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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丛专题丨刘喜海与清代金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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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海与清代金石学

文/张其凤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

【摘要】

刘喜海在清代金石学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家。他不仅藏品质精量大、著述宏富，而且善于开拓创新，深具转移时代风气的人格魅力与学术影响力，对其晚辈如金石学代表人物陈介祺、古泉学代表人物鲍康都有非同寻常的影响与启迪，深受他们的推重与爱戴。

【关键词】

刘喜海　金石学　古泉　海东金石　陈介祺　鲍康

一、著作等身的金石学大家

徐世昌在其《晚晴簃诗汇》一书中讲：

燕庭以名公子孙，嗜学好古……乾嘉间治金石学者，著述为最富云。［1］

大泉学家鲍康在为刘喜海《海东金石苑》所作的序中则语气沉痛地说：

念先生等身著作，而解官独早，复未享大年，致诸愿莫偿，谈者咸以为憾。使先生获阮文达、王兰泉先生之寿，将枣梨刊布，何难充栋汗牛。乃造物始成之，而终靳之。今遗稿零落几尽，仅吾辈拾残补阙，存什一于千百，又奚足报知己于九京乎？［2］

（一）著述概况

虽然刘喜海“遗稿零落几尽”，但经后人拾残补阙，现在传世者，据不完全统计，仍多达35种，列目如下：

《金石苑》《金石苑目》《古泉苑》《海东金石苑》《苍玉洞宋人题名》《海东石墨古泉随笔》《海东撷古志》《海东金石存考》《嘉荫簃藏器目》《嘉荫簃集》《嘉荫簃金石目摘录》《嘉荫簃搜古汇编》《嘉荫簃铁泉拓册》《嘉荫簃古泉随笔》《嘉荫簃论泉绝句》《刘燕庭所得金石》《洛阳存古录》《搜古汇编》《清爱堂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泉说》《泉苑菁华》《三巴孴古志》《陕西得碑目》《题名集古录》《燕庭金石丛稿》《玉华洞题名》《造像观古志》《昭陵复古录》《贞珉阐古录》《东武刘氏款识》《佛幢证古录》《长安获古编》《长安获古编补遗》《古印偶存》《鼓山题名》

虽然我们在上面列出的著作，已经数量惊人，但绝非刘喜海金石著作的全部。除了以上或付梓或抄录遗留下来的著作，刘喜海去世后，他的著作还被出版界所重视，收入丛书，刊刻出版。

从刘喜海著作惊人之数量，与后人不惜财力、精力，裒辑刊刻、抄录其著作的情形，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对金石学与金石收藏界的巨大影响力。

艺丛专题丨刘喜海与清代金石学

◎ 刘喜海传世著述（部分）,艺丛专题丨刘喜海与清代金石学

◎ 刘喜海传世著述（部分）

（二）两部大著作

奠定刘喜海金石学界地位的著作是《古泉苑》与《金石苑》。

1．《古泉苑》

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初尚龄《吉金所见录》、翁树培《古泉汇考》、刘喜海《古泉苑》，可并称三大泉学著作。钱币学的学科构架正是在这三大著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就三部著作而言，初氏《吉金所见录》与翁氏《古泉汇考》虽然都是精审之作，但前者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深度、广度上，均无法与后者相比。能够与翁氏《古泉汇考》相提并论的，在嘉道两朝只有刘喜海的《古泉苑》一书。而《古泉苑》除了比《古泉汇考》增加了翁氏未能见到的1000多种名品以外，其审定之精、考核之细，更出翁谱之上。

除了体大思精、集大成式的《古泉苑》以外，刘喜海还编撰了堪称泉史的《嘉荫簃论泉绝句》《泉说》《嘉荫簃古泉随笔》以及《泉苑菁华》《嘉荫簃泉拓》等著作。

中国钱币学至嘉道时期步入精审之途，因为初尚龄、翁树培，尤其是刘喜海数十年的大力搜集、整理、研究、编纂，方使中国钱币的收藏与研究，上起周秦，下迄明季，外藩杂品靡不具备，为编定系统的钱币史奠定了基础。后来的钱币学著作无不从刘喜海处得益，因此钱币学界公认他为中国钱币学最重要的奠基人。

