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 | 符号统治既是“无处不在”的也是“处处不在”的 - 拜德雅Paideia

回到受难之中

J. 丹尼尔·舒伯特 /文

林云柯 /译

布迪厄在他的作品中对于符号暴力的关注要远远多于暴力所带来的受难。事实上，戴维·史华慈（Swartz 1997: 83）就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布迪厄在“亚文化系统”上倾注的精力相对较少，对于下层的人群所经受的苦难的提及也并不太多。不过，布迪厄所关注的是认识论上以及政治上的合理性，这使他相信统治性的符号系统是作为符号暴力和社会再生产的中介而发挥作用的，而下层的成员则倾向于去适应处于上层空间中的群体的文化信念、价值观和流行趋势（参看Bourdieu 1984[1979]）。布迪厄早期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这一点，但是真正呈现出来还是在《世界的苦难：当代社会中的社会受难》这部集体写作的作品里。在其中，布迪厄和他的同事们将下层社会成员的经验摆到了台面上。所以，如果说在早期的阿尔及利亚研究中，布迪厄更多关注的是法国殖民主义对于阿尔及利亚传统文化的冲击，那么在《世界的苦难》中，他所关注的则是20世纪末的法国社会中，后工业主义、欧洲一体化、移民，以及性别与种族关系的变迁，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审视则直接来自真实的采访，受访者都是那些对这些进程所带来的破坏效应感触最直接的人们。

涂尔干就曾经指出过社会学家所要面对的方法论疑难（1938 [1895]）。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就指出社会学家要研究社会事实，研究真正的社会事物，这些东西都是外在于，甚至是强加于社会中的个体成员之上的。这里的疑难就在于，社会事实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只有通过关注它们在社会成员身上所产生的效果才能对它们进行研究。在《自杀论：一个社会学研究》（1952[1897]）中，涂尔干研究了各种各样的自杀率数据，这并不是因为他对自杀本身有什么内在的兴趣，而是因为自杀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程度的社会融合和规则所带来的。个体数据（这些个体事件的数据统计也是基于人口总数的）让他对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有所了解。在《世界的苦难》中，布迪厄及其同事同样也对个体数据进行了搜集。他们所展开的采访工作历时三年之久，从不同的人们那里搜集了大量的故事，这些人都经受了20世纪末本地社会与本土文化所发生的变迁。而这本书所包含的内容就取自这些采访，其中个体对于其经验的描述都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种种社会情形，比如社会隔离与孤独感、幻灭与替代、边缘化与排斥、家庭暴力与离析、药物与酒精的使用与滥用、抑郁、失业、沉默、犹太生活与居住条件退化、病态、霸凌、贫困、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1]

尽管这本书所记录的都是个体的受难经历，但是这些故事为读者提供的价值在于，这些个体说出了这些苦难的分布及其社会与文化根源。他们用个人之声来讲述个人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对符号暴力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所进行的言说。因此，他们同样是在以社会之声言明社会的故事。比如说，此书的合作作者罗西纳·克里斯汀（Rosine Christin）就谈到了一个叫作玛丽丝（Maryse）的讲述者：

我发现你必须倾听不同的声音，比如像玛丽丝这样，她能够谈论一种被集体历史充斥的生活，而这却只能通过个人语言才能够表达，“小事情”，女人的事情，这些总是被官方历史所排斥，就算它们是由女人自己写出的也是如此。

（Christin，引自Bourdieu 1999a[1993]：360，强调为我所加）

在某种社会设定里情况确实如此。研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且正如克里斯汀的例子所显现的，必须运用一种反思伦理和政治意识，我们才能发觉这些聆听是多么的重要。事实上，这种研究对于讲述者本人来说也有潜在的益处，尤其是在论及他们所正在经历的苦难之时。如果在他们所建立的叙事中，其自我就是真实的自我，那么他们也就被呼唤加入研究。主体性于是就得以显现。[2]

布迪厄及其同事在《世界的苦难》中所做的工作为正在发展的社会受难领域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以符号暴力之名行“真实”暴力之实，这种不平等在社会中比比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工作是对其他社会学成果的补充，比如亚瑟·克莱门及其同事（Kleinman 1988; Kleinman et al. 1997），维纳·达斯及其同事（Das 2006；Das et al. 2000），以及保罗·法墨（Farmer, 2001；2004）工作的补充，他们都审视了社会暴力分布（包括身体及符号上的，虽然没有使用符号这个词）对于边缘化人口的影响。[3]布迪厄的工作也进一步地鼓励了其他研究者对于社会和结构性变化所进行的进一步审视，在剧烈全球化的今天，这些往往都是符号暴力的结果。《世界的苦难》就是这类研究项目的一个典范，因为他对法国20世纪末所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变化及其危险的后果进行了整理——一方面是对于那些习性建构于“二战”前的社会行动者；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目睹了父母的受难，同样也经历着社会变迁给自己生活和未来所带来的影响。

