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 | 修正主义加速主义（下）

[1]修正主义加速主义是一个双重的思想试验田：

1）借用目前对加速主义的批评，并将它联系上在中国同样带有未经反思的科技崇拜情绪； 

2）借用这个充满争议的论述来命名我们的写作，修正主义加速主义具体考察了已经实际发生，而且很有可能重演的加速主义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正主义加速主义尝试一种去疆域化的实践：将加速主义的组成部分从将它的哲学起源剥离开来，并将它们修正为一个更为复杂的思考模型，从而面对人和技术的问题，并探索不同的时间性和带特殊性的主体。

历史性地看，也许加速主义正是修正主义的压抑回返。在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星群中，铁托自50年代起以强人政治的风格实行工人自治，将南斯拉夫带离苏维埃式的计划经济；而赫鲁晓夫在苏联，则同步从政治体制上与生产力上进行改革，但在大型的危机中宣告失败。计划经济在转型时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将无产阶级革命能量安全转化为群众的生产冲动。修正主义是当时调动社会和政治动能的一则咒语：反修、防修。反过来说，各种修正主义的政治体制，不能说没有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治理方向：既不能落于赫鲁晓夫的政变结局，也不能落入铁托一人当政的局面。这意味者军事冷战和政治斗争的热力学积累需要被引流，并进入通过追求科学技术和经济而带动发展的政治愿景里面。

特区的规划是不均地理发展的政治建筑。运用责任制度的试点实验，并在成功以后扩大实施——这种弹性的政策强调法令和意识形态之外的特例。如今，划区一般被视为新自由主义为跨国资金解疆域流动的非地方化。而为了避免受到政治上的反弹，在邓小平命名经济特区的由来则来自1937年的陕甘宁特区。在国共合作的情势下，共产党的行政根据地被划为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特区。邓小平在1978年，开创这个制度外的空间；在1992年，没有任何官职的情况下，到上海、深圳等城市游击式地进行南巡讲话，并最终巩固并延续了改革开放政策。这两件事，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历来擅长的不对称战争。若做个比较，1934年的长征最终走到了延安，战略上大后方的薄弱地带，而1980年的深圳，则是一片意识形态斗争的边疆。那也是改革开放之前，闲置劳动力逃港的路径。这个边缘地带让局部的试点免于被攻击为修正主义，并得以将市场经济写入红色长城星球之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实并不是将经济真的视为看不见的手。这种“计划过的市场经济”的不均发展背后，实际上也是种军事复合体。深圳蛇口大量征调了工程兵进行早期基建，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隔离在一定区域之内，进入特区还需经过武装的关口。换句话说，资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随处可被观察到的7。

7 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红天鹅：中国非常规决策过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

1979年设立蛇口工业区的招商局起源于1872年的洋务运动，80年代初的舆论认为，这场改革开放是中国第二次的洋务运动。不同之处在于，中体西用的体系将技术的思考（体）和使用（用）拆开来本身就是个问题8。换句话说，单单注重军事武器硬件的改革，而不触及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引进西方技术的举措——合资政策——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中体西用的创造性修正。当时的合资以技术及资金的引进为主，搁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问题（体），并着重在其实用层面（用）。

8 Yuk Hui,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Falmouth: Urbanomic, 2016.

改革开放时代的技术官僚必须小心处理合资政策可能带来的政治冲击，以避免被批评为修正主义者。他们的内在目的和工具的论证体现在这样的想法上：共产主义若是目标，就要先忘掉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事实上，一些改革开放早期的技术官僚，也谈到计划经济之于技术创新的困局9。当时透过合资产业实际引进的技术，更多是民生工业的产业链。例如中德合资的大众汽车，便在80年代中于江浙沪一带，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上百家标准化的零部件配套厂10。

9 傅家骥，《技术创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孙冶方，《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10 马丁·波斯特，《上海1000天：德国大众结缘中国传奇》，中信出版社，2008。