2．《金石苑》

刘喜海曾打算利用自己收藏的5000余种金石拓片来编辑一部几百卷的《金石苑》，但因卷帙浩繁，未能编成。其稿本辗转入上海涵芬楼，后归藏国家图书馆。

王国维先生在读到涵芬楼所收的《金石苑》稿本后，写下了近1500字的长跋，详细考订《金石苑》的编纂体例及子目。刘喜海原先规划的《金石苑》子目可多达16种，是今日我们所见到的两倍，而当下所见的《金石苑》已多达121卷，由此不难揣知刘喜海的学术雄心。

在此段跋语中，王国维对《金石苑》一书的规模之巨，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方伯所录金石文字，至为浩博。”对刘喜海予以“当时搜讨之勤且富矣”的高度评价。

作为一代学术大家，王国维以如此大的精力对《金石苑》进行研究，并写下长跋，种种超规格的学术礼遇，使《金石苑》声名大扬。加上王国维对之阐幽释微，使《金石苑》的学术价值更容易为世人所理解与把握，对《金石苑》学术声誉的推广，起了重要作用。

二、琳琅满目的收藏

刘喜海所以能在金石学上获得如此之高的成就，与他拥有数量惊人的藏品有着直接关系。

鲍康在探究刘喜海之所以能够完成《古泉苑》这部划时代巨著的原因时，所做的分析很有道理：

惟先生以韦平世胄，略无嗜好，日以获古为怀。官中外者有年，所至则名卿巨儒，咸愿识先生。序中所云朋好践遗，名流匍赠，良非虚语。故所收所见之富且奇，为同时吴我鸥、吴子苾、吕尧仙、李竹朋诸君所弗及。［3］

刘喜海“服官中外廿余载，所至不名一钱，而箧中泉币尊彝载之兼两，繁富莫可单究”［4］，其“略无嗜好，日以获古为怀”［5］的敬业精神，非一般人能够比拟。他对金石收集的如痴如醉，我们不难从鲍康的一则记述中揣摩其情形：

先生宦辙所经，若有宿缘，再至三至，询风问俗之暇，辄偕二三同志，披榛翦楛，搜断碣，访遗宫，翛然来往，见者不知其为大僚。不数年间，洋洋乎蔚为巨观。乃叹造物之所以厚先生，若独留是以有待，而先生之力之识，复足以济之。虽迟之数十百年，不以付他氏之手，必俟绩学多通如先生者，乃为斯物一泄其奇。精神所结，卓然有不可磨灭者存。古器之幸，以不坠冥冥中，殆有默司其券者邪！［6］

物聚于所好，信然哉！

（一）所藏古泉与钱范

所藏古泉精品：新莽六泉十布、靖康通宝、大蜀通宝、鎏金开元钱、宋时铁钱（数千枚）、永通万国、布泉、建中唐泉（两枚）、龙凤通宝、重和通宝、阜昌重宝、阜昌元宝、阜昌通宝、天启通宝。

以上14种古泉珍品，存世极少，为古钱收藏之重器，为时人艳羡。

所藏钱范精品：齐刀范、新莽货布范。

齐刀铜范因其完全具备了叠铸工艺范母的诸要素，所以几乎被学术界一致认为是我国古代叠铸工艺和叠铸法铸钱最早的范例，其学术价值之高不言而喻。

齐刀铜范，可靠的实物只有两件。一件清道光间山东临淄出土，为刘喜海收入囊中；另一件清同治六年（1867）出土，为陈介祺所得。刘喜海所收齐刀铜范，今藏上海博物馆。陈介祺旧藏今下落不明。［7］

（二）所藏青铜器

刘喜海在青铜器收藏上，也有一流的地位。其所藏青铜器主要著录于《嘉荫簃藏器目》与《长安获古编》两书。

《嘉荫簃藏器目》著录藏品81件，有钟、鼎、彝、敦、盘、盉、鬲、簠、簋、豆、卣、尊、斝、角、觚、觯、爵、甗、矛、铜范、诏版等。

《长安获古编》正编著录藏品81件，有钟、鼎、彝、卣、敦、簠、鬲、甗、盉、匜、斝、觚、爵、觯、矛、诏版、镫、锭、、盆、弩、环、师比、钩、完铜器、千金铜器、镜、虎符、龟符、鱼符、瓦等。补编收封泥、印、交钞库司钤、斗检封等数十件。

