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

金缕百事吉结子（浙江临安杨岭宋墓出土）

定名与相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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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

“读图时代的幸运”

虽然近年开展的“大众考古”为大家提供了了解考古实践的机会,但能够前往考古现场的“大众”实际上仍是“小众”。博物馆则不然,它不像考古现场那样不得不有诸多限制,并且还提供了免费开放、允许拍照的条件,因此走进博物馆的真正是大众。“读图时代”,这是我们特有的幸福。当然,“读图时代”对于学者来说,不是唯一的窗口,而只是增添了一条治学路径,增加了一种思考方式,使得看展览也成为一项治学方法,我把它称作“读物”。

好比欣赏一首诗,吾人总是先要知道诗里的典故：故典、新典，典故用在这里的意思,然后是整首诗的意思。面对器物,也可以像读诗那样,看它的造型,纹样,设计构思的来源,找回它在当日生活中的名称,复原它在历史场景中的样态,在名与物的对应或不对应中抉发演变线索的关键。

沈从文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虽然有着特殊的原因,但从文物与文学的关系来说,这种转变其实也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不知道学习科目是怎样的,我想象中,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而这些门类也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二者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

近年博物馆的兴盛发达,博物馆人员构成的改变,博物馆的开放形式以及展陈方式的变化,都为我们提供了打通“文”与“物”的方便。这一从未有过的条件如果不去充分利用,就太可惜了。本书副标题作“博物馆参观记”,便意在强调所获新知的主要来源。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为近年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博物馆里我们老两口常常会与朋友相遇,可见采取这一生活方式的远不止我们家。

常常在博物馆门前看到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爱国主义包括的内容应该很丰富,简单说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了解。在书本上看不到的知识,到博物馆去看,—博物馆自然要有这样的担当,即利用直观的优势,为观众提供准确可靠的知识。

“关于定名与相知”

收在这里的一组文章,都是近年国内外博物馆参观所见与所得。定名与相知,原是我为自己的研究所制定的目标,在这里也可以作为观展的总结。某物叫什么名字?什么用途?这是自我提问,也是我最常面对的来自朋友的提问。对自己而言,这是观展收获,另一方面,这部分内容也多为博物馆即时采用,因此由个人的心得而直接成为公共知识。这是很教人感觉欣慰的,为此付出的万千艰辛,算是得到了最高的回报。

《文心雕龙·史传篇》第一节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刘勰的时代,欲接通古今,惟有文献一途。然而现代考古学的创立以及逐步走向成熟,却为我们走进古代世界揭示了更多的可能,也完全有条件使几乎被遗忘的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今天的“名物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与“古”原是一脉相承,我把它定义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它所面对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必要解决的是两项:第一是定名,第二是相知。

定名与相知的具体内容,近二十年来我在很多场合都有过相同的表述。

关于定名,我以为,对“物”,亦即历史文化遗存的认识,便是从命名开始。当然所谓“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这里正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

所谓“相知”,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某器某物在当日的用途与功能,亦即名与物的还原。我的理想是用名物研究建构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希望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能够在“诗与“物”之间往来游走,在文学、艺术、历史、考古等领域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重温古典。对我来说,这样的考证过程永远有着求解的诱惑力,因此总是令人充满激情。

总之,定名与相知,这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可以说,定名是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入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系。我把它作为研究的目标,也用它来检验自己的成绩,同时更希望读者也用这个标准来检验我的著述。至于这一工作的意义,我只能辗转引用老友李旻来信中所引述的段他人对他人的评价:“西哲阿冈本( Agamben)说‘名物是思想诗意的瞬间’,大致如此吧。看见研究道教的吴真说,薛爱华的诸多研究,都令人信服地表明:表面上,名物似乎只关乎人类的日常生活,无足轻重,而实质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名物无声却又具体而微地说明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承载着诸多文化史、精神史与制度史的意义。”

「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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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袋,内家香

标明墓主人地位的随葬品,多出自一号墓和五号墓号墓的墓主人为男性,随葬品中有牙笏一件,只是出土时已经散裂。同出又有涂金银带扣一枚、鱼纹带侉数枚,拱形鱼纹金饰件两枚,带扣其表以及扣环的细窄之侧面均满錾毬路纹(图1-1)。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对拱形鱼纹饰件,因为它便是与绯、紫之服相副以为“章服”的“佩鱼”。

鱼袋之「饰鱼」

腰金、佩鱼,即金带上面更悬垂一副金鱼袋。鱼袋原是从唐代的鱼符制度而来',高承《事物纪原》卷四“章服”条:“唐车服志曰:高祖初入长安,罢隋竹使符,班银菟符,后改铜鱼,贵贱应召命,随身,盛以袋。三品已上饰以金,五品已上饰以银。开元时,中书令张嘉贞奏致仕官佩鱼终身,自是赏绯、紫者必以鱼,谓之章服。”同书卷三“鱼袋”条:“宋神宗熙宁末,亲王又赐玉鱼以副金带,金鱼以副玉带,以唐礼也。韩文公之诗曰·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是也。”不过宋代虽仍沿袭唐制,却是只存其形,而无其实,即鱼袋已经没有袋子,自然也没有原是装在袋子里的鱼符。程大昌《演繁露》卷十六“鱼袋”条考唐鱼符及鱼袋制度始末之后说道,“今之鱼袋虽沿用唐制,但存形模,全无其用。今之用玉、金、银为鱼形附著其上者,特其饰耳。今用黑韦方直附身者,始是唐世所用以贮鱼符者”。而唐之鱼袋,袋中实有符契,乃用于合验以防诈伪,“本朝命令多用敕书,罕有用契,即所给鱼袋特存遗制以为品服之别耳。其饰鱼者,固为以文,而革韦之不复有契,但以木楦满充其中,人亦不复能明其何用何象也”。