这是个不错的开始，但离真正让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本质掀起转变的时间点，还有十余年。山寨手机浪潮在2004年之后出现，几年之间激起了芯片市场的重力转移。这股浪潮也许最佳地诠释了许煜所称的“没有现代性的现代化”。60年代，全球技术生产链开始垂直整合，而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主导的技术变革之前，中国的技术改革也许仅处这一生产链末端，没有跃升的契机。上述所谓垂直整合的技术，通常是指高科技产业运用自身不断更新的商业和生产模式，以及产品的升级做筹码，并支配全球各处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让这些产业的产品，能在最有效生产的几个不同的地点进行模块化的组合。特区的出现，正如硅谷毒物联盟的创办人泰德·史密斯（Ted Smith）所描述的那样，“其规划提供了促进及加速科技扩散进程的基础设施，并在地化了半导体公司间的垂直分工。”11

11 Ted Smith, “Preface to the Chinese readers”, Challenging the Chip: Labor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Global Electronics Industry, trans. Citizen of the Earth Foundation, Taipei: Socio. 36.

2008年，一名中国女工在生产线上的照片不慎存入未销售的iPhone手机中，迅速在网上走红。当时iPhone主要由深圳的富士康代工厂生产，生产线上的工人大多为女性。

这场技术革命，劳力密集，由硅谷（上）至深圳（下）进行全球整合。其中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各种政治和商业权力所垄断，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山寨经济。纵然这种垄断还没有被山寨经济改变，但可以说后者确实暂时打乱了技术原有的治理规则。将这种在技术上大量进行拟仿（technological mimicry）的经济用中文拼音的“shanzhai”命名，是将无监管、无核心技术的加速生产过程污名化为一个没有文化本质的生产无意识，而这一污名化的现象源起于文化本体论的缺失，或许更值得我们讨论的是山寨经济为技术提出了怎样不同的参考点12。

12 韩裔德国哲学家韓炳哲从文化–历史潜意识层面对此进行辩解。他将山寨视为古典中国的临摹传统的当代延伸。但本文更着重以唯物角度思考这个现象的技术本质。见：Byung-Chul Han, Shanzhai: Deconstruction in Chinese, Trans. Philippa Hurd, Cambridge: MIT, 2017.

套用马文彬（Ackbar Abbas）的说法，这场山寨变革可以说是“技术分工的底层从技术、经济和文化角度，对全球化过程发出的回应。”13 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技术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点。可以说，这次技术和市场的竞争可以被称为是典型的“降维打击”14。在2004年之前，智能手机芯片设计的技术门槛及采购成本基验一套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将芯片研发、软件设计及生产制程以整合的方式提供给下游厂商采购，使以深圳华强北为主的手机装配链，得以有可能进行少量、短周期的产品制作。即便2008年之后，深圳的产业政策引导了一次高科技的转型，让山寨文化过度到品牌文化，在这里最重要的仍是技术的速度和经济成本。它体现在周边的生产车间的链条，让新创产品的研发能够一站式到位。这一对全球市场占有率的降维打击，关键在于劳力密集的末端装配链，以及配合智能手机普及化的人口消费需求。可以说，消费和生产的人口基数仍是能够改变技术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案例不断试图回答的，也许并非人和技术的关系，而是提出如下的一个角度：技术和人的关系其实是由人口基数——作为消费力或者产能——所定义的15。

13 Ackbar Abbas, “Theory of the fake”, in HK Lab, Laurent Gutierrez, Ezio Manzini, and Valérie Portefaix (eds.) (Hong Kong: Map Book Publishers, 2002), 312–23.