这其中的四大编钟、四枚秦诏版、两枚铜范，都是金石学界耳熟能详的珍宝级文物。而四大编钟，刘喜海身后为陈介祺购藏，成为支撑陈氏十钟山房的顶梁柱，为金石收藏界增添了一段佳话。《嘉荫簃藏器目》与《长安获古编》中均未收入的精品，尚有两件。一是颂簋，为山东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一是唐天宝铜造像，也是难得一遇的珍品。这些藏品，为研究古方国的历史、氏族徽号，西周王朝乃至汉唐以降的册命制度、货币形制、职官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

◎ 颂簋铭文,艺丛专题丨刘喜海与清代金石学

◎ 颂簋铭文

艺丛专题丨刘喜海与清代金石学

◎ 颂簋西周晚期通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13.2千克

刘喜海旧藏今藏山东省博物馆

（三）所藏金石拓片

刘喜海在金石拓片方面的收藏有其很明显的特点：

一是品类丰赡，数量宏大。他搜集的金石拓片多达5000多通，撰成巨著《金石苑》。他还搜集海外金石拓片，成为专书。搜集朝鲜碑版拓片数量可观，著《海东金石苑》八卷。

二是注重证史、补史之用。刘喜海所藏金石拓片主要为证史、补史之用，所以并不在意原器物是否著名。宋以后金石拓片，亦有不少进入他的藏品。

三是注重专题收藏。刘喜海收藏金石拓片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分专题收藏。他至少有四个专题的收藏：1．造像题记：这类藏品包括非常有名的龙门二十品、《巩伏龙造像碑》等，为此，他有《造像观古志》这样的书目传世；2．题名：他的题名石刻藏品很多，为此编纂了《苍玉洞宋人题名》《题名集古录》《鼓山题名》等专著；3．佛幢：他专门有书目《佛幢证古录》传世，说明他藏有许多这样的石刻拓片；4．朝鲜金石：对朝鲜石刻拓片他专门编纂了《海东金石苑》八卷等。

刘喜海收藏的金石拓片，多数是他亲自选定然后拓制的。如著名的《龙门石窟造像题记》《苍玉洞宋人题名》《鼓山题名》等。在其收藏的拓片中最为珍贵的一件，就是长垣本《西岳华山庙碑》拓本，此拓珍罕无比，在所有《西岳华山庙碑》拓片中所存字数最多，被阮元称为该碑诸拓中第一，刘喜海入藏前，曾为成亲王永瑆所珍藏。

三、刘喜海在金石学上的开拓创新之功

刘喜海在金石学上开风气之先，引领金石学界拓展了若干个收藏与研究的新领域，为清代金石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唐善业泥造像收藏第一人

善业泥造像即小型模压而成的泥制浮雕佛像，始于北魏，盛于唐代。唐善业泥造像因佛像背后有“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字样而得名。自唐至清道光十九年（1839）夏以前，数百年间，没有人将唐善业泥造像视为可藏之宝。但刘喜海在西安慈恩寺塔下见到唐善业泥造像以后，见其法相庄严，书法淳古，遂激动不已，连写六首绝句，向收藏界报告自己的得宝之喜。正因为刘喜海具有转移藏界风气的能力，唐善业泥造像方为藏界所热逐。

（二）大规模收藏海外金石拓片并成书第一人

金石诸书，著录海外石刻文字者，始于王昶《金石萃编》。但《金石萃编》只收“平百济”一碑。刘喜海对此学术领域的发展空间十分敏感，借助认识多位海外朋友的优势，大力搜集海外金石。尤其是通过朝鲜金正喜、赵云石等朋友，搜集朝鲜石刻拓片，不遗余力，积累数年，终于编成专著《海东金石苑》。以此，著名刊书家刘承干评价云：“其搜海外金石辑为专书者，则自刘燕庭方伯《海东金石苑》始。”［8］鲍康也曾有如是评价：“而搜录海外金石，成为专书，尤前此所未闻。则取朝鲜碑版，纂辑考释，撰《海东金石苑》八卷。”［9］

（三）开创韵语论泉模式第一人

以绝句论诗，即以诗论诗，其创格始于金元之际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元好问既是大诗人，又是大诗论家。以此，其《论诗三十首》，影响很大。善于继承又善于出新的刘墉，曾仿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作《论书三十首》。刘喜海同样是善于继承又善于出新者，因此仿元好问、伯祖刘墉作了《论泉绝句二百首》。刘喜海将古泉历史纳入自己的绝句创作视野，上始太昊，下迄有明，凡正用、伪品、外国并厌胜，马泉、泉范，皆入品题。又前人著录，与所闻于师友者，间一及之。如择地而出的不断涌泉，竟然写出二百首绝句，其对泉史之熟稔，其诗才之不羁，其心气之沛然难御，在古泉收藏、研究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年轻时的鲍康正是因为读了刘喜海《论泉绝句二百首》，对其仰慕不已才动订交之念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该书的魅力。

