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讨现场 | 樊枫——当代中国水墨转型的重要个案：城市物象与笔墨表达 - 武汉美术馆

研讨会现场

为配合“怀城——樊枫作品展”，5月17日下午由武汉美术馆与江苏省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城市物象与笔墨表达”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美术馆207会议室召开。

研讨会伊始，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徐惠泉首先代表江苏省美术馆向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樊枫这样一个艺术家，我把他定位成对中国画有所传承的艺术家，他在基本的一些绘画元素方面，我认为他还是从传统一路过来的，他传达给我们的面貌是传统绘画中，兼有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吻合的气息。”

他还强调他“特别关注所谓的传统绘画在当代怎么来体现”并希望通过对樊枫这个个案的研究以及对其作品的讨论，探讨“对每一个个体画家来说，对传统绘画所谓的变革、渐变、融合，应该怎么走，走到哪里”。

本次会议的学术主持、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南艺当代视觉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顾丞峰对研讨会的主题“城市物象与笔墨表达”进行了简要的阐释。

他表示，“在樊枫的作品当中，更多的反映出来的是如何表现城市的景观物象，而不是一个泛而言之的都市。我认为如何去把城市当中所看到的一切，不光是高楼大厦，包括那些自行车，没人要的那些小黄车，包括那种角落都是一种物，加以体现和表达？笔墨又是如何表达这个城市的物象？这才是真正通过城市当中所有的物，来体现出艺术家的思考，这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最关心的问题。”

著名批评家、策展人陈孝信认为“城市物象”的定位并不准确，他指出“樊枫的转换恰恰是由‘物象’而转向了纯粹的‘笔墨心象’！‘物象’属于‘新中国画’范畴，其成就有限。而纯粹的‘笔墨心象’才是具有了现代性的创造性成果。这一点至关重要！”

他强调说：“这也叫‘离象得神’。（黄宾虹晚年的成就正是这四个字，所以，又称为‘黄宾虹课题’）这是中国画向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而樊枫比黄宾虹走得更远——已近乎抽象符号创作。而这个难度更大！”

陈孝信认为“樊枫的笔墨表达可以说推陈出新，让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樊枫在二十多年的辛勤创作当中，一直在艰苦的摸索自己的路，而且又不同于师门，既不同于周韶华先生，也不同于南京的新文人画这个系统，他是一直在摸索自己的笔墨语言和自己的笔墨表达，成为了现代新水墨的一个重要案例，所以他在创作上我个人认为是迈出了一大步，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因此，陈孝信总结说：“我个人认为他（樊枫）是都市水墨里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性的案例，这是一个定位。第二个定位，他是中国画现代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徐勇民从“行政角色”“社会身份”“专业身份”三个方面介绍了他对樊枫的认识，他指出：“无论是从他的行政角色，乃至于他的社会身份和他自己专业的背景来讲，樊枫能够把这三者很好的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够形成他的作品面貌。”

徐勇民认为“此次展览采取倒叙的手法，使得我们在面对他的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画面，逐步回溯到他的过去，是如何形成的，尽管在形态上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这样一种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在传承里面创新，在创新里面传承”综合展示了樊枫的艺术成就。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郑闻在发言中谈到樊枫的绘画有两点十分吸引他：“一个是关于中国的水墨与现代都市的这种视觉经验的惊鸿一瞥，对于转瞬即逝美的捕捉，或者一种生活场景的捕捉”“另一个是他对于当下的绘画贡献，还有一种他对于这种细枝末节，还有现代人个体的体现”。

郑闻指出：“在樊枫先生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把这种绘画，其实不仅仅是水墨，绘画本身的一种灵韵、灵感去激活了一个物象，就使得我们对冰冷冷的建筑场景描绘，里面带有了一种灵韵，透视也是对当下的一种高节奏的也好，或者人跟人之间很梳理的现代生活的现代性平衡，他在里面注入了人的气息。” 另一方面，从樊枫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整个现代生活人格化的描绘，用他个人的人格化理解和气息，给都市生活注入了活力和生命力。”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晓峰就笔墨与时代、城市与自然等话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人们耳熟能详的“笔墨当随时代”这一论调，他在发言中指出：“我从樊枫先生的作品展中看到的是，首先是我们眼睛的当随时代，这个眼睛有两点，一个是视野，一个是视觉，就是你的感觉，看到了才有感觉，我觉得能从作品中看到。

第二个就是笔墨观念问题，笔墨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技法，大家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你经常用皴擦点染，其实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它有些问题没念对，没见到，没有视野，没有视觉，今天这个笔墨当随时代的笔墨意识，我觉得比笔墨技法要重要得多。”