14 降维打击，出自刘慈欣的宇宙达尔文主义科幻小说《三体》。小说描述太阳系遭受二向箔攻击化为二维世界的毁灭性外星技术：“如果人类适应了三维，去掉一个维度，进入了二维世界，那么人类就会因为缺少了原来所适应的一个维度，而无法生存。”而用“降维打击”的说法描述企业竞争改变游戏规则的案例，则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开始大量流通。

15 实际上，包括改革开放当时启用的技术官僚中，也有抱持从人口规模的角度理解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认为传统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西方现代化的技术，在于前现代的技术发展以经验为基础，因此主要决定因素在于人口规模，而缺乏以科学和实验为主导的工具理性精神。见：吴敬琏，《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尽管实际存在的加速主义论述基本上是枯燥无味的，好像是种没有文化的幻想，然而，对于规模的非人类幻想，即：将人抽象成为人口，则又在现存的各种当代中国的文化文本中随处可见。譬如近期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德国在2013年工业4.0模型的智能化制程作为蓝图，声明工业制造是“国之重器”。这一计划中将核电、大型基建的产能拓殖到其它国家的举措，同时也看得出来当代中国对规模的想象，即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方式，正是其思考工具和时间关系的切入点。

2004年，所谓的山寨革命才刚刚开始；当时在深圳博物馆（1988年开馆），已经有了关于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常设展，其涉及的历史几乎与馆史相当。不难想象，这是一个几乎在实时更新的关于当下历史的展览16。作为长期的观众，不难感觉到，深圳博物馆的场景复原装置似乎用得比其他博物馆更为密集：也许因为这并不难实现，所有材料都能够在博物馆附近找到。仿佛深圳除了完整的手机加工生产链以外，关于历史记忆的装置也有无缝的生产链，来进行叙事的不断翻新。而为当下发生的事件所做的最佳记忆工程，便是预先安排好它在博物馆中的位置。

16 在1988年开馆时就有了“今日深圳”的常设展。

改革开放前历史展厅 （深圳博物馆，2017)

? Woo King Tam gwiam

一场改革开放常设展的典型叙事方式往往从改革开放前劳动力大逃港的景象开始；自80年代起，一整排流水线的场景也是很好复原的对象；三天盖出一层楼的国贸大厦施工场景图则占有最大的一个展厅空间。人口规模的指涉不仅仅是技术的参照点，还是博物馆展示的参照点。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其中一组2004年的复原场景，则是个对照性的装置。在展厅中，你会先看到80年代工厂女工宿舍，外观非常的简朴，看得出生活状况几乎算是贫困。而一旁边展出的领导人的室内陈设也没有差别。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东西少的可怜。

基建工程兵杜泰荣的画箱 （深圳博物馆，2017)

? Woo King Tam gwiam

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宣传，号召人民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为所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这样一种展览很容易被来自对立的资本主义叙述模式攻击，被说成是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悲惨写照。在当时有关深圳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下，两种对立的解释都可以有效的激发出一种晦涩的爱国情操和牺牲精神。作为一种现代献祭，争论的最终结果就是把物质成就作为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深圳变成来一个激进改革的试管和开放的窗口。各种差异化极大的工业化模式在这里并行不悖，从19世纪可怕的工厂模式到后工业模式，同时，本地的宗祠活动依然活跃。不同时期的历史片断在这座特区城市被混合在一起。这里是一个活着的人类遗址，市民随着时间推进所脱下的残骸，即刻就在博物馆呈现。而为历史贡献材料的人们，如果还没回乡的话，也都还生活在城市中。

中国未来的图景是什么？不妨简单勾勒近年在中国的视觉文化领域发生的景象：自中国本土的科幻热开始，出现许多关于亚洲未来主义讨论以及展览；它们正无意间与新闻和投资领域内对AI和科技奇点的期待，组成一个带有技术乐观以及文化扩张倾向的声音。这些来自于中国的技术乐观论的、有关未来探索的声音，会不会是一种单手击掌——亦即反思的缺席？

观察未来几年加速主义和中国知识圈的互动之所以重要，在于中国的体制本身就蕴含了加速主义那种脱离人道主义管束，以最大化资本和技术发展的若干特征。如果说，加速主义这种笔直穿越资本主义建制的提倡，在西方还有一种反思的论述将其左翼化，那么，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理解加速主义以及当代的失向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

