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锡爵墓出土印章及其相关印学思考

明代王锡爵墓出土印章及其相关印学思考

文/朱 琪

西泠印社社员

南京市晓庄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摘   要】

苏州作为江南地区文化艺术中心之一，是明代篆刻艺术兴起和繁盛的重要渊薮。1949年后的考古发现，收获了不少明代文人使用的印章实物。苏州地区明代王锡爵墓出土印章实物，是研究明代篆刻艺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对这些图像资料和相关信息进行汇集、整理、考述和分析，对于明代文人印章的鉴定、断代，以及印学、篆刻史、民间葬俗等多个方面的综合研究，具有标本参考意义。

【关键词】    王锡爵　明代　出土印章　印史考证

1966年12月，苏州市郊虎丘公社新庄大队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明代墓葬，苏州市博物馆随即进行了清理发掘，确定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王锡爵夫妇合葬墓。墓葬在苏州城西约五千米左右，虎丘山西南，枫桥东北，南向楞伽山（上方山），离运河约半里许。据民国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记载：

……明王文肃公锡爵墓，外建赐茔神道坊，飨堂毁，存丈二碑十二，仆地均碎，池三层，有翁仲、石狮、石虎、石羝。坟围坊题“建极殿大学士太保王文肃公墓”，围广约二十丈，向楞伽山之大业塔。左建祠，祀文肃像，壁嵌苏州府建祭田碑。全茔地广二百亩。子孙居太仓，尚繁衍也。［1］

文中所述祠、碑今日尚存。

王锡爵（1534—1611），字元驭，号荆石。江苏太仓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会试会元，廷试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累迁詹事府右谕德、国子监祭酒、詹事、礼部右侍郎、文渊阁大学士。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为首辅，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1611年1月）终老于太仓老家，赠太保，谥文肃。清理报告记录，合葬墓为竖井式券顶双室砖墓，据墓室前放置的申时行所撰墓志铭及相关史料记载，确定为王锡爵及其妻朱氏合葬墓。朱氏卒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坟圹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造，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合葬。葬具为楠木棺，王锡爵棺居左，棺盖有双行朱书“□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肃□□□”，尸身保存状况较好。［2］

墓中随葬品有冠服、玉饰、明器等161件，其中有印章2枚。“荆石”（图1），白玉质地，兽纽，阴文，尺寸2.9厘米×2.4厘米×4厘米。“锡爵”（图2），白玉质地，兽纽，阴文，尺寸2.6厘米×2.4厘米×3.5厘米。王锡爵墓出土印章玉质温润，雕纽精致，工、料上乘，符合印主的身份与社会地位。出土时两印用白绸裹在男性墓主的左右手中。

以玉作为印材，战国已有。明代甘旸《印章集说》云：“三代以玉为印，惟秦汉天子用之，私印间有用者，取君子佩玉之意。其文温润有神，愈旧愈妙。”［3］中国向来有尚玉的传统，但对“玉”的划分标准，实际上是以“石之美者”来判定的，这在早期玉质玺印中十分明显。战国以后，玉印多为私印，汉代玉印用缪篆字体，多以砣制，结字方中带圆，笔画婉丽秀劲，在印章艺术中独具风格。甘旸是明代善于攻坚的印人，1969年上海川沙平坟时曾发现一方朱文玉印“东海乔拱璧穀侯父印”，根据款文知为明万历四十年（1612）所作［4］，时代与王锡爵墓出土玉印相近，印为手刻，又系朱文，镌刻难度更大。

“荆石”“锡爵”两印篆刻风格接近，应当出于同一作者之手。由于印面为略长的方形，印文结构也呈拉长的体势，字体则是元明时代常见的将小篆与古文杂糅的形式，多用圆笔，如“锡”字右侧笔画，完全易方直为圆曲，与汉玉印常见缪篆字体不同。“荆石”中“石”字“口”部呈倒三角形，“厂”下加“二”饰笔，属于用大篆系统的传抄古文字，字形与郭忠恕《汗简》中“石”字一致。［5］“荆石”两字笔画起讫皆尖，也体现出传抄古文的笔画形态特征，与汉玉印线条笔画起讫皆方的形态全然不同。“荆石”“锡爵”两印钤本线条粗细并不均一，从长线条中段往往显示出起伏毛糙之感，并有轻微迸裂，应当是出于刀刻而非碾砣，可见作者在篆刻时并未受到汉玉印制作方法与风格特征的影响。

辽宁省博物馆藏《晋人曹娥诔辞卷》有王锡爵收藏印“王氏元驭”（图3）、“锡爵”（图4）两方，其中“王氏元驭”印亦见于上海博物馆藏王锡爵《行书扇页》。书卷上“锡爵”一印与出土同文印体势一致而篆法少异，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此外，王锡爵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书法墨迹《元日试笔次瑶老少师韵纪怀》手卷上，还有“鹤来堂”“荆石”“少保之章”三印；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周曰校刻本《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王锡爵序言后，存有“王氏元驭”“柱国之章”，虽为木板摹刻刷印，已失原印神貌，犹可作为参考。

