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寻访宝典

看到一篇关于“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的地理分布”的文章，在此特分享给大家。

【 引 言 】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文景之时，盛行于印度西北地区，后经中天竺传至中亚等国，进而传至西域，于两汉之际经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内地。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创造了多种风格独特的宗教景观，主要包括寺院、石窟、石刻、造像碑等。伴随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印度的佛教艺术也开始东布中土。东汉明帝曾专门“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象焉”，并在“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这是见于历史文献中最早建立佛寺的记载。至于造像立寺最早之记载，在东汉灵、献帝时，笮融造大佛及佛寺，礼佛者每次五千余人。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中印佛教艺术的交流不断加强。东晋时，高僧法显“持经像”归国。北魏太安初（455年），有沙门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宋云、惠生游历西域，惠生曾“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变塔”。考古发现表明，在东汉至魏晋的墓室石刻里，已发现真正的佛像。山东沂南地区发现东汉末至魏晋的画像石墓，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南北的顶端各刻有一头带束带、腰间系下垂流苏、头后带项光的立像，有研究者认定其为佛像。1940年分别在四川省乐山市麻浩区一号崖墓和柿子湾1区一号崖墓中，发现佛像石刻。佛像刻于前室东壁，通高37厘米。高肉髻，头绕圆形顶光，身着通肩大衣，右手似作“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佛像的雕刻技法属于高浮雕，不可能为后人补刻，年代最晚断定为蜀汉时期。

与其他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的路线相似，开窟造像活动也是首先传至西域，尔后逐渐东传，最后遍布全国。新疆地区的石窟寺是中国绝对年代最早的一批石窟。据碳十四测年测定，位于古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境内的森木塞姆千佛洞，年代较早的洞窟是第36窟，距今1890±120年，树轮校正年代1845±125年，当在公元二至三世纪。位于古疏勒国（今新疆拜城县）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年代最早的是第47窟，测年时间距今1785±7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1730±80，当在公元三世纪中。新疆地区的石窟寺形制和内部雕塑风格，具有鲜明的中亚地域风格，最基本的窟形是以中心柱分割前后室的形式出现，这种模仿印度佛教支提窟的石窟形制，与阿富汗兴都什库山麓的巴米扬石窟相似。由此可以推测，印度佛教石窟可能经过巴米扬地区传入西域，进而传入中国内地。

南北朝时期，政治上南北呈对峙状态，佛教也开始南北相分。南方偏重玄学义理，承魏晋之风。北方则重禅观实践，开凿窟龛，广建功德。北朝诸帝多信奉佛法，大修功德以求福，鼓励开凿石窟。北魏平凉之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是北方石窟的开凿中心。随着局势的变化，北魏迁都洛阳，洛阳周边开始大量开凿石窟，最著名的当属龙门石窟，众多中小型石窟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北朝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石窟开凿中心也迁徙到邺城和长安。尤其是东魏北齐，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以邺城（今河北临漳）为中心的诸石窟分布至邺城以西的太行山东麓一线。北齐高氏皇族定晋阳（今山西太原）为陪都，常往来于两都之间，以晋阳为中心的晋中地区和两都之间的晋东南地区，石窟密布。

本文论述的晋冀豫地区，包括以下四个子地区：1、以平城为中心的晋北地区，北魏司州之地，今属山西省大同市和朔州市范围；2、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北魏洛州、豫州之地，今属洛阳市、焦作市、郑州市以及三门峡市东部的范围；3、以邺城为中心的冀中南地区，北魏相州、定州之地，今属河北省石家庄市、邯郸市以及河南省安阳市范围；4、以晋阳为中心的晋中地区和邺城、晋阳之间的晋东南地区，同属北魏并州之地，今属太原市、晋中市、长治市和阳泉市范围。以上四个地区，地缘相连，以不同时期的政治中心为依托，历史上前后相承，是北朝石窟寺的主要分布区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中国的石窟寺，依地域而言，可分为四大区域（图一）：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其中，新疆地区又可分为龟兹、焉耆和高昌三个子区。中原北方地区，可分为河西区、甘肃黄河以东区、陕西区、晋豫及其以东区四个子区。南方地区，主要指江浙和川滇两个区域；西藏地区，主要指拉萨和阿里地区的石窟。本文所讲的晋冀豫地区属于中原北方地区的晋豫及其以东区。

图1 中国石窟寺分布图

本文以石窟寺为研究对象，因而不包括摩崖龛像、单体造像及造像碑等材料。由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石窟寺数量众多，不可能将所有石窟寺全部收入，即使只是分析重要石窟，也难免疏漏。但笔者尽量做到全面，不详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的遗存状况 】

