性改良的尝试，效果到底如何，仍然需要历史的验证，但我们不难从他们稚嫩的笔法中，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时不我待的求知精神，从他们仍明显带有模仿痕迹的作品中，理解他们渴望投身艺术的赤诚。

面对与中国传统美术截然不同的西方美术文化体系时，他们以高度的求知热情、坚韧的学习毅力，既从学理上研究西方造型语言及其规律，也从文化角度体悟西方美术的历史文脉，尤其是从中感悟到艺术之于社会的重要功能，这些都在无形中凝聚成他们日后坚定的文化信念和艺术使命。

常书鸿在敦煌莫高窟

他们在之后的中国现代美术实践中，大多将不同的文化视野、思想观念、艺术技巧融汇在自身深厚的民族文化基因之上，进行了带有中国审美趣味的艺术改造与表达。

1937年，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有关的风格之争遂成为潜流，以常书鸿、吴作人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冲出象牙塔，走向西部，画出了一条关心社会民生、强调民族精神的写实之路。将写实主义引入中国画，正是因为中国画业已失去的入世精神，希望藉由写实性的画面表达，让艺术重返现实生活，以达成社会启蒙的作用。

与此同时，写实主义也是五四运动以来提倡“赛先生”之科学精神的体现。这表明留学先驱的主体意识与精神指向不是自我孤悬的，而是更多的参与到了社会改革中。把美术作为唤醒民众、启蒙民众的途径，将美术与科学、民主精神充分结合在一起，赋予了美术以厚重的人文价值，也借此揭示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美术“革命”“启蒙”“救亡”的底色。

展柜中，一张发黄的纸上签满了艺术家的名字，这是当年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成员们在李风白（留学于巴黎美术学院）家中举办圣诞聚餐时的邀请函，红烧鱼、洋葱炒牛肉、醋溜白菜等拿手菜赫然在列，充满着浓浓的情谊。

展览着力于对每位留法艺术家作品的梳理展示，对于不同艺术选择的客观描绘外，还通过 “饮水思源：留法艺术家的法国老师们”“他乡之乡：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他山之石：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雕塑”三个附属单元，从文献角度系统梳理了艺术家的师承、交游，以及涉及到的艺术院校与艺术社团。

不仅使之同展览主线中的作品有机交织在一起，追溯了影响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风格变迁的内在原因，打破了孤立地观看这一群体的方式，更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些留法艺术家归国后对后学的影响，对日后美术基础教育标准建构的影响，以及具体创作之外对中国美术现代性探索的精神性引领等问题。

1935年滑田友在巴黎与中国同学合影

前排左起：曾竹韶、廖新学；

二排左起：黄显文、吕斯百、唐一禾；

三排左起：滑田友、常书鸿、陈士文；

后排：王临乙

这段早期留法艺术家在异乡离合聚散的故事，直到1984年潘玉良的4000余幅作品和所藏的大批中国留法艺术学会活动资料被送回国内时，才真正引起学界关注。

我们在本次“先驱之路”展中看到的《艺风》杂志、书信手稿、活动图片和为抗日筹资的原作等珍贵资料，很多都是最后一任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长潘玉良去世后，被运送回国内的。正是这批文献资料，得以支撑我们重新“缀合”起这些早期留法艺术家的个人形象与群体面貌。

方君璧、潘玉良等在潘玉良画室聚会 1950年

我们从中了解到，当年搭乘邮轮前往法国的留学生中，不乏女性的身影。仅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一所学校，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早期，就曾有29位中国女性注册登记过。她们的绘画作品在动荡的时代与个人的不幸经历中大量散失，但她们作为五四运动后的第一批留洋女画家，对丰富中国美术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如今，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动，加上女性议题的延伸讨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女性艺术家在艺术史中的地位。

诸如出现在“先驱之路”展中的唐蕴玉，由于晚年移居美国而逐渐被遗忘，但展览中的作品却证明了她当年与潘玉良齐名的个人才华；方君璧由于其丈夫曾仲鸣与汪精卫之间关系紧密的缘故，曾被牵涉进政治漩涡，但她在绘画上的才情和修养十分出众；萧淑芳则长期隐身在吴作人身后，但实际上她自己也是位出色的画家，透过参展作品可以一窥她的绘画功力。