（四）小唐碑收藏第一人

鲍康在其《观古阁丛刻》一书中，为我们记载了这一史实：

秦中自道光中叶以来，唐人墓志出土甚多，楷书率秀整，俗呼小唐碑是也。刘丈燕庭购二十余石载归都下，近时嗜古家亦多收其石。余所得拓本不下百十种乃胥失于秦，近年所收不过三四十纸，并新出齐魏诸墓志并藏一箧，以便检阅。［10］

不仅当时的嗜古家在刘喜海影响下“亦多收其石”，鲍康本人虽以收泉为主，也禁不住手痒难熬，“所得拓本不下百十种”。至于民国时张钫聚其所藏，成就名动天下的千唐志斋，亦应滥觞于此。

（五）大量发现、研究南宋铁钱第一人

鲍康在其《观古阁丛刻》中讲：

南宋铁泉，旧谱所载皆无几，青园（刘师陆）丈得嘉定全宝，云“从来未见”。自燕庭丈宦蜀，始一泄其奇。［11］

这说明，在刘喜海之前，已经有人发现过南宋铁钱，但是发现的量极少。而刘喜海的发现却是惊人的。我们在今天仍能从刘喜海本人的记述中捕捉到他当时欣喜若狂的感觉：

道光丙午，余秉臬三巴，得宋时铁钱数千，详加遴选，奇异之品，更仆难终。如嘉定之洪宝、真宝、全宝、新宝、至宝、崇宝、永宝、安宝、万宝、正宝、兴宝、珍宝；端平之惠伍东、定伍北；嘉泰、庆元之幕文，皆从来选钱家所未闻未见，即《永乐大典》中亦止载圣宋重宝、嘉定重宝二种。洵获古之快事，若使当日宜泉比部见之，必为我狂呼叫绝也。冬至日，偶志于锦城臬署之来凤堂。燕庭。［12］

刘喜海在得到南宋铁钱后，很快便以他渊博的古泉知识，对这数千钱币加以分类研究，选出了16种珍稀制品，均是历代选钱家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珍品。要下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对历代泉谱没有烂熟于心、对历代古泉收藏掌故不了然于胸，是无法做到的。

（六）为封泥正确命名第一人

封泥的使用，最早见于先秦文献，但其实物却是清道光二年（1822）由四川农民最早发现的，其数量约有百余枚，大部分为龚自珍收藏。其他零星散出者，多为金石学家纳入囊中。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吴荣光将所收封泥摹入《筠清馆金石》中，此为封泥的最早著录。然而时人虽已见到封泥，但对其功用并不清楚，均误以为“汉世印范子”。刘喜海的渊博学识与引领时风的能力，在此又得以展露。他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下本注“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纠正了“汉世印范子”的错误认识，第一个给予封泥以正确命名，并于《长安获古编》摹入西安所得封泥30枚，其名称即为“封泥”。其后，“封泥”之名一直沿用至今。依古制，官吏去官，须将原官印上交销毁，故存世古官印绝大多数是为殉葬而仿制的明器，所以封泥作为官方郑重颁发或私家日常使用印章的遗蜕，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因此，刘喜海对“封泥”的正名之功，在封泥研究历史上，绝对不容小觑。约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封泥考略》由吴式芬、陈介祺辑成，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付梓。此后，封泥的著录与研究著作才逐渐增多。在王国维之后，对封泥的编订与考证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现在封泥学已成为一门影响史学、考古学、金石学、书法篆刻等诸多门类的学问。

四、刘喜海对金石界后学的影响

刘喜海嗜古既深，又得交结名公巨卿，兼之发蒙甚早，据其自称：“余束发受书，即嗜古泉。”［13］因此在业界成名甚早。又因嗜古一生，业精于勤，在泉币、青铜器、金石拓片著录、造像、封泥等方面具有多方面的突出成就，因此对金石界的晚辈们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喜海金石学界的晚辈有李佐贤、鲍康、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等人。刘喜海对这些晚辈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以对鲍康、陈介祺的影响最大。

