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丛专题丨格高思逸，奇气郁盘——记余任天先生

格高思逸，奇气郁盘

——记余任天先生

文/吴龙友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浙江电影制片厂导演

曾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现为启功研究会顾问

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我离沪调杭，曾在不少场合多次听人说起余任天先生。

“因勤于笔耕，竟磨穿石砚数方，并熬瞎双眼。”

“生活拮据，无力购买，便将一张张小的白纸粘接，重复使用，最终写成黑纸。天长日久，墨痕凸现纸面，他又在凸有墨痕的纸面上蘸清水再写，这样的作品现存有三四十卷之多。”

“眼疾趋重，近乎失明，可依然笔耕不止，他只能在十多种大小不同的毛笔上，粘贴胶布或拧有螺丝，作画时，依靠用手的感觉，触摸这些标记，从而区别它们的用途。”

……

听着这些朋友的叙述，我慢慢地知道天庐夫子，并发自内心地惋惜，余老一生怎么会走得那么艰苦？

2006年11月余任天纪念馆开馆时，曾有人遗憾先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地位，并提示：艺术、学术地位在当代的提升与确立，须借一定的背景依托，通过整理作品、文献资料并予以出版，举办全面、高规格的作品展览，进行有高度和深度的学术研究来实现。

当时余任天谢世已22年，艺术影响力仍囿于浙江，北方知者甚少，这种遗憾深深地引起了我的共鸣。因此，当2007年岁末华宝斋邀我参与讨论次年题材计划时，根据以往对余老的认识，基于要把天庐夫子推向国人的念头，我提出编辑《余任天书画篆刻集》的想法，后经与会者一致认同，商定将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余任天五位大师组成一个系列出版。我兴奋这一夙愿能够实现，感激与会者的支持。

花去近十个月时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线装一函三卷本《余任天书画篆刻集》与读者见面。脱稿后，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庐夫子了不起，在我心目中，可算是当今艺坛一代伟人。

这感受对吗？我想一定是对的。请看近现代诸位大家对余老的称赞——

◎ 图1  任天印式  马一浮 题签  1953年

◎ 图2  马一浮致函请余任天刻“智林图书馆印”

一代国学大师马一浮为其题写签条“任天印式”（图1），还在20世纪50年代函请天庐夫子刻“智林图书馆印”（图2）；潘天寿先生称赞余老的画：“格高思逸，奇气郁盘，书味跃然于纸外，驱使笔墨、多不嫌繁，简不嫌少，一幅之中，有泼墨惜墨、放笔涩笔之妙，且穷年兀兀，精进不懈，是深于修养而笃于学力者也。”并说：“余君于作画之外，复精篆刻，擅书法，工吟咏。”赵朴老赞赏：“余任天先生是一位毕生清贫但身后享有盛誉的书画家，他的成就很高，诗书画印都是第一流的。”书坛泰斗沙孟海则以“四绝压群伦”誉之。

更值得回忆的是我与启功先生长期交往中的一些插曲。

2001年10月，我带了《余任天纪念集》《纪念余任天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还有画册等出版物去见启老。他拿到书后没作声，先粗粗翻了几页，继之便拿起放大镜，眼睛、鼻子几乎和放大镜碰到一起，手缓慢移动，片刻后放下放大镜，开口冲出一个“好”字，接着又说：“余任天先生我知道，真了不起，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

我说是啊，赵朴老也讲，过去对余先生的宣传少了一点，社会上都在叹息他的艺术声名不显，值得庆幸的是，今天人们已开始逐步地在认识余先生，还准备建立研究机构。启老接问，是不是搞研究会？我说不是，现打算建立艺术馆，想求您题个签。

“可以，可以，像余任天这样的艺术家该有个作品陈列和艺术研究的地方。”启老说着就拿起笔，并问我，“横的还是竖的？”我回答横的。转眼看见启老手里执起硬笔，我急忙说：“他们要拿这个做匾的，用这笔怕比较难搞吧。”启老会意说：“好，我用毛笔。”几分钟后，“余任天金石书画艺术馆”十个字跃然纸上。（图3）

◎ 图3  余任天金石书画艺术馆  启功 题

第二年春天，我又因公北上，请启老题了《余任天金石书画作品集》的签条，写完后启老说：“余先生的作品很有价值，你们要好好出版。”

2002年岁暮，我与启功先生通电话，告诉他我过几天要去北京，一则给他老人家拜年，再则为余任天先生九五华诞有事求教。

2003年元旦前一天下午，时辰已过黄昏，天色渐暗，启先生在书房里谈兴正浓，几次讲到沙老对余任天“四绝压群伦”的评价。正当先生很兴奋时，我顺口背了一首余老的七言绝句：“一艺功成岂偶然，人工天分两相连。还须滋养源头水，寂寞楼居四十年。”（图4）先生听后即说：“龙友，慢慢，慢慢，劳您大驾，再来一遍。”说着便随手取笔，我缓缓地重复一次，他老人家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并讲：“可惜啊，现在这样的人很难见到了。”

◎ 图4  “一艺功成岂偶然”七言绝句  余任天

◎ 图5  余任天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  启功 题签

接着我将事先准备好的“纪念余任天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字样交于启老，他看后说，不对，应该这样，很快就写出“余任天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的签条（图5）。并对事先嘱我草拟的“祝词”稍作修改成：

