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女献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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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轴 纸本设色

136×69cm

1957年作

著录：《纪念张大千诞辰110周年》，四川美术出版社，此书主编为张大千曾孙张进先
（国家文保局文保协会副秘书长），2009年。

款识：丁酉春仲沱水邨居写班赞，张大千爰。

钤印：张爰私印，大千富贵大吉

仕女画是张大千一个重要的题材，所取得的成就也为宋元以来所少见。他的艺术特点和成功之处就是画出了人物瞬间的面部表情和内心活动。他笔下的仕女既有古代仕女画的遗风，又有着时代气息，姿态风韵、颇有个性。有论者言。比起张大千的山水和花卉，他的大千仕女画比其山水和花卉显得更加地生动真实。

1927年，29岁的张大千应日本古董商江藤涛雄邀请赴日本占领下的朝鲜，游览金刚山。江藤因自己无法相陪，就为他请来一位原为“伎生”（艺妓）的15岁朝鲜少女照顾生活起居，张大千为她取名春红。据张大千多年后描述：春红能歌善舞，喜爱书画，两人语言不通，但春红善解人意，相处不久，双双竟私订终身。1937年抗战爆发，二人失去联络。抗战胜利后，江藤与张大千恢复联系，告诉他，池春红早在1939年就因反抗日寇非礼被杀。张大千悲痛万分，立即题写“池凤君之墓”转寄韩国，为池春红修坟立碑。30多年后，张大千应邀到汉城（今首尔）办画展，轰动一时，并由池春红兄长带路，去坟前上香致祭，了却多年的心愿。张大千平生所作情诗只有十来首，写给池春红的就有6首，虽然他一生多情，娶过4位妻子，但从诗词看，他对池春红用情颇深，绝非文人风流猎艳。池春红的形象还屡屡出现在张大千的画中，如《惊才绝艳》、《玉女献桃图》、《美人双蝶图》等，或出以古代仕女，或出以仙佛人物，或出以摩登小姐。

这件《玉女献桃图》图是张大千从敦煌归来之后所作，正是其人物画开始进入巅峰的期间。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张大千仕女画创作的黄金时期，在造型上取的是盛唐壁画雍容丰腴的特征，设色明显地受佛教造像及藻井图案的影响，并参考了藏传佛教施用矿物质颜料的技艺，所以作品显得非常华彩富丽，这对于他最终形成自己工笔重彩的人物画风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该图线条流畅精细，人物姿态优雅，发丝清晰可见，线条优美流畅。

番女掣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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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心 纸本设色

105×54cm

1946年作

著录：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物《张大千绘画技巧赏析》P173；另有海霞艺展画册

款识：丙戌秋七月张大千，爰。

钤印：张爰之印，大千，大千居士

张大千番女掣厖图创作于1946年。40年代初期，张大千游历甘肃、青海一带，深为边疆民族妇女鲜艳、优美的服饰所吸引，迄自敦煌归来的他凭着当初所留下的速写与记忆，完成了一系列以番女为主角的创作，使他极有可能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中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画像的画家。艺术史家傅申于1991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沙可勒（SacklerGallery）美术馆策划“血战古人─张大千的绘画”（Challenging the Past： The Paintings of Chang Dai-chien）一展中，完成于1945年的《番女黑厖图》，题款中交待了此一系列创作的缘由始末：“往于青海三角城，见此西番二姝当欲写之未果，顷始追忆为此。”其中几件更有数本传世，不难想象大千对此一题材的种爱。

大千仕女画历来最受藏家青睐，如大千好友于非闇评曰：“大千人物，尤以仕女最为画道人赞赏，谓能大胆别创新意……他画的美人儿，少女是少女，少妇是少妇，而且少女美与少妇美，都有显然的区别。”因而大千更有“张美人”的称号。在造型上，大千早期沿袭清末的纤弱袅袅风尚，自敦煌归来后，对于原本流行于当时的仕女画风多所批判，造型上出现很大改变，不但仕女发型、衣饰都以历代壁画供养人像作为依据，仕女的面容转趋丰腴美艳，体态闲适而自然大方，强调举手投足间的神韵掌握，并多用铁线描法、设色艳丽，有血有肉。

此画中描绘两位站立的边疆民族女子、一头嗅闻卧地休息的西藏獒犬，使画面极具动感。此外，大千十分考究地描绘了两名女子袖长过膝、袍长过脚的藏袍，穿时系腰袒右臂。衣领边、袖口和衣襟外则用细皮毛镶边，可能是在喜庆节日时特别讲究的穿著。头戴藏族的“金丝帽”，腰系色彩斑斓的围带等细节被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顾盼生姿、灵活动人，展现了边疆少数民族女性的独特风情，均显其观察之细与过人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