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状态》——“我反抗故我在”

 阿尔贝·加缪 

当我们谈及加缪时，我们总是想到他的小说，存在主义以及荒诞哲学。但是同时加缪也是一名剧作家，办剧团、写剧本、当演员。他总共创作和改编了九个剧本,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卡利古拉》(1939)、《误会》(1941)、《围城状态》(1948)和《正义者》(1949)。他受法国现代戏剧鼻祖雅克·科波影响很深，始终走在法国戏剧改革前线，《围城状态》也是他的尝试之作，同时也是他最珍视、风格最像自己的作品。

《围城状态》创作于加缪的著名长篇哲理小说《鼠疫》出版后的第二年，1948年。虽然剧中主题人物亦名“鼠疫"，但该剧与小说《鼠疫》却是两部彼此独立的作品，而非小说的戏剧改编。他构想了一个观众都能理解的神话，他撇去了《鼠疫》的病理性瘟疫，构造了个“鼠疫”（瘟神），手底下还有划下花名册就能死人的女秘书（即死神）。在剧作的前言中，加缪写道：“该剧并非一部传统结构的戏剧，而是从抒情独白、哑剧、对白、滑稽剧、合唱到集体戏剧的一场融合所有戏剧性表达形式的演出。"

故事是这样的：一天，城市天空上划过一颗不祥的彗星，自称“静止之王”的城市行政长官不予理会，并要求市民遵循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指示。“鼠疫”在女秘书的陪同下来到了城市，他很快掌握了城市，因为他能轻而易举让人被致命病毒感染。“鼠疫”制定了一套反自由法，规定：男人和女人们必须每人口含一块醋浸织物以防对话，并且男女必须彼此分开，至此，一个卡夫卡式的荒唐行政当局盘踞整个城市，充斥着恐怖的规则。同时，一对现代罗密欧与朱丽叶般的青年恋人，疯狂地恋爱了。男青年迭耶戈在恋人维多利亚的鼓励下，带头反抗“鼠疫”，策反女秘书，用勇敢和爱驱走了瘟神。

加缪的戏剧是一种观念戏剧，《围城状态》反映了他“荒诞”的哲学思想，既对世界的悲观，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加缪的乐观人世。“我反抗故我在”是加缪戏剧中一种独特的力量。

在加缪看来, 这个世界是无理性的、不理想的，因此，人与现实的关系是可理解的，无法协调和无法统一的。人被剥夺了希望，人与其生活之间脱了节，人的任何努力都如同周而复始将巨石推向山顶的西西弗斯。这就是加缪的“荒诞”哲学。而面对“荒诞”，加缪想要告诉人们的却是“是的，世界是荒诞的，但是，不要对神有任何期待。面对这无情的命运，重要的是要有清醒的意识，要对他们藐视。”

“我仅仅蔑视刽子手。不管你怎么说，这些人将会比你伟大。他们若是有杀人的那天，也不过是疯狂一小时。而你，你是依照法律和逻辑来屠杀。不要嘲笑他们低垂的头，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恐惧的彗星总在他们头上划过；也不要讥笑他们畏惧的样子，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他们死于非命，他们的爱情也被摧残。他们无论犯了多大罪过，也总是情有可原。然而，我认为不可原谅的，倒是你们对他们时刻犯下的罪行，而且你还早有打算，在你肮脏的秩序中，最终将这种罪行系统化。”

 伊曼纽埃尔·德玛西-莫塔 

导演伊曼纽埃尔·德玛西-莫塔备受瞩目的法国当代超人气戏剧导演，同时也是巴黎城市剧院、巴黎秋季艺术节的艺术总监。

十七岁时，我已经与一群笃信有必要质疑存在意义上的自由的高中同学们一起把加缪的剧作《卡里古拉》搬上舞台。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如何？恐怖袭击、恐惧，当然；但这些使我们思考，让我们行动。我想到加缪的一句话：“如果没有人的存在，这个世界将会是绝望的，但这里有人的存在，存在着他们的激情和梦想。我们是一群对世界悲观，却乐观人世的人”，我感到有必要重拾这位在我青年时代滋养我思想的作者和他的重要作品《反抗者》、《鼠疫》、《西西弗的神话》。这使我重新发掘加缪这位戏剧迷、文学爱好者、思想家、反抗人生的捍卫者。他是一个被其对戏剧和足球的激情推动而相信团队合作的人。同时，我还重读了加缪写作于人类所犯下的最恐怖行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48年的《围城状态》。对我来说，很显然有必要向巴黎城市剧院剧团的演员们提议创作这部剧作，共同还这一值得重新发现的，鼓舞我们以致力唤醒今时的乐观的，惊世和普世之剧以生命。

作品呈现了一个以“鼠疫”为主题的大讽喻，正如加缪创作灵感来源之一的西班牙戏剧黄金时期剧作中经常出现的样式，“鼠疫”这一主题由一个同名的真正人物形象具象化，并由一个由“死亡“化身的秘书陪同，他成为人类美与恶的揭示者。

“加缪说，我曾希望鼠疫”这一主题被多层解读，这其中，显然具有欧洲反抗纳粹斗争的内涵。

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想到弥漫世界的恐怖主义氛围、在欧洲和世界上极端主义的兴起、对异质的排斥和向自身的诉求。

剧中的世界似如一个观望主义、嗜古主义、没有梦想、没有理想之境，这里的行政长官自称自己是“静止之王"，却被“鼠疫”和其秘书突然间推翻。“鼠疫“执政，他们建立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独裁制度体系，包括一套“肃清”、威胁、禁止、无理和卡夫卡式荒诞的行政。充斥着恐怖和奴役。

从那时起，通过现代罗密欧与朱丽叶般的选耶戈和维多利亚这两个年轻恋人间发生的波折，通过人物“虚无”的虚无主义思想，以及“鼠疫”和其秘书的狂热妄想与口头辩论，剧作展开其蕴含的多重主题：面对恐怖极权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斗争；放弃与反抗中人民展现的力量；对某种信仰和理想赞同的不可能性和因此而致最糟之境的方式；“神父"权威的现实与象征；爱的力量和每人不变的自由。它让我们联系起加缪在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辞中的一句话：“毫无疑问，每一代都感到改革世界的使命，我们这一代却知道无法改革这个世界，但或许这是因为我们改革的使命更为艰巨，因为这个使命是去阻止世界的毁灭。

《围城状态》提出了一种“全剧“式，是一部探讨空间和运动的群体和声剧。剧中既有对专制来临的现实主义写作，又有对社会的幻想式勾勒。我很高兴能将一起工作多年的巴黎城市剧院剧团聚集在这一“世界之作“周围，通过该作的艺术力量，再次证明我们对集体探索共同诗意之所的愿望。因为今天，我们找寻着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在如我们所经历的如此的恐怖危难面前，艺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面对这一问题，我们想这样回答：艺术可以让我们一起质疑，质疑必然性、程式惯例、偏见，推动思想与事实而非黑暗。面对死亡之驱，激起生命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