浙江有个余任天先生，他以“寂寞楼居四十年”的极高境界，在诗、书、画、印的艺术天地里辛勤耕耘一生，且成就卓著。我不仅早有所闻，并也敬佩。

今听说在先生九五华诞之际，浙江书画界要举行纪念活动，我当表示祝贺，愿书画界同人们学习先贤，为繁荣民族文化而齐心协力。

后学启功敬识    二〇〇二年除夕

临走时，先生还对我说：“龙友，我无力前去，请代致贺。”

2004年早春，为第二十届兰亭书法节事，我专程去京。此时启功先生起居已非常不便，靠拄四条腿的拐杖挪步，但当我再次提及余任天先生，并请书写余老百岁华诞签条时，他依然兴致极高，很快写出“余任天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启功敬题”签条，足见启老对天庐夫子的成就有多么推重！

有人说余先生是一位金石书画大家，有人说余先生是20世纪中华民族书画艺术中的巨人，还有人说他的书画理论和潘天寿先生、黄宾虹先生的书画理论，代表着中国书画理论、书画艺术发展的导向……诸多大家缘何作此评述，难道是偶然的吗？不，这正是任天老夫子在艺术上辛劳拼搏一生而获得的殊勋，也算是先生为衣食苦苦挣扎一辈子而得到的补偿。

通过由近及远的资料搜集，从书本到对有关人员进行采访，并参加余老的纪念活动，我对先生有了进一步了解：

十几岁时，二度赴杭进校学艺，白天上课，夜间跑裱画铺，他还戏称这是看展览会；后因贫辍学，回诸暨继续研究、探索。

抗日战争期间，他曾避难龙泉，与浙江大学金维坚教授等共创龙渊印社。先生亲自带领社员将龙泉山上坚硬的水成岩采来，用钢锯解作印章，以补印石之缺，并没日没夜地伏案奏刀。与此同时，他还一手编辑、誊印、发行了我国最早的、于印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龙渊印社月刊》，对当时及以后的印学界都有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结束后，来到杭州，因为有文人相轻、同行嫉妒的经历，先生宁愿过九口之家的清苦日子，继续刻苦钻研，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

在梳理了余老简短的经历后，不难看出，先生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艺术的创新、变法。他的创新建立在对传统的重视、吸收和批判的基础之上，因此经久不败。他没有信誓旦旦的豪言，但由于传统功底深厚，所以对自己艺术人生的历练十分从容与自信，目疾缠身仍坚毅不拔地写字作画，使自己的作品更加简拙、写意。先生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变法，惋惜自己寿太短。他曾告诫年轻人，历代书画家除了师承，就是靠收集到的名家片纸只字，终身揣摩，苦练而成，靠下苦功。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不管哪个历史时期，无论尊重的关切，还是旨趣的宣扬，无论身囿沉寂，还是面对喧闹，先生均特立独行，坚持一个信念，也就是由他自己镌刻，并且喜欢常用的闲章——“求己”（图6）。他在《示儿辈》诗中这样写道：“势利人间百事难，布衣素食莫嫌寒。清贫知足常年乐，叶底荣枯袖手看。”正是这种刻苦、求己的精神，造就了顽强自立于艺坛的今日余任天。

◎ 图6  求己  余任天

回看历史，时任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秘书长朱琦同志曾说：“1959年，省委李丰平副书记指示，经陈冰、薛驹、丁九研究，决定先吸收余任天、邓端和、张天奇三位为浙江省国画创作研究室（今浙江画院前身）专职画家，特别支付余任天每月人民币80元，邓和张两位先生每月人民币70元生活补助费，经费由省文化局拨给。后邓和张调任市工艺美校教书。余任天先生每日半天到省美协（今中国印学博物馆）作画……余任天先生对古书画有很深的研究……他的字写得好，人有没有架子，我们举办的许多展览会，都是他抄的前言和标签。”

朱琦又说：“‘文革’一开始，余任天先生被定为‘贩卖古字画的黑贩子’，被停了生活补助费拉出去批斗，仅有的一个专职画家，也被赶出国画创作研究室，离开美协。‘文革’后我写了报告，文联恢复了他的生活补助费。”

在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成立之前，1962年12月13日、23日、27日在美院召开的三次书法讲授提纲审查会议上，余任天先生都做了重要发言。他说，书法的实用价值可省略，只讲艺术价值就可以，大篆小篆要详细，楷书中放魏碑，我们理解，初学的人弄不懂，要分开讲，章草、行草要分开。

当听到朱家济先生讲纸笔碑帖价钱问题的发言后，余任天先生说，碑帖要注意那些书局出版，好的还是有，我就有几百斤。当潘天寿先生讲到工具问题后，余任天先生又说，这些我了如指掌，不成问题。

余任天先生离开我们有30多年了，这么有成就的老先生，一辈子生活如此艰辛，追溯往事，不堪回首，不堪深问。只能让先生的艺术成就、艺术精神，以及全方位艺术作品的张力来感染后人！

在任天夫子110周年诞辰到来之际，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永远感恩余任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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