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回子,我们说到了羽太信子无师自通三十六计,使用了一招反间计使得鲁迅兄弟反目。
很快地,鲁迅带着妻子和母亲离开了八道湾,在别处找到了临时住处。
从这以后,直到母亲去世,周作人都没有负担过一分赡养费。
而八道湾里的房子,本来也是鲁迅付了大头的,如今是鸠占鹊巢——八道湾的实际主人已经是羽太信子了,按照鲁迅的说法,八道湾就剩下一个中国人了——里头几乎都是信子的娘家人。
有一天,鲁迅去八道湾搬取留在那边的东西,不料周作人夫妇竟大打出手。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记有这么一段: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至于究竟是什么“秽语”,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更过分的事,为了巩固自己在周家的地位和让妹妹永远给自己作伴,羽太信子竟然撺掇起妹妹芳子和周建人的婚姻。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
“羽太信子虽然有心控制一切,她在周家毕竟势孤力单。于是想到身边需要有自己贴心的人……为
了让妹妹能够永远留在身边给自己做伴,像使女那样服侍自己,并使她对自己有所依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周家内部解决芳子的终身大事。
……有一天,她先用酒灌醉了建人叔叔,再把芳子推入他的房间,造成既成事实。因此,后来父亲(鲁迅)对母亲(许广平)谈起叔叔的这桩婚事,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的。”
在此间,周作人依旧无所作为。
2
周作人在八道湾故居前
而这位芳子小姐显然受了姐姐很深的影响,她同周建人结婚,不过是把他当成人肉提款机。
后来建人前往上海就职,屡次催她带孩子与他团聚,都因她舍不得在北京的奢侈生活而拒绝去沪,只是不断催促丈夫每月寄钱回家。
后来,周建人在上海遇到真爱,被信子和芳子以重婚罪告上法院。
种种事情,导致建人一直对这位嫂嫂颇有微词。再后来,周建人和周作人这一对兄弟也渐渐陌路,几十年不相往来。
一胞三子,性格相差如此之大,也是令人诧异了。
其实,也不难理解,这跟出生序列很有关系。
美国简·尼尔森作著的《正面管教》里就曾提到出生序列对性格差异方面的影响。
他提出,身为老大的孩子,往往是一个很注重成就感的人。他的责任感成长得相当好,也往往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很高的要求。他很可能是一个做事有能力、有意愿、有效率的人,将来有可能很出色。
而身为老二,处于中间,一般来说也不会有兄长那般强烈的对成就感、责任感的追求。老二通常更随兴、更放松、更有耐心,情绪方面也更稳定。
而最小的那一个,则有可能认为自己最没本事,他可能会比兄长们更为消极被动、安于现状、甘居人后。他追求成就和杰出的意愿也往往最小。
周家三兄弟的性格特征大体符合:
鲁迅很有兄长意识,加上父亲早逝,他义无反顾地挑起家庭重担,撑起民族脊梁;
周作人的性格反映到作品上,形成了平实质朴、闲散清新的写作风格,在文坛里独树一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文学成就并不会输于鲁迅。只是一直以来,因为某些原因,鲁迅一直被提到太多,而周作人没人敢提;
最小的周建人,跟两位兄长相比,成就略逊些: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曾任浙江省省长和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
3
人生的事情可真是说不好。年幼的时候也是“兄弟怡怡”,谁能料到最后,竟然反目如此。
据说,兄弟争吵的时候,周作人曾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而周建人也曾听母亲说起过,鲁迅也曾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
不得不说,羽太信子真是根能量巨大的,呃,搅屎棍(原谅我用这个不雅的词语,可是,莫名觉得很贴切)。
说到底,也不过是欲壑难填,在琐碎的生活中逐渐呲牙咧嘴张牙舞爪,打败天下无敌手。
她拥有强悍的性格,这样的女人往往掌控欲望特别强烈。
如果有一个男人,自己稍使些手段,就可以让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岂不是人生快哉?
她太需要平顺懦弱、一切需要人照顾的巨婴宝宝周作人了,正如周作人需要一个强悍的女人,给他生命中强大的能量,来指引他人生的方向。
周作人博闻强识、一心向学,我想,他最大的理想,不过是安静地呆在书屋里,写写文字看看书吧。
至于孩子和生活,老婆厉害而强悍,都可以一切打点好,无需自己费心。
周作人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顾家好男人,对信子也很忠诚,一生不赌不嫖不纳妾,洁身自好,也从无出轨之事。
这差不多,应该也是一个文人最美满的生活了。可是,个人在历史中真是渺如微尘,日寇入侵,周作人又将何去何从?