这种失去参照方向的问题，不无谬误地体现在认为当代中国“从未来而至”，而让西方传统左翼看似沦落到保守主义位置这样的论调17。事实上，这种言论在当代中国不难获得广泛回响。传统政治光谱中的所谓自由派、代表“西方”的“政治正确”的一类价值观，在近几年便经常被这种逆向全球化的影响力挑战。

17 Nick Land, Fanged Noumena: Collected Writings1987-2007, eds. Robin Mackay and Ray Brassier, Falmouth: Urbanomic & Sequence, 2011.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出发，许煜如此描绘这种方向错乱（dis-orientation）之于东西文化、技术的原因：

（文句顺序经过编排以适合上下文）

18 Yuk Hui,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Falmouth: Urbanomic, 2016. 195-6. 许煜在这本著作中试图为今天的“对未来的热情”提出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想要为当代的全球社会中高度同质化的技术–时间思维找到一个矛盾点，就必须要有一个与这种技术只是对未来资源的掠夺这种高科技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技术想象。他用寻找一种“宇宙技术”来概括这种差异技术哲学的探索。即各个文化中以有机的态度面对技术与自然之间平衡关系的不同哲学历史。他的论述着重这种对于技术的思考被整合成“全球同步”之前的技术想象，而本文的视角则着重于：如何描绘这种当代中国的“对速度的热情”背后实际上抱持的意识形态：即一种加速主义热情。

如果用第三章所列举的案例进一步阐述这种技术的全球同步观点，我们可以看到，2004年在深圳兴起的山寨手机浪潮，实际上是1960年代起硅谷硅芯片全球垂直生产链的某种黑暗版本的同步：它们共享相同的技术产业链，其存在都需要速度来维持。它们的差别仅仅在于被垂直分配到不同的阶层。而正是这种不同的阶层在规模和速度之间的竞争，进一步解构了原先的疆域，并形成同一技术产业链的亚文化，或者说是一种“修正”。

颠覆传统政治的光谱的加速主义看似是政治论述领域中的亚文化（一般而言，亚文化意味着被主导的符号秩序压制的文化实体，而其突变的频率更为捉摸不定），而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被压制的事物不会成为亚文化，它们会成为修正主义。与上述情形相关，修正主义和加速主义不无相似的一点在于其政治光谱难以被定义：比起与之竞逐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这些倡议往往表达了主流之外的另类选项，并带有一定程度的激进性质，反而在话语斗争中被主导性的话语划为右派。正是因为用既有的疆域来描绘这种突变中的情景，让我们无法清楚描述特区的政治和产业对既有事物秩序所进行的修正，导致了方向的混淆。在这个解疆域化之后的失向中重新寻找一种反思性的提案，我们称之为修正主义加速主义。思考加速主义的重点也许不在于描绘技术奇点之后的景象；如果修正主义是加速主义的过去，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修正加速主义的方向。从这个视角看来，这种文化的失向并不是没有其方向性，它的坐标只是不断被资本重新导向：在改革开放的渐增式回路中，资本的加速反馈端刚好都是政治斗争的边陲地带：深圳、上海。而它所激起的补偿效应，即其地缘政治和人文危机在这个中心幅奏的外围区被引爆，例如计划经济的工业重镇山西、东北，就在90年代遭到重挫。

这个将改革开放视为一场对于未来积极投资的治理性工程的提案，并不是倡导一种中国的特殊性：这个提案应能在垂直整合的全球技术生产链的各个末端节点中找到不同的技术和美学的反思契机。并且，这些节点将蔓延到全球超过3,500个特区之中19。

19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截至2006年位置，130个国家中就有超过3,500个特区。转引自：Keller Easterling, Extrastatecraft: The Power of Infrastructure Space, London: Vers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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