就目前所见王锡爵所用九印，虽然印文有雷同者，但形态皆不重复。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姓名印，如王锡爵墓出土的“荆石”“锡爵”，墨迹钤印“王氏元驭”“锡爵”，以及刻本上“王氏元驭”。第二类为官职印，如“少保之章”“柱国之章”。“少保”为“太子少保”，属东宫辅臣，正二品，最初负责掌奉太子以观三公之道德而教谕等事，后成为虚衔；“柱国”又称“上柱国”，为古官名，战国已置，后指肩负国家重任的栋梁之臣，明代时“柱国”为十二阶武勋第二阶，从一品。此类印章印文点明印主身份、官爵，但却并非官印，也不是官印的复制替代品，属于游离于凭信功能之外的文人身份用印，介于私印与闲章之间，兼有私印与闲章的作用。广东东莞罗亨信（1376—1457）墓出土的“都御史章”、河北正定梁维本（约1576—1650）墓出土的“谏议大夫之章”，也都属于此类。第三类为斋馆印，如墨迹上的“鹤来堂”，可归为闲文印。

以上王锡爵所用印章的种类、形态变化很多，足以证明代文人用印之普遍与繁盛。明末硕儒黄宗羲曾云：“图章则镵晶刳玉，选象齿，锯贞珉，非篆之极其工且精者勿贵也。自王公大人以下，有事于文翰者，必资之。人不一方，镌不一手，嗜求所好，有不惜金币征四方之能者，累日月而为之，或百计，或数十计，爱垺奇珍，润之以金泥，用之于笺幅、罘罳、罽轴之上，以为辉光，莫不然也。”［6］道出当时文人用印纷繁的状况，表明文人用印在此际普遍脱离表征凭信的实用目的，而成为争奇斗妍式的雅玩文化与艺术追求。

由于王锡爵墓出土印章未有边款，其作者自然成谜，但也留下让后人想象的空间。因为在王锡爵府中，曾有一位精通篆刻的家仆何通。同为晚明时期的太仓人张灏，在明崇祯七年（1634）所辑《学山堂印谱》（十册本）中，录存“篆刻家姓氏”二十三人，附录何通：“此吾州王文肃公家世仆，技颇不恶，故亦录之。”［7］是以王锡爵墓出土的“荆石”“锡爵”两方印章的作者不排除为何通的可能。

何通（1571—？），字不违、不韦。江苏太仓人（一说松江人）。活动于明万历、天启间。精篆刻，宗汉印，取法苏宣，印风苍秀劲健，被朱简列为泗水派。曾手刻印章辑成《印史》五卷（图5），刻秦代至元代史传人物姓名成印，印下附释文与人物小传，共存印900余方。《印史》约成书于明天启三年（1623），有苏宣、朱简、陈居一、陈元素、沈承、陈本等人序记及《何不违印史歌》。［8］

◎ 图5  《印史》书影  明  何通  西泠印社藏

何通比王锡爵小三十余岁，从年龄上判断，符合“世仆”之名。所谓“世仆”，其先代即服役于主家，世代相沿为主仆关系。明清时期，身为世仆不可离主为民，与主家不可平等相称，更不准与良家联姻及读书入仕。张灏将何通附于“篆刻家”之后，并称“技颇不恶，故亦录之”，言语略带轻视意味，可见何通在当时虽名列篆刻家，但终因出身低贱，受到文人轻视。晚明周亮工云：

近取士之额日隘，土无阶梯者不得不去而工艺，故工书画、图章、词赋者日益众。嗟夫，此皆聪明颖异之士，世所号有用才也，不遇于时，仅以艺见，孰使之然哉？亦足悲矣。［9］

他认为，明末清初书画篆刻蓬勃发展，是由于朝廷取士之途径愈发狭隘，无门路仕进者无奈之下而不得不从艺自给，这些能在艺术上有成就的人皆为聪明颖异的“有用才”，但于时不遇，失意之余唯有转而从艺，既能抒发性情，表达才智，又可保持文人本色。这就从社会学角度打开篆刻史研究的缺口，即：在明代虽然有大量贫困潦倒的读书人为谋生计或仕进无望转而以篆刻为业，寻找一种介于读书人与艺术家之间的身份作为慰藉，但何通却不能与他们同列。

何通“世仆”的身份注定他即使精通文史、艺术，仍无法使其从地位低贱的“仆”的身份晋升到更高层面，而勉强被正统文人如张灏认可并接纳为“篆刻家”，已经是一种阶层固化松动的表现。何通能以“世仆”身份读书识字，接受艺术熏陶，与王锡爵家族的文化熏染密不可分，何况他还能以皇皇巨制《印史》传世，在当时社会等级森严的情况下，算得上是一种殊荣。

