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文章 | 纸本·设色：关怀与趣味

展览日期：2018年9月23日——11月11日

策展人：杨天歌

艺术家（按姓氏首字母）：托马斯·盖勒、高佳醇、郝浩然、黄成、尤利西斯·卡瑞昂、李超、李俊男、李燕华、乒乒翻、克里斯塔·齐格勒、丝瓜集团、王波、文皆俊杰、耶苏、塞西尔·于梅尔、特莎·泽特尔、张可、周泽亮、朱湘

“纸本设色”这一概念来自于中国古代绘画，但借用于这次以书橱空间为主体的展览中，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寄感怀于当下。“纸本”与“设色”在这里拆分使用：承载文字与阅读性的“纸本”指向的是社会关怀的问题；而传递形式感为主的“设色”讨论的则是艺术趣味的选择。这种表面的二元结构并非是将关怀与趣味对立，简单化地把社会视为物理的政治空间，将艺术归为精神的审美空间，以此切断彼此的关联；相反，展览意图考量的是在今天的共生状态下，艺术之于社会的相对位置。由于相对性的定位，艺术力图趋避的是忘却自我的社会或政治行动，也反对着割裂于现实的自我沉迷。艺术如何发自本心地关注社会，同时冷静地耕耘于自身，是本次展览的初衷和疑问。

诚然，这并不是崭新的发问。自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来，机械劳作的重复性、人性的异化和工具理性成为新的认知现实和感性状态，因此，一种文化和美学上的现代性（如波德莱尔所倡导的唯美主义）常常持一种敌对性姿态，以此反抗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心态。唯美主义的出现，意图遗世而独立，出淤泥而不染，寻求一种美学自律。然而，这样的一种超脱并未使得艺术发展全然走向自主性的道路，因为对社会的感知与投入从未缺席。如彼得·比格尔所言，相较于唯美主义的卓然于世，前卫派毅然选择成为历史的带动者，它们如尖兵，力图倡导着艺术直接在现代社会发挥功用。西方的唯美主义和前卫虽然出现在同一时期，但亦或对形式、亦或对社会介入有偏爱与倾向。不过毫无疑问，它们都明确感知并反省着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因此，尽管流派上唯美主义和前卫派似乎势不两立，但是根本而言，关怀与趣味都无疑明确地在场。

同时，现代性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西方的问题。回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风云际变的清末民初，在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现代性的焦点有所游移，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表达各异，从文学到艺术，从洋画到国画，但是亦不曾离社会现实千里之远。对于作家也好，艺术家也好，注重内容还是注重形式会有灵活摆动，在“感时忧国”的道德义务和整体关怀下——或者说中国本土的现代性的召唤下——形式主义和文艺技法带来的“趣味”亦发出清亮的声音，尽管这种“小资产阶级”趣味曾遭强烈批判（如30年代革命文学阵地“左联”对坚持美学探索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与压制），但这也无疑证明了在文艺创作中情趣与美学的难以剥离。反之亦然，有形式追求的创作者，并无碍于其社会关怀。比如，中国现代主义绘画的先驱林风眠，1928年初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院长时，亦在《致全国艺术界书》中呼吁“艺术运动”，并以艺术运动为“职志”，并于同年8月在学校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可以说，革命和改革的诉求与布尔乔亚的趣味和审美，便是在百年前的中国互相激荡，在优秀的文艺作品中互为表里。

当然，从当下的视角看，关怀与趣味这一看似宏大且几乎亘古不变的母题又无疑有着特殊的指向性。针对当下的反思构成了本次展览的大致背景：一方面，关怀在社会层面变得殊为不易，而艺术找寻社会介入的连接点也纷繁乱目，甚至指向茫然，艺术的发声已然艰难，其效力更是难寻。另一方面，趣味这一值得讨论的议题，简单化地被大量美术馆吸收并转化为营销手段，纯视觉或是纯感官的体验，使得大量的文化生产徒有其表。本应承载着社会使命感的大量美术馆，成为了娱乐消闲的拍照胜地，知识生产遭到忘却，趣味崇拜大为盛行。这也许令人反思，只是“有趣”是远远不够的。

由此，本次展览有针对性地选择作品，直面这两方面的问题。“纸本”的议题对应着“关怀”，着重呈现文本性和思想性的尝试，这是因为，在肤浅的快消文化当道的今日，比起过眼烟云的图像和视频，文字的书写与阅读往往更加耗时耗力，而这些回归文字与阅读的作品，因此摆出了沉默却强硬的挑战姿态。诚然，文字生产在今天亦不都是严肃的，很大程度上，它是过热的，同时又是冷漠的。如今，文字生产变得轻而易举，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媒体中自辟领地，自说自话；但另一方面，具有宽厚的历史和社会关怀的书写却几乎成为了奢侈的妄想。这样的艰难源自科技助推下阅读习惯的变迁，也有消费主义下营销视点的牵引，更有各个层面、无处不在的审查的影响。