木仿真鱼袋

以此检视宋墓出土器具,可知出自浙江兰溪市灵洞乡宋墓的枚拱形鱼纹金饰件,便是鱼袋上面的“饰鱼”,亦即程大昌所云两宋鱼袋制度的“用玉、金、银为鱼形附著其上者,特其饰耳”。武进村前乡一号墓出土的两枚涂金银饰件与此形制相同,器表同样是水波中的一对游鱼,自然也是鱼袋上面的“饰鱼”。同出尚有“革带”,简报说它“长19.2厘米,革面列银质鲤鱼,革带背面衬长方木片为托,木片一侧也列有两件银质鲤鱼”。此“革带”,便是程大昌所言“今用黑韦方直附身”的鱼袋,恰是所谓“革韦之不复有契,但以木楦满充其中”。那么这一枚“革带”与鱼纹银饰两枚,正是完整的一副宋制鱼袋,或曰“佩鱼”。参照福州茶园山宋端平二年墓出土木仿真带钤与鱼袋13),其形制更可见得明白。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册页《春游晩归图》中的骑乘者,一腰排方金钤下隐隐露出红鞋,腰间侧后且有纵向悬垂的一节,却是红鞋上凸起两枚拱形金饰,与前举出土实物一般无二，宋人词曰“宝带垂鱼金照地张先《偷声木兰花》),也正是这般情形。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十五《官职仪制》“赐金带”条:“国朝,翰林学士得服金带,朱衣吏一人前导。两府则朱衣吏两人,金笏头带佩金鱼,谓之重金。”武进村前乡一号墓出土的牙笏、毬路带扣与佩鱼正是所谓“重金”,适与薛极的地位相符,只是皆为银质。或是同于福州茶园山宋端平二年墓的以木仿真,此则以银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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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品,梳妆用具

金银饰品出自五号墓者,为金指镯一枚,金钳镯一副,银鎏金霞帔坠子三枚(3;三十个花头的银桥梁钗一枝,一长一短的银折股钗两枝;又梳子三枚,其中珠梳一枚出土时插在发髻上,直径9.3厘米,高4.1厘米。墓主人为女性。

金钏,金錠,金帔坠,是南宋时期聘礼中的必备之物,时称“三金”,无金,银镀金可代之。五号墓所出金钳镯每只重36.8克,周环打作三道凹线分隔镯面,似为显出多重的效果。金指镯为缠钏式,后世或称此式样为缠指、缠子。帔坠形制完整的一件,系纹样相同的两枚银片扣合,顶端的穿孔内贯一个小环,银片錾刻折枝花山茶、栀子和菊花。

金指镯、金钳镯、银鎏金霞帔坠子

两宋木梳讲究者多在梳背包金包银,或于梳脊镶珠,五号墓出土的黄杨木梳便属后者,南宋刻本《碎金》列出的名称“珠梳”适可与之对应。宋人绘画中也多有插戴珠梳的女子形象,如故宫博物院藏《搜山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嵩《货郎图》等等。

故宫博物院藏《搜山图》，局部

银钗、珠梳、银桥梁花头钗

出自五号墓的竹签、竹剔、竹柄抿子,原是与粉盒一起放在戗金朱漆奁中的梳妆用具。抿子用来掠发和刷鬓,主人梳洗打扮之际,常常由使女手奉此物随侍。且看南宋戏文《张协状元》中枢密使相王德用之女胜花唱的一支〔赏宫花序〕,道是:“胜花女,四时中,心下没事萦系。除非上苑随趁,度芳菲欢会。思之,论梳妆和针指,怎晓得,仗托云鬟粉面,使婢随侍。临鸾照时,那饰容都是它辈承直。”如此情景,也正是宋代墓葬艺术中常见的画面。

竹签、竹剔、竹柄抿子

简报归入明器者,多数是含锡成分的合金制品,中有出自五号墓的唾盂、钵盂一副,钵盂且带一个花钮盖。唾盂高5.5厘米,口沿直径9.1厘米m。宋墓中形制与尺寸大体相类的随葬品不止例,只是钵孟盖全者不多。江西德安桃源山南宋咸淳十年墓有发现于妆盒中的银唾盂、钵盂一副。作为梳妆用具,这一组器物的功用,当是钵盂盛清水,唾盂收浊水。顺便提及,日常生活中完整的一套清洁用器,尚有“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盖全)厮锣,或作钞锣,即金属盆。江苏镇江五洲山宋墓随葬品中便有如此齐整的一副:铜唾盂,高7.1厘米,口径15厘米;铜钵盂带盖,高6厘米,口径6.6厘米;铜盆,高6厘米,口径23厘米。这一组用器也是位高者出行时的仪仗法物。前引《春游晚归图》.末个荷担者,担子的一端挑了食匮,另一端是燃着炭火的镣炉,炭火上坐着两个汤瓶,又一人手提编笼,编笼中物,正是“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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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来源

《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

 扬之水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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