关于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李晓峰认为“如果用水墨语言就是花鸟的城市化，还是城市的花鸟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水墨画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他以樊枫的“新自行车王国系列”为例，说：“自行车画得像丝瓜，还是像花鸟画，这个特别有意思。这种转换就是让工业物，让人工物找了水墨生长的一种新的可能。”李晓峰还指出：“在传统与现代的这个大命题上，我们讨论了几十年，樊枫的创作，甚至是他的想法，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蓝本。”

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评价说：“看樊枫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多向的来看，并不是单一的叙事来看，不然在构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提升文化水平、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各个方面，美术馆它的作用义不容辞，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一个美术馆馆长和他的艺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我觉得美术馆给樊枫打下了宽阔的视野，这个视野使樊枫的作品变化有一个突飞猛进的。”

他还指出在今天这个逆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樊枫触摸到了“现代性”和“现代化”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在用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表征的东西，来记录当代社会，要和现代社会相适应。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在迈向现代性过程当中，如何去实行我们习惯讲的创新性、发展性和创造性。在樊枫的作品当中，一方面强调作画贵有古意，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对现实问题的认识。”

本次展览的艺术家、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在发言中谈到以往人们常常谈“笔墨要为物象服务”，而他在创作中体会到“物象能够为笔墨服务”，他在创作中发现“某些物象很可能很适合某一种笔墨”。

他说：“我在画都市的过程当中，某种程度既是画的一个社会现实状况，也是一种心态的宣泄，也是想表达这种物象，同时表达这种心理以后，无非就是用笔墨把这样一个载体画进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指出现代城市与古代城市的差异在于“更大的变化是人的促进，也许是因为现代社会进入了快车道，也进入了人无法适应这个世界的阶段。”基于这一点，他认为“城市物象这个名词是挺好的，是很新的，和后面的笔墨表达放在一起肯定是有矛盾的。

城市是一个通俗的现代化社会，无论从资本主义进入到什么状态，标志着某种现代价值、现代意义。”此外，他还在讲话中提到了“水墨”概念的“双重性”、樊枫绘画中的“非叙事性”等。

湖北省美术院院长肖丰认为“关于城市和笔墨表达等等话题，都是最核心的两代人，50年代生人和60年代生人比较关心的话题。城市本身就是人造的，它不是一个自然景观，慢慢又形成了一个自然景观制约着人。”

樊枫笔下的城市在肖丰看来“画的更多的是城市的某种机理，比如说层层叠叠的房子，或者是大江里面纵横交错的桥，是人在当下生存的状态和感受的物象化。而物象化的过程中，艺术家是很个人化的自由穿行所有城市和题材之间。”

著名艺术家、策展人、原《画刊》主编靳卫红认为“樊枫避开了简单化的理解现代这样一个事情”，她指出“其实樊枫的画里有一个我们谁都没法说清楚的东西，就是从传统里面走过来长期笔墨的训练和他个人的感受，同时也在我们现在受现代性压迫的社会形态里面的反映，他刚才自己很准确的解释了他的认识，我觉得是他艺术张力的来源，是内在的外化。”

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副院长聂危谷认为：“樊枫的都市题材或者城市物象的这种水墨画，应该是怀着一个传统情怀的水墨和试图突破传统的这个表达方式，寻找到一个新的题材。”

在聂危谷看来，传统与试图突破传统是樊枫作品中的一对矛盾，樊枫通过丰富的笔墨样式和题材上的拓展“做到了把人性赋予了画中的城市”，从而使“作品在熟悉当中给观者带来了很强烈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正是“矛盾”所体现的，也是樊枫作品的独到之处。

聂危谷进一步指出“樊枫在画面的表现上，在笔墨上面，跟他表现的物象是相适应的，他比较强调几何化，圆就是圆，方就是方，柔就是柔，刚就是刚。”

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张兴来认为樊枫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就在于“带来了新的审美创造”。他说：“我见到樊枫的画第一个是看到了黑白，自行车这张画我太喜欢了，这个实际上冲击了我们的审美，看到这个眼前一亮，这就是对审美的一种创造性的”。

江汉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汤湖美术馆馆长王心耀认为樊枫所创造的艺术符号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内涵，他说：“他（樊枫）的绘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有当代的、有构成的、有传统的，他的符号是很纠结的。”

武汉美术馆艺术总监高小林由身份问题出发，谈到了评论家视野上的局限性，从而提出换一个角度来讨论樊枫的作品。他从“自然景观的消失”这个方面对樊枫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自然景观现在确实消失了，甚至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对于特定的人群来讲是一点都不存在的。因而樊枫对城市（都市）水墨的探索，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