潘玉良 《执扇自画像》 91cm×64cm 布面油画 1939年

潘玉良 《自画像》 90cm×64cm 布面油画 1940年

不同于中国早期留学海外的女艺术家普遍享有的优渥出身，潘玉良卑微的出身以及早年的流落，不仅让她的画作中夹杂了些许苦涩感，还伴有很强的自我认知。

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潘玉良油画自画像约有19幅，时间跨度从1924年至1949年，其中40年代，即二次赴法之初是其自画像创作的高峰，这种“我”观看“我”的方式在根本上区别于“他”观看“我”，不仅是带有自述性质的“我是谁”，更是各种带有象征意味的符号与细节堆叠而成的“自我重塑”。

红衣自画像

安徽博物院正在举办的“春之歌——潘玉良在巴黎”展，开篇即选用了一张潘玉良1940年创作的《红衣自画像》，与其大多数自画像一样，画面中的她身穿暗红色旗袍，侧身坐在椅上，双手下垂，右手中还拿着一封写有“玉良”字样的信件，身后那块垂挂的花布取代了平日里花瓶中盛开的鲜花，画面同样充溢着装饰性意味的东方格调。

冷静细狭的眼神中透露着些许不易捕捉的寂寞忧愁，但完全没有哀怨，反而无比坚毅，似乎她前半生所遭受的非议也好，独自客居法国的苦难与思乡也罢，都没有影响她一路前行的艺术决心。

经历了旧时代的满目疮痍，潘玉良幸运地遇到了比爱情更珍贵的理解与懂得，此后更是数次出入艺术类最高学府，足迹踏遍中西文化的土地。1921年负笈海外，成为与徐悲鸿同班的较早一批留法艺术家，后再次旅法四十年，最终魂归异乡……

由此观之，潘玉良的一生，倘若仅局限在人生领域，也极具传奇色彩，因此文学和影视剧乐此不疲的对此进行演绎，如若再加上她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绩，这传奇就更增添了几分“戏剧性”。

三人头像

临窗窥视的女人

双人扇舞

“春之歌——潘玉良在巴黎”展，主要将目光投向了潘玉良1937年二次留法，直到1977年病逝于法国的这四十年。

这期间，她独自一人置身巴黎，直面着彼时野兽派、表现派、立体派、未来派等众多现代主义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方艺术的第一线热切感受着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潮流的迅速席卷。

与此同时，西方后印象派及现代派艺术中的“东方情调”也启发着潘玉良，使她在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反思中，激发起了浓厚的民族审美意识，在1940 年以后有意识地将中国绘画的线条造型与西洋绘画的色彩进行结合，逐步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展览分为四个单元，首先为我们呈现了潘玉良在蒙帕纳斯大茅屋画室中创作的大量人物肖像画，以及她运用水墨和油彩，所发展出的摆脱了学院束缚的女性人体创作。另外，大量户外写生作品，反映出她早期在上海美专学习时所积累的素描功底，以及她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技法的吸收。

最后，春之歌系列作品，将潘玉良对中西方艺术融合的探索带向高潮，众多带有西方经典“黄金时代”神话的影子，亦融合有亚洲元素的画面构图、色彩，揭示出潘玉良身在异乡的四十年间，对于“合中西于一冶”艺术理想的追求。

庭园聚会

安徽博物院作为潘玉良艺术作品最大宗的收藏研究机构，在完整叙述潘玉良艺术风格流变的基础上，更通过展览中作品的组合陈列，有意拆解画面构图，进而引导观众理解画面的布局，并通过对画面中东西方艺术风格叠加的层层“揭裱”，让我们感受到以潘玉良为代表的那一代留法先驱，对世界文化极强的吸收与转化能力，也让我们透过她画面中谨慎的印象主义、有节制的浪漫主义、含混不清的立体主义，更为理性的认识到他们那一代人在绘画表现“融汇中西”上的某种局限。

展览设计中的这种解构性随处可见，诸如展厅中并列展示的潘玉良群像绘画初稿《庭园聚会》和七幅独立肖像作品，皆保留了潘玉良已经失落的群像《论画的友人》原貌，可见潘玉良是先画了小型初稿，再逐一描绘每个独立人物，然后最终成稿。