（一）对鲍康的影响

鲍康是在29岁，也就是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与刘喜海相识的。自是过从日密，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他拜谒刘喜海的起因，是他读了刘氏的论泉诗后，对之十分仰慕：

余童年即喜藏古泉，曾读燕庭先生论泉诗，心窃慕之。道光己亥，先生以事过长安，时余方落魄，顾以三世知交，且同癖，遂谒先生于旅邸。乃一见如平生欢，自是过从日以密。贻余泉币无虚岁，余无以为报，但报以诗。［14］

初见刘喜海藏品，鲍康便惊叹不已：“得遍观所蓄，汪洋惊叹，如穷子之入宝船。”［15］刘喜海去世后，在评骘当世古泉大家时，鲍康不止一次地推崇刘喜海为当时古泉收藏第一人，是集大成式的一代标志性人物。他在《泉说》中说：“泉币之好萃于山左，同时如初渭园、刘燕庭、吴子苾、陈寿卿、李竹朋极一时之盛，当以燕庭为最。”［16］在为李佐贤《古泉汇》所作的序中，他更明确地讲道：“集大成者，厥唯刘丈燕庭。”［17］在《钟丽泉农部泉币拓真序》中，以与当代之嗜古泉者无不相得甚欢的业内通人的身份，对近代有代表性的泉币大家列举比较后，仍认为：“近之集大成者，唯刘丈燕庭。”［18］

而在刘喜海去世以后，鲍康悲痛难抑，写下了《癸丑暮春自滨州入都闻燕庭世丈遽归道山喆嗣载卿通判虞采传述遗命以即墨刀贻余怆然有作》一诗：

果从生死见交情，病榻犹闻说贱名。
最是不堪回首处，紫藤花底拓泉声。［19］

鲍康此诗字字关情，句句含悲，尤其最后一句，令人为之怆然。而其另一段文字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鲍康对刘喜海大恩难报的那种感情：

比咸丰壬子，计偕入都，先生已猝归道山。余哭之于夕照寺，载卿通守述遗命，出即墨刀畀余，滋益怆侧，思有以报先生。而一官瓠落潦倒失意，貌犹落拓。每闻先生所藏暨遗稿散失几尽，辄时呼负负。［20］

他为眼看着刘喜海一生的名山事业——藏品及遗稿散失殆尽而自己无能为力，而时时大声地谴责自己，谴责自己不能为恩人尽一份应尽之力！

刘喜海之所以为业内之士尤其是识力一流的鲍康所推崇，是因为他的收藏之富与学术业绩足以傲人，否则以批评不留情面著称的鲍康，绝不会对刘喜海如此称道。《泉说》中，鲍康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重要史料，足以让我们体会到刘喜海在当时具有转移收藏风气的势力：

秦中古帝王州，铜器时时出土，无款识者居其半，当日只以花纹色泽及完好者是珍也。自燕庭宦秦，晓以文字多者为贵，虽残缺亦无伤，从此古器几无完肤。虽寸许铜像，亦必于背上补镌年月。有苏氏兆年兄弟，最善搜抉，重趼百舍，求之荒村古冢，所得尤多。又有张氏精于镌刻。虽尊彝腹中深处，亦能以长削随方就圜刻之，磨以沙石，埋置土中，复使锈蚀，经年取出，巨眼亦难辨矣，时人呼为张二铭。余谓燕庭曰：“苏张之害，流毒至今，丈实启之。”燕庭亦大笑。［21］

虽然刘喜海对铜器价值标准的确定，造成“苏张之害”，让他本人也哭笑不得，但他有转移风气之力的能量也由此昭显无遗。

刘喜海对国人不太熟悉的高丽泉考核最为精详。以至于对此佩服之至的鲍康，在其《观古阁丛刻》中，竟不避其长，将610字一字不漏地将其刻录下来。［22］

具体言之，刘喜海对鲍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古泉收藏

刘喜海让鲍康有机会见到了大量的珍稀古泉，为鲍康日后的收藏建立了诸多标准件体系，并直接赠予鲍康珍稀古泉，增加鲍康的藏品种类，提高他的藏品质量。

2．古泉研究

刘喜海的古泉研究方法，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鲍康。这种传授，一是通过鲍康学习刘喜海著作的方式；二是当面讨论的方式；三是通信，犹如今日的函授方式。

3．拓写精工

古代吉金文字或古泉文字，因岁月弥久、各种人为与自然因素，多漫漶不清，难以识读，如果摹拓再粗糙不堪，将会给考释或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因此，要想释读古代文字、证经补史，对古代吉金摹拓要精。