在《世界的苦难》和在本章所提供的一系列事例中，受难与符号暴力是习性与场域不吻合的结果。无论是由于剧烈的历史变迁，还是仅仅由于人们在社会情境中因缺少有效的各种资本形式而无法找到自己的定位，符号暴力都确确实实在发生着。关于习性是不是来自一种符号暴力的建构，在布迪厄的著作与学术生涯中对于这一点的坚信几乎没有动摇过。拓展开来，一切场域都具有内部等级，并且一切场域最终都是权力场分配的结果，而习性又反过来助长了场域中、权力之下的行动者之间的不平等性。这种习性结构最终助力了社会排他性的再生产、阶级划分，以及符号暴力。

有些读者也许会觉得，过于关注符号暴力所带来的戕害可能会导致“真实”暴力所带来的苦难体验被忽略。不过，这种消弭符号暴力现实性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暴力。之所以要否定这种看法，是因为“真实”暴力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如符号暴力那般深刻，这种看法只会把受难者的处境归结到他们自身痛苦和悲惨的正当性问题上来。这种对符号暴力真实性的否定实际上就是把问题归罪于受害者：

用物质上的贫困来作为单一的解释受难的途径，这会让我们看不到也无法理解整个社会秩序之中受难特征所处的真实位置……这会使得可分析的社会空间成倍地增长，它只是助长了所有类型的一般性受难的不可测性。

（Bourdieu 1999a[1993]: 4，强调为原文所加）

把符号暴力作为一个概念来界定，并用来命名社会现象，这不仅对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这样的学术领域来说非常有价值，同样对于政治领域（广义上的）也是如此。布迪厄界定出了一种暗中为害的暴力形式。由于它常常是被误识的，并且（在某些层面上）比其他的暴力形式更为温和，对于它的反抗也是殊为不易的。“符号统治……就如同某种你所呼吸的空气那样的东西，某种你感觉不到压力的东西；它无处不在，同时也处处不在，因此想要逃脱它的控制就异常困难”（Bourdieu，引自Bourdieu & Eagleton 1992e: 115）。它之所以是无处不在的，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符号系统里，生活在阶级性与分类性的系统里，被强加以阶级分异，以及知晓世界与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方式，这些都从根本上散布着苦难，并且限制着我们对于改变世界之可能性的想象方式。它同时也是处处不在的，因为它既温和又微妙，我们无法太具体地感知到它的存在，更不用说还能发觉它们是绝大部分暴力和受难的根源所在。

不过，现在我们具有了能够参考的整体性工作，它让我们记住符号统治事实上既是“无处不在”的也是“处处不在”的。布迪厄式的社会学界定出了符号暴力以及由其所带来的受难。对于布迪厄来说，社会学是这样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符号暴力得以被视为真正的暴力，并且虽然这样的社会学无法改变世界，但是却能够界定出“批评的时刻，这一时刻打破了对于均态时间的日常体验……所有的事情都成为可能”。虽然这种社会学并不给出特定的行动方式，但是它鼓励了一种对于任意性的符号统治的本性“正在生成的意识”。布迪厄提醒我们，世界是由社会和历史所建构的，在其建构中，阶级分异的建立和再生产是一种暴力的结果，而这种暴力是通过符号表达出来的。正是由于深刻地认识到了阶级的建构性，政治行动才得以可能。如果世界就是被建构的，那么它也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及被另一种语言所重构。[4]那么，对于符号统治和暴力进行反抗的可能就在于一种异质性的形式当中，我们用布迪厄自己的一句话来总结：

异质性的话语——它因此摧毁了佯装清晰和自我确证的正统观念，后者是一种虚假的信念复归，一种通过中立化而达到不朽的权力——包含了一种变动不居的、具有颠覆性的符号力量，这种力量使得被统治阶级潜在的能量能够得以释放。

（Bourdieu 1991a: 277, n.8）

注释

[1] 这些故事就是由亲历者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的，而不是该计划中的研究者所讲述的，对于布迪厄（特别是，可参看Bourdieu 1991a）和其他研究者来说，他们都有可能不经意间代表了亲历者本人，由此就带来一种符号暴力。学术研究者或者其他专业人士都有可能仅仅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进行主题研究。

[2] 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多受难者本人关于道德问题的发声，参看弗兰克（Frank 1995；2004）。

[3] 对于布迪厄受难研究所做出的最清晰的评价来自伊恩·威尔金斯的《受难：一个社会学导论》（Wilkinson 2005: 94），此处他指出了布迪厄所说的“一般受难”是由于边缘化与无力带来的结果。

[4] 这是一部布迪厄诸多论文合集的英译本，这个恰如其分的标题至少包括以下三层意思。《换而言之》首先指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外一种语言；其次指对于理论观念做出进一步的阐释；最后指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用其他语言可以创造另一种世界。另一种语言使另一种世界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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