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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社庆专题】西泠印社历史沿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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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9：新中国三十年

1949年5月，杭州解放，西泠印社由杭州市军管会接管。自此，西泠印社这个创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文人艺术社团，在社团性质上发生了由私而公的根本转变，西泠印社的发展由此纳入了政府文化政策的关注范围，得到了经费和组织上的保障。

1951年，鉴于西泠印社一时难以开展活动，经沪、杭两地部分社员研究决定，将印社全部文物资料、房地产及家具等暂交政府代管，并由省文管会和市房管处（一说市建设局园林管理处）接收管理。

虽然此时的西泠印社一时还难以恢复活动，但就社员个人活动来看，并非一片空白，尤其是作为当时唯一健在的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禔，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由他发起、督促或协助完成的几件事，在印社历史上也是意义非常。比如，1957年印行的《西泠印社志稿》的编撰准备工作于50年代初已由王禔主持开展，历时多年；1954年问世的韩登安《西泠印社胜迹留痕》，由王禔嘱刻、审定与资助而成。当印社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时，社员所做的这些带有一定总结性质的工作，既是他们对印社拳拳深情的见证，又为印社保存了前半个世纪珍贵而丰富的史料。

20世纪60年代，潘天寿为郭沫若创作《秋酣图》的情景

1956年，身为省人大代表的张宗祥率先提议恢复西泠印社，受到浙江省文化局领导的重视。经过多次约谈，决定由政府拨款，先从筹备金石书画营业部做起，并由韩登安具体筹办。当年，在浙江省委文教部和浙江省文化局领导下，成立了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著名学者张宗祥任筹委会主任委员，潘天寿、陈伯衡为副主任委员，诸乐三、沙孟海、阮性山、韩登安四人为委员。

1957年，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并于11月、12月召开了两次筹备会议。此后，西泠印社社团事务逐渐恢复，并由政府拨款5000元，在孤山社址内开设金石书画门市部。

1957年，日本丰道春海、青山杉雨等一行来西泠印社参观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来访印社的日本书道代表团。

1959年，为贯彻中央关于体制下放的指示，西泠印社由浙江省文化局移交到杭州市，归杭州市文化局领导，成立西泠印社办公室，全面负责社址管理和营业部日常事务，印社筹委会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同年9月，杭州市文化局成立浙江最大的艺术品商店――杭州书画社，专营古今书画名家真迹和复制品的展览、收购和销售，并作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为西泠印社的恢复和活动提供基本的经费保障。

1960年，西泠印社金石书画营业部同杭州书画社合并，归属书画社管理，直至70年代末才又改由西泠印社领属书画社。

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张宗祥在家中留影（摄影与1956年2月）

经过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的恢复、筹备阶段，印社渐渐显出生机。

承续50年代初印社学术研究的氛围，在著述出版方面，首先有了1957年《西泠印社志稿》的印行，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新中国成立前社史的最为翔实的资料；1960年，油印本《西泠印社志稿附编》问世；1964年印社出版《西泠四家印谱》。除了上述与印社的人和事密切相关的资料外，印学研究领域也收获颇丰，如沙孟海著述的《印学史》、《沙村印话》，叶潞渊、钱君匋合著的《中国玺印源流》等，为印社此后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社团事务逐渐恢复的同时，在社员的鼎力支持和多方协助下，西泠印社在征集文物、举办展览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7年，得力于吴昌硕后人吴东迈的捐献，吴昌硕纪念室得以成立；1962年，张鲁庵家属捐献了张氏望云草堂珍藏的印谱400多部、印章1500多方，其中多为海内孤本和珍品。此外，其他诸多社员如高时敷、王个簃、葛书徵等也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纷纷捐助文物，大大丰富了社藏，也为展览提供了条件。至此，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学术社团，在印学研究方面真正具备了丰厚的资料基础。

在社藏不断丰富的基础上，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西泠印社举办了盛大的金石书画展，展品包括吴昌硕、徐悲鸿、潘天寿等的书画作品，太平天国时期的印模，商周钟鼎彝器拓本，浙江境内名胜古迹石刻拓本，周秦汉唐等时期的铜、玉、犀、牙印章，自明迄近代“西泠八家”为主的石章及印谱等，展品来自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图书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博物馆、上海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以及沪杭各地收藏家等，堪称一次集大成的展览。

1963年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雅集笔会

1962年，西泠印社在杭州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社员座谈会，拟定了建社60周年的活动计划和《西泠印社章程（草案）》，并成立了社庆筹备委员会。

1963年，西泠印社召开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了西泠印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金石书画展览会，进行了专题学术研讨，通过了新的《西泠印社章程》，选举张宗祥为社长，潘天寿、傅抱石、王个簃、许钦文、孙晓泉为副社长，产生了首届理事会，并拟定了重振印社的全面规划。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60年代中期，西泠印社的领导机制、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式已经逐渐步入了正轨，各项发展计划正陆续付诸实施。但是，1966年“文革”的突如其来，使西泠印社再次跌入了历史的低谷。

十年浩劫，印社活动被迫停止。十年间，丁敬、邓石如、吴昌硕三造像及后山石坊遭毁，许多社员或被隔离审查，或被抄家，甚至遭迫害致死的也不在少数，如马公愚、沈尹默、潘天寿、童雪鸿等。但当时西泠印社办公室的人员还是设法保护了大部分的社藏文物和刻石，在当时的形势下做了大量书画篆刻普及工作，而社员在艰苦的条件下也以多种形式坚持篆刻创作，比如以革命口号、毛泽东诗词等内容入印，以简化字入印创作出版《新印谱》三集等。

被毁前的丁敬坐像

1973年，由香川峰云、青山杉雨等率领的日本书道代表团访问印社。在六七十年代，中日两国书法篆刻交流兼带外交使命的大背景下，日本书道团的这次来访，为遭受“文革”冲击的西泠印社争取到了生存和发展理由，而且印社能够以社团名义和集体形式出面接待、开展活动，在这十年里几乎是仅有的一次。

1976年，“文革”结束。印社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1977年，西泠印社重新整修了孤山社址；1978年，吴昌硕等三座造像重建落成；1979年，在西泠印社建社75周年纪念会之前，又由省文管会拨款维修了全部建筑物。

1979年12月，西泠印社召开了成立75周年的社员大会。“文革”十年，这浩劫过后的第一次聚会隆重而热烈，全国诸多著名学者、印学家、书画家应邀入社。大会通过了新社章，制定出五年工作计划，选举沙孟海为第四任社长，赵朴初为名誉社长，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并举行了学术报告会与王个簃捐献授奖仪式。

1973年，由香川峰云、青山杉雨等率领的日本书道代表团

访问西泠印社

在著述出版方面，1977年，西泠印社编辑出版了《历代印章简编》和《吴昌硕印略》；1978年，西泠印社出版社正式成立，编辑出版了由部分社员和篆刻家创作的《革命胜迹印谱》，并从该年开始手拓出版《西湖胜景印集》等印章藏品集；1979年，以篆刻为主，兼及研究金石书画创作的《西泠艺丛》创刊。沙孟海、方去疾、罗福颐等则继续以各自的著述推动着印学研究。

时光流逝，此时的西泠印社，已经走过了70多个春秋，可谓饱经沧桑和尘世风雨的击打，在它身上已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草木房舍的损毁，尚可以修修补补，西泠印社在这30年间最为痛切的损失，是一批学养精深的社员，或受冲击、或因老病，相继辞世。这对百废待兴的西泠印社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日益沉重的隐忧。

【115年社庆专题】西泠印社历史沿革（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