刘喜海深谙此道，为了摹拓精到，多聘请当时一流的摹拓大家陈粟园、张开福等人监工。刘喜海的做法对鲍康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多年之后，当鲍康有能力为刘喜海刊刻著作之时，他也非常注意版面的书写：

余念其言良是，爰详加订正，嘱陈寅生写以精楷，付之手民，俾世之仰慕先生者读之，亦足见半生搜索之勤，收藏之富，即作全豹观也可。［23］

4．装潢精美

内容与形式相匹配，才能使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刘喜海视古泉收藏为雅事，所以其装潢也古香古色，令人见后不由心生敬意。鲍康对此深有体会，在其著述中，多次提到这一点：

燕庭藏泉装潢最精好，匣上镌刻考证铭赞并及小像，惟其家不知珍惜。率为都门大力者以重资购之去。［24］

嘉荫簃深郁古香，锦囊檀箧艳收藏。奇珍莫怅都零落，又见斑斓七宝装。刘丈燕庭泉币装潢最精，匣上刻铭赞或及小像。［25］

5．意识超前

刘喜海不仅在古泉的搜访、判断、摹拓、装潢等价值取向上予以鲍康重要影响，而且在其他金石文物的收藏上也对其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刘喜海开始收藏唐善业泥造像，鲍康也对此大感兴趣。他讲在喜海收藏唐善业泥造像后十年，他亦有缘收藏此类造像。得宝高兴之余，他还“拓墨装册，乞同人题咏”。再如对小唐碑的收藏亦复如是。

（二）对陈介祺的影响

刘喜海与陈介祺的关系，依陈介祺本人在清同治癸酉年（1873）给鲍康的手札中所云，应为“至交”：“弟与燕庭丈至交……吾兄当亦同。”［26］须知，鲍康自29岁认识刘喜海以来，即与刘喜海交往十分频繁，而且在提及与刘喜海的交往时，其语气常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他跟刘喜海的关系当世第一。因此，论与刘喜海的交情能跟鲍康相比，已非同一般。而此话由出言一向非常谨慎的陈介祺说出，而且是在写给鲍康的信中坦率直言，且云“吾兄当亦同”，大有讲与喜海交情还略胜鲍康一筹的气概，就更足以表明陈介祺与刘喜海的关系也确实不寻常，至少是与鲍康在同一个层面上。

刘喜海生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陈介祺生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刘喜海长陈介祺20岁，可谓陈氏长辈，因此陈介祺所言的“至交”，准确点说，应是“忘年交”。以刘喜海出道之早，术业之精，应是陈介祺师长辈，陈介祺每以“燕翁”“燕庭丈”等尊称刘喜海，亦足明此。陈介祺在清光绪二年（1876）写给吴大澂的信中云：“执事好古之勤，上迈欧赵，近仿阮刘。”［27］最为直接地表明了他对刘喜海清代金石学界学术地位的认定，即在他心目中，刘喜海是整个金石学界仅次于阮元的二号人物。

刘喜海与陈介祺同属山左，具乡谊，同样出身名门相府。刘喜海与陈介祺之父陈官俊、岳父李璋煜曾共同在京任职，既是父辈又是乡亲。这是鲍康所不具备的。

刘喜海对陈介祺的影响体现于以下方面：

1．献身学术

刘喜海因嗜古而丢官，竟毫不在意，被鲍康认为不失雅人深致。实际上，刘喜海这种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对陈介祺影响也很大。陈介祺辞官归隐，固然与避祸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以辨古、藏古、传古为使命，才一生归隐林下的。他不仅自己不再涉足官场，甚至连子孙后代，也以家规的方式禁止进入仕途，体现了一种彻底献身学术事业的精神。

2．文物考订

刘喜海在其生活年代，被认为是“尤善于文物考订者”［28］。鲍康则推誉刘喜海云：“今先生审订之精，搜罗之富，允推近代第一。”［29］陈介祺也以善于考订著称，他对遂启祺鼎铭文真伪考订的成功，就得益于刘喜海的《东武刘氏款识册目》。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金石收藏大家叶志诜入藏遂启祺鼎，大喜过望，判为周宣王时器。并邀请三十多位名士吟唱记事，结集出版《遂启祺鼎图题咏》。结果成一出闹剧。因为遂启祺鼎原铭文仅九个字，作伪者增刻至130余字。叶志诜和这些名士们对此竟一无察觉，引起学界聚讼，陈介祺依据刘喜海《东武刘氏款识册目》一书所收该鼎原文，终使争议尘埃落定。