也许由于何通的“世仆”身份，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评其篆刻为“俗工”，并对人物选择颇多微词：

《印史》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何通撰。通，字不违，松江人。是书成于万历中，取历代名人各为刻一私印，而略附小传于下。……其去取颇不可解，如秦以李斯为首，公孙鞅次之，二人行事无足取，且鞅在斯前，不知何以颠倒。四皓仅取东园公、绮里季，不知何所优劣。汉有孔仅、桑宏羊，唐有李义府、许敬宗、高力士，五代有敬新磨，亦不知何以甄录。其印欲仿汉刻，而多违汉法。

如二名分为两行，复姓乃作回文，不知汉印二名、复姓皆不割裂其文也。又参以钟鼎之文，不知汉印之不合小篆者，多兼用隶法，不用古篆也。班固曰班固孟坚，王粲曰仲宣王粲，汉印无此文法也。刘字、亮字，《说文》所无，参以隶法是矣。庾亮、陈亮乃作谅字，王凝之从小篆矣。李阳冰乃又作凝字，不又自乱其例乎。大抵拘于俗工之配合，而全未考古耳。［10］

事实上，从何通的篆刻水平来看，在明代还是十分高超的，跻身晚明篆刻名家行列毫无问题，尤其当时苏宣、朱简等名家，皆不轻易许人，他们都为《印史》作序鼓吹，可见一斑。

明初改元代平江路为苏州府，隶江南行中书省。永乐迁都北京后以江南为南直隶省，苏州府属之。明代苏州、松江一带，为标准的江南核心地区，经济贸易昌盛，同时为人文荟萃之地。明代是篆刻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吴门地区也成为当时的艺术中心，全国各地印人游艺、聚集于此，王锡爵墓出土的印章实物，对于研究篆刻艺术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标本意义。

王锡爵是读书仕进的文人阶层，贵为首辅，身居高位。王氏一门四代一品，皆雅好翰墨，在明代篆刻风行的时期，与当时颇有名望的篆刻家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其自用印可作为明代篆刻的典型代表，反映出较高的艺术水平。从王锡爵用印实物与传世印迹的多样化来看，他应该也是一位爱好篆刻的文人。其遗印虽然未镌款识，但不难推测应当出于当时名家手制，具有重要的艺术研究价值。

从篆刻技艺来看，王锡爵墓出土印章镌刻于硬度较大的玉质材质上，但刻手所用文字篆法准确且渊源有自，章法安排得当，刀法稳健娴熟，说明当时的篆刻家已经普遍具备驾驭硬质材料的娴熟技艺。墓主选择以玉质为印材，一方面固然是因材质矜贵，能够体现出印主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说明在明代中晚期，文人篆刻的印材选择尚处于金属、晶玉等硬质材料与软质印石并用不悖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稍软的石质印材并未完全取代质地坚硬的印材，印主（受印人）的印材拣择，尚受到传统实用玺印材质的影响，也透露出“金石永固”的心理期许始终深入人心。

王锡爵墓出土印章虽为殉葬之用，但从篆刻艺术的角度来分析，绝非仓促间镌刻姓名置入圹穴的明器。印章篆刻之精到，说明丧主家人是有意识地选择墓主生前所使用的自用印陪葬。此外，从印章出土时在墓穴中所处的位置来看，王锡爵两印分别用白绸包裹，置于左右手中，与同在苏州（太仓）的黄元会墓出土的水晶印一样都置于墓主手部位置，显然蕴含有供奉墓主在阴间仍能继续使用之意，体现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此外，这种放置殉葬印章在死者手部的共性特征，应该也与明代苏州地区的葬俗有所关联。

【注  释】

［1］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卷三，曲石精庐刊本。

［2］苏州市博物馆：《苏州虎丘王锡爵墓清理纪略》，《文物》1975年第3期。

［3］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4］孙慰祖：《出土明代甘旸手刻玉印小记》，《孙慰祖论印文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5］（宋）郭忠恕：《汗简》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

［6］（清）黄宗羲：《长啸斋摹古小技序》，郁重今编纂《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2008年版，第198页。

［7］（明）张灏辑：《学山堂印谱》（十册本），明崇祯七年（1634）钤刻本。此谱另有明崇祯四年（1631）钤刻本，又称为“辛丑六册本”。

［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何通……松江人。是书成于万历中。”今从《印史》序记来看，成书年代不确。此外，汪启淑《续印人传》、冯承辉《历朝印识》等书皆载其为太仓人。

［9］（清）周亮工：《书程与绳印谱前》，印晓峰点校《赖古堂印人传》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10］（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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