自由写生像

穿红裙的妇女

画院小憩

她这样的创作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潘玉良创作中对不同个体的细节处理以及对画面整体构图的把握。这七位女性聚于私人花园，潘玉良坐在正中审视着画稿，其他六位友人则在一旁讨论她的创作，人物的错落排布，光影的协调柔和，皆反映出潘玉良等人在接受西方绘画训练后，对透视、明暗关系的熟练处理。

海滨乐

除此之外，《海滨乐》《拿面具的女人》《六个女人体》三幅作品，更进一步为我们剥离、展示了潘玉良是如何通过试验不同的构图来创作大型群像的。

歌舞艳声

而在《歌舞艳声》这幅作品中，潘玉良以中国传统绘画的材料、元素和形式重新诠释了西方“黄金时代”的经典主题与构图。

随着画面左侧那位牵马男子的目光，我们能够看到画面中间的一群身着民国时期中式服装的女子，正跳着传统扇舞，右侧的两位女子分别在弹奏琵琶和吹奏笛子。

潘玉良惯常使用的人物构图在这样一幅横向拉伸的画面中，既融汇了西方古典绘画中的经典构图，也隐含着中国传统手卷“连环画”式的布局。

与此同时，融入中国水墨笔法和彩墨晕染气韵的人物形象，与以色块点染和交错线条构成的极具后现代抽象意味的画面背景，成功地将中国的笔墨精神与西画的实体质感巧妙地融汇在一起，展现出了一种细腻、舒展与爽朗的独特绘画气息。

潘玉良为王守义塑像

这些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中国元素，不仅是潘玉良早期艺术语言的积淀，也映照着一颗始终思念故土的心，而她对艺术的热切追求和对命运的顽强抗争，又在她那毫不掩饰的酣畅笔触和绚烂的色彩中展露无遗。

1977年3月，潘玉良参加了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家四人展”，这是她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展览，6月，潘玉良在巴黎逝世，此后长眠于巴黎蒙帕纳斯墓园第七墓区。

1984年，包括她生前收藏在内的4000余幅画作，几经辗转由安徽博物院收藏。

2019年，在法国赛努奇博物馆和安徽博物院的合作下，“春之歌——潘玉良在巴黎”展开幕。

以这样一种别样的方式再现，潘玉良似乎又再次回到了她魂牵梦萦的故土。

1936年在巴黎，中国留法协会会议，研究赴伦敦参加展览会事宜。

后排左起：李瑞年、周轻鼎、曾竹韶、马齑玉、陈芝秀

后排右起：张紫屿、吕霞光、陈士文、黄显之

前排右起：滑田友、王子云；前排左起：张贤范；小女孩为常沙娜

1933年春徐悲鸿在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旅法的部分艺术家在黄显之家聚会欢迎。

前排左起：徐悲鸿，张悟真，马霁玉，郑可，唐一禾

中排左起：黄显之，秦宣夫，刘曲樵，唐亮，胡善余，曾竹韶，吕斯百，常书鸿

后排左起：谢投八，杨炎，周轻鼎，周圭，王临乙

“三剑客”刘海粟、张弦、傅雷与张韵士、贝纳尔的合影

1936年，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参观团在伦敦展览会门前合影，陈士文、常书鸿、陈芝秀、滑田友、张贤范在列

20世纪，包括潘玉良以及众多留法艺术家在内的，这些被时代洪流裹挟而往的人，在他们跌宕起伏中的人生际遇中，却也开拓出一条别具特色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

他们在艺术“弱势”的境遇中，面对“世界潮流”时所做出的探索与尝试，如同20世纪中国美术的精神灯塔，依旧闪耀在历史的深处。

百年之后，当我们回望他们的背影，依旧能够感受到穿越时光而来的历史温度。

 相关展览 

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展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2019年1月12日-3月3日

巡展信息

龙美术馆（上海）

2019年3月16日-6月9日

龙美术馆（重庆）

2019年6月21日-9月1日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青岛馆）

2019年9月15日-10月25日

春之歌——潘玉良在巴黎

展览时间：2019年3月21日—2019年6月9日

展览地点：安徽博物院新馆二楼临时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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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经授权转载自中国美术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