搭载着文字的纸本，除了图书，主要是随时代不断更新的报纸与杂志。在媒体界，“纸媒是否过时”几年前似乎还是讨论的焦点，如今早已成了明日黄花。电子媒体与自媒体当道的如今，文字让位于图像，图像让位于短视频，传媒界的焦点也从“纸媒的命运”转为“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于是放眼大众媒体，眼球与流量成为目标，深刻与严肃逐渐稀缺。同时，严肃的声音不受待见，更有社会审查的直接原因。在临时、点状的报道都能即刻遭遇清除的当下，任何事件的深挖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据学者张志安《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2017年全国调查记者仅余175名，比六年前减少了159名。更无望的也许是新一代的态度，新闻理想日渐薄弱，社会情怀似也衰退；与之对立的，“佛系青年”的态度成了被拥抱的标签，这种表面上宗教性质的无所谓和自我放任，实际上是一种失去锋利的屈从。

尽管很大程度上，当代艺术无法从效率上和影响力上和媒体界相比，但其艺术的立场和视角使发声和留存记忆成为可能。况且，关怀不分领域，真正重要的是主体的建立与行动。由此，我们乐于见到展览中有关怀度的历史省思或当代观察，而非“佛系青年”般的聊以自遣与得过且过。

在创作中，当关怀成为艺术的一部分，自然面临着语言转化的问题，而趣味的问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油然而生。展览中，“设色”的定位即对应着“趣味”，这既是作品中能直白感受到的艺术家的审美倾向，又意在探讨更广泛的领域中观众的趣味。空谈趣味是奢侈的，正如古训讲“谈其口味无争辩”。于是，展览使用的一个策略，即并置了口味迥异的审美趣味，有活泼，有死寂，有过往的社会主义姿态，又有时髦的后网络趣味。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并置并不是取巧故而无所不包的选择。展览中的作品，尽管趣味上各有不同，但是艺术家都乐于自我发问，斟酌于特定的艺术语言，以自我认知为基础进行媒介突破，而不是流行风潮感召下的趋同。由此，“趣味”成为了有源之水。

当然了，谈及“设色”和“趣味”，这往往是视觉性的，具有形式感的，甚至是更加关乎艺术本体的；同时，相较于通过文本描述的深刻关怀，这又常常是难以的细究的，玄之又玄的。也许，这也是趣味有时变得太过浮华、甚至无聊的原因。如今，所谓的“网红展”居多，而趋之若鹜的人群中，追求表面的“趣味”和“美”的观者也是多数。艺术的灵韵、美术馆“美”的灵韵，并未在机械或是数码复制时代有任何凋零。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人们拍摄与复制类似的场景、与美术馆合影，和艺术品自拍，并发布在类同的社交平台，获取相似的赞美，这成为了当代的美术馆和视觉展览能够吸引公众的重要原因。它们协同构建了线上想象的审美共同体，消解了“审美”背后的复杂性。艺术家的审美情趣往往接搭着作品的内容和主题，但诸多以拍照为目的的参观与欣赏，往往抽离了作品形式所生根的坚实土地，转而将干涩的表象填塞到虚拟的网络空间。作品表达的关怀与省思、对应的趣味审美逻辑，通通在拍摄中脱离了语境，唯留下装饰性的趣味。美术馆和艺术的光晕往往自足地填充起“趣味”的合法性，但这本应是批判的立足点，而非被滥用的权利。这个时代众多美术馆“网红展”的频现，大规模的自拍与分享的集体行为，是割裂艺术形式与内涵诉求的时代征兆，是告别深沉、走向肤浅的表征。这种“趣味”的单方获胜，甚至对艺术体系是沉重的一击。

因此，需要再次指明的是，关怀和趣味无法对立，正如本次展览汇集的众多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所展示的那般，他们有的以关注的议题为切入点，以独有的形式感和趣味性呈现出来；或是，以追求形式突破为主旨，并使其随着思考的纵深丰富起来。因此，尽管展览的策展思路将展览按照主题分为四个部分（楔子、志怪·历史、混乱·现实、审美·趣味），但是整体呈现和布置上，他们有所穿插交织。这既有视觉上的考虑，亦再次申明了关怀与趣味互不割裂的主张。

我们相信，这些作品在趣味上是能打动观者的，以此，她们更引领着我们走入幽静的小巷，纵深探索，见微知著，托物言志。

展览现场局部

展厅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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