4
1937年,北平沦陷,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
当时,周作人的很多朋友都纷纷写信给他,甚至包括远在伦敦的胡适也寄诗一首,敦促其南下。
然而,周作人却还是留在了北平。
他是如何做出最后这个选择的,几乎很少有文章涉及到。当事人也是讳莫如深,三缄其口。
但考虑到信子强悍的作风对周作人精神方面的深刻影响和控制,也不难想象了。
一般人说起这个话题,都是怪责信子,是她导致周作人在民族大节上首鼠两端、进退失据。
世人总是这样,男人事业有成,便全是男人的功劳;一旦失败,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女人,便很容易成为替罪羊:
商纣王昏庸无道导致商朝灭亡,是受了“狐狸精”妲己的魅惑;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博褒姒一笑,最终导致犬戎攻破镐京,自己也被杀身亡;
吴三桂冲关一怒为红颜,为了陈圆圆,把大汉江山拱手送给了满清……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明明都是男人自己定力不足,沉湎于女色,缺乏纵横捭阖的雄心壮志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之心。
即便不是女人,他们也会被别的事情所诱惑。
就像孩子学习不用心,以前的罪魁祸首是动画片、游戏机,现在是手机。人还是这批人,沉不下心,用不了功,替罪羊是换了一批了。手机该有多冤,女人就有多冤。
羽太信子,这个目不识丁又没有受过多少信义教育的女人,要求她敦促丈夫南下抗日,对她,也是一种苛责了。
她眼中的世界,很简单,也很狭窄:丈夫孩子家人平安无事,有屋住,有衣穿,有大把大把的钱可以花。
至于其他?她想不到这么远,也根本不会去想。
5
周作人与信子
对于周作人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抉择?
“日本是我的第二故乡呵!如果不是在东京,又怎么会遇到信子?”
唱红了《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的歌手、演员李香兰或许能懂周作人矛盾纠结又痛苦的心情。
她虽是日本籍,却长在中国辽宁。
她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就有同学问她:“如果日本人来了,你怎么办?”
她回答:“我会站在城门楼上迎接日本人。”
她既不能帮日本,也不能中国,两头为难,只能期待在中日交战中,死在最前线。
周作人的心情何尝不是如此?
他爱中国,他也爱日本,然而他只是一个懦弱的书生,他生不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情壮志。
覆巢之下,求生本能使得他做出了有违气节的选择。
他们的感情无关家国恩仇,民族兴衰,管他外面刀枪弹雨,我只要夫妻恩爱、家庭和乐。
于是,周作人就成了令人不齿的汉奸。
如果你读过他的《风雨坛》、《秉烛谈》,应该会感受到这位作家在乱世飘摇中复杂的心情,有不甘,有苦痛,只是,他无法对人明说。
6
在他们的后半生,两人的感情也是矢志不渝的。
周作人被捕后,羽太信子谨守妇道,操持家事,精心照顾家里人,苦苦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鲁迅的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能让婆婆冬天也能吃上西瓜,信子就琢磨了一个煎熬西瓜膏得以保存到冬天的方法。
徐淦的《忘年交琐记》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徐文说:
“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文洁若先生在《晚年的周作人》文章中,记载了信子的两个小细节,也很能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刻板印象中的信子的另一面。
其一:
“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周氏兄弟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
其二:
“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
徐淦说过信子讲不了几句绍兴话,文洁若先生这些事也并没有亲见,如果文先生说的是真的,也真是很让人感慨了。
晚年,她与周作人夫妻相伴近二十载,直至终老,也没有过过几天舒心日子。
其实周作人是有出走的机会的,据洪炎秋记载,1949年初,国民党溃败,周作人被假释,他也曾动过去台湾的念头,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后来,周作人也因落水当汉奸而吃了不少苦,羽太信子一直不离不弃,风雨同舟。
1962年4月6日,信子病重,送入北大医院急救。
周作人年事已高,并未前往。
晚上,他一人灯下独坐,百感交集,就在日记中写道:
“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这段文字读来很是悲凉。风雨同舟五十载,前尘往事浮上心头,恩恩怨怨,五味杂陈。
4月8日下午一点,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逝,享年75岁。
那么多的是非恩怨都已随风而逝,留与后人评说。
(完)
作者简介:
水清
浙江绍兴人,中学语文教师
有温度有深度地八卦民国往事
公众号:水清的八卦民国(ID:shuiqing2018)
来源 | 水清的八卦民国
撰文 | 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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