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dex}}/{{bigImglist.length}}

【嘉德春拍】尺牍轩集藏近代教育学人手泽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文/姜楠

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

6月3日（星期一）上午9:30

嘉德艺术中心拍卖厅 C厅

2019嘉德古籍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尺牍轩集藏”专题聚近现代教育先驱和学者于一堂，时间跨越戊戌新政、五四运动，直至新中国成立，讲述了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教育先驱们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思想启蒙。在中西文化激荡、古今时代骤变之际，他们的书写与躬行、言辞与志趣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让我们对近代教育史，学术思想史多了一种新的领悟。嘉德古籍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始终致力于用笔墨的形式来呈现历史原本的样子和崭新的样子。

121年前戊戌政变以失败告终，京师大学堂成为新政唯一的幸存者。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教育行政机关。因此，大学堂的历任管学大臣与总监督，他们的身份也就不止于“大学校长”一职，而是兼有现代大学教育的最早设计师、探索者和实践家等多重角色。

京师大学堂校长府邸，原北京和嘉公主府。

近代第一个倡议建立京师大学堂者为李端棻，他官居一品，不仅是光绪皇帝的得力干将，也是大力倡导全国广办学校、推广现代教育的先行者。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还支持变法，把堂妹李惠仙嫁给梁启超为妻。此件李端棻致陈夔龙的长信写于他去世当年，信中婉拒了陈夔龙提出的为官之请，表明“自壬寅旋里，官场不敢造次”，垂暮之年只愿读经耕作，膝下弄孙——而“壬寅”正是190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之时。

Lot 2148

李端棻致陈夔龙信札

1907年写本

1通5页纸本

24.8×15 cm

1898年光绪皇帝下诏推行变法，废科举，兴学堂，办报编书，命孙家鼐主办京师大学堂，并出任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提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计划设置10 门主科、10 门附科，并要求“总古今，包中外，该体用，贯精粗”，初步奠定了京师大学堂的发展轨迹。戊戌变法的硕果仅存京师大学堂，这其中孙家鼐亦功不可没。

Lot 2149

孙家鼐

仿东坡小楷临唐宫词

清写本

1页附框纸本

26×16.5 cm

继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第三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之后，总监督成为京师大学堂的最高领导者，在总理学务大臣的领导下总管全堂各分科大学事务，统率全学人员。自光绪三十年（1904）始，张亨嘉、李家驹、朱益藩、刘廷琛、柯劭忞先后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一职。在历任管学大臣、总监督的努力下，京师大学堂开设新学科新课程，大量翻译和编写新教科书，开旧中国高等教育风气之先，成为全国高等学堂的表率。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旋即冠以“国立”。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5月4日原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正式就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任命书上由大总统袁世凯盖印，内阁总理唐绍仪和教育总长蔡元培署名。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也是北京大学的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人。他对北京大学的有深远影响有三处：一是主持了北大改革，归并了科目；规定在校教员须专职教学，不得在政府内兼职；开设外语和西学课程。二是在办学方针上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开启蔡元培办学思想之先河。三是顶住了教育部停办北大的压力，使这一学府得以延续。

Lot 2157

严复致张元济信札

1919年写本

1通3页附1页纸本

23×13 cm

1916年9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暴毙三个月后，身在法国巴黎的蔡元培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时任教育部长范源濂以“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恳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希望这位教育改革先驱“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对于蔡元培来说，这封电报并非他与北大结缘的开端。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他就曾在学堂下设的译文馆任教。1912年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之后，他曾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去忠君、尊孔等信条。1916年12月至1927年7月，蔡元培担任校长的这十年被誉为北大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同时以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为标志，新文化运动真正有了实在的阵地，新旧两个阵营最活跃的思想者们由他而汇集在了同一场域。对于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