3．摹刻精审

前文已述及刘喜海对金石古泉摹刻之精为世之翘楚，陈介祺对此也经常啧啧称叹。［30］刘喜海在这方面对陈介祺的影响可用“巨大”一词描述。刘喜海身后，讲究摹刻精细与装潢之美，当推陈介祺为第一。在摹刻方面，他雇请刘喜海所聘请的陈粟园为自己服务，从而为他解决了毛公鼎因鼎内结构拘谨深陷，全部文字铸造在一个凹面上很难摹拓的难题，而且经与传拓艺人们反复推敲试验，陈介祺对摹拓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为了更好地推广经验，达到他“刻摩精审则天下后世皆得借吾刻以考证”的传古目的，他还编写出两部传拓工艺专著——《传古别录》《传碑拓碑札记》。在这些著作中，他揭出了许多摹拓的技术要领，嘉惠金石界甚多。在陈粟园之后，为了自己的传古事业，他又增加了七位长期聘用的拓工：王石经、陈佩纲、张子达、吕守业、徐凤歧、李贻功、李泽庚。其中王石经和陈佩纲两位兼擅治印，王石经尤为出众，乃晚清闻名的篆刻家。

4．装潢精美

刘喜海在所经手的古泉、金石、拓片、藏书诸业的装潢或配置上，都极尽文人巧思，显示出极高的品位。这一点，陈介祺虽然没有直接评述过，但从其讲究藏品的配器上来看，他不仅是刘喜海的传人，而且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情形。刘喜海的装潢考究仅仅针对自身藏品，陈介祺则不然。他不仅对自己藏品的装潢十分考究，而且因势利导，推波助澜，成就了在国内影响甚大的潍坊红木嵌银工艺。

5．刘喜海故物的购藏

刘喜海故物，为陈介祺所得者有：（1）著作：《古泉苑》《长安获古编》二书稿本，为刘喜海最主要的代表作。（2）藏品：四件编钟、四枚秦诏版、建中唐泉“元”字及“中”字两枚、齐刀范奇品等皆为罕见之珍。这些珍品的购有，极大地提高了陈氏的收藏品位。陈介祺有两个最重要的斋号，一为“十钟山房”，一为“万印楼”。“十钟”，是他所收十一钟的约数，而在他这项非常重要的收藏品中，来自刘喜海的藏品就占三分之一还多。秦诏版四枚，亦是令陈介祺醉心之物。建中唐泉“元”字、“中”字两枚，李竹朋评为“绝无仅有之品”，鲍康则誉之为“奇绝”。而获齐刀范后，陈介祺不禁诗兴大发，赋诗以记重获。

6．以文字为判断青铜器价值高低的标准

陈介祺判断青铜器价值高低的标准，“以识古字论古文为妙，不涉入赏玩色泽也”［31］，几乎是刘喜海思想的直接翻版。

7．敢为天下先

作为清中期以后两位具有转移风气之力的大收藏家，刘喜海与陈介祺皆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陈介祺的开拓领域虽不如刘喜海广阔，但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他是陶文的第一个发现者、收藏者、研究者、学术成果的作者，著有《陶文考释》。在金石收藏上，提出“传古”的思想。在封泥上，他与吴式芬父子合作，写出了封泥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封泥考略》。

8．做集大成式的人物

刘喜海是当时泉币方面集大成式的人物。陈介祺则为古印收藏及青铜器收藏方面集大成式的人物。

9．重视藏品质量

刘喜海与陈介祺收藏时都非常注重藏品的质量，在这一点上，陈介祺有后来居上的超出之力。

10．注重藏研结合

刘喜海与陈介祺都非常注重在收藏的同时开展学术研究，二人的学术成果也都非常丰厚。

结语

综上所述，刘喜海不仅在金石、泉币的鉴藏上，是一位量大、品优、识精的大鉴藏家，是古泉学的奠基人，而且在清代金石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式的重量级人物。他不仅是山左金石圈内承前启后的一代翘楚，依他对陈介祺、鲍康等人的影响而言，称其为清代金石学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也毫不为过。

【注释】

［1］（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126，《续修四库全书》册1632，第14页。

［2］（清）鲍康：《刘氏海东金石苑序》，《观古阁丛刻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

［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