石窟寺是重要的佛教遗存，是佛教广为传播的有力见证。北朝时期，在包括晋冀豫地区的中国北方地区，石窟寺遗存众多，而南方地区相对少见。分析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治呈对立态势，佛教南北相分，南方偏重玄学义理，承魏晋之风，北方则重禅观实践，开凿窟龛，广建功德，北方僧众常聚集在山林幽静处“凿仙窟以居禅”；二、信佛者认为佛教面临三阶段，即正法、象法和末法，末法最为悲惨，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的灭法运动，每次都对佛教有沉重打击。末法思想在北方信众中尤为盛行，而开凿石窟、雕凿龛像不易损毁，被认为是保证佛法永存的有效办法；三、佛教自西北传入中国，石窟寺也首先在新疆、河西地区出现。至北魏拓跋珪平凉州，迁凉州僧众巧匠至平城，晋北地区佛教始盛，石窟开凿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和佛教山林的广布，石窟寺传播到河南、河北、山东等中国北方大部，且历北朝、隋、唐、五代、宋而不衰。现将北朝时期石窟寺在晋冀豫地区的遗存状况，分为晋北、豫西北、冀中南和晋中及晋东南四个子区进行介绍。

（一）晋北地区

山西石窟寺保存较多，据全省文物普查初步统计，山西全境有石窟寺三百余处，摩崖造像、石刻更是遍布全省各地[]。山西石窟寺始凿于北魏，至唐代时达到极盛，后历宋、五代、元、明、清均有开凿，形成石窟寺发展的清晰脉络。晋北地区[]现存北朝石窟寺共有七处：其中大同市区有五处，分别是云冈石窟、鹿野苑石窟、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和焦山寺石窟；下属县有两处，分别是阳高县龙泉寺石窟、广灵县圣泉寺石窟。现将七处石窟遗存状况简述如下（图二）。

图2 晋北地区北朝石窟寺分布图

1、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始凿于和平初年（460年），《魏书·释老志》：“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与京师西武周川塞，开窟五所，镌刻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所撰《金武周山重修石窟寺碑》记载，云冈石窟所刻纪年最迟者为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因此，云冈石窟的开凿从开始到结束，共历时六十余年，开凿大小窟龛数百座。

根据石窟形制、造像样式等因素的变化，云冈石窟大致可以分为三期：云冈一期，即和平初（460年）始凿的昙曜五窟，也就是位于石窟群中西侧的第16-20窟，此期各窟平面呈椭圆形，造像为三世佛和千佛，主像形体高大；云冈二期，开凿时间大概在文成帝以后，以迄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前的孝文帝时期，即465-494年，洞窟主要位于石窟群的中东侧，有第7、8窟，第9、10窟，第5、6窟和第11、12、13窟，还有开凿在东部的第1、2窟和第3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具前后室，佛像服饰多“褒衣博带”式；云冈三期，多中小型石窟，主要集中在20窟以西的地方，中部的14、15窟和第4窟也属于这一时期，第三期石窟总数不下于二百个，窟室样式急剧变化，是最为繁杂的阶段。

2、鹿野苑石窟

1980年7月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大同市西北小石子村附近的山沟石崖里发现了一处石窟寺，从其地理位置、石窟形制、造像特征、雕刻内容等方面来分析，应为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它位于大同市西北约10公里的雷公山背沟北山崖面，东南距小石子村1.5公里，南距安家小村的北魏城垣遗迹4公里，石窟前临古河道，河滩上现仍有泉眼。洞窟坐北朝南，高出河滩十多米。

鹿野苑石窟东西长30米，现存洞窟十一个，编号为1到11，其中第6窟为造像窟，居于中央，其余为禅窟，居于两侧。石窟为雕刻较少的修禅窟，与“昙曜五窟”的造像风格一致。

3、鲁班窑石窟

石窟位于大同市云冈村西约2公里山丘上，相传开凿云冈石窟的工匠居住于此，故名。开凿在武周川西岸上小崖石上。现存洞窟2座，平面呈椭圆形。坐西朝东，与云冈石窟隔河相望，开凿于北魏迁洛之际。

4、吴官屯石窟

石窟位于大同市云冈以西约4公里处的武周川北面崖壁上，东西相距200多米，多为小型窟龛。现存洞窟三十二个，皆为北魏遗存。各窟龛多已残破，风化较甚。没有成组的窟，小型窟龛居多，造像身躯修长，面目清癯，与云冈晚期的造像题材接近，应开凿于北魏迁洛之后。

5、焦山寺石窟

石窟位于大同市云冈西15公里高山镇，武周川北岸。寺址坐南朝北，依地势辟为五层，共存洞窟11个，编号为1至11，大多开凿于北魏时期，现多已风化。自汉代始，这里即是汉与匈奴的必经之路，《汉书·匈奴传》记：“匈奴自单于一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乃以十万骑入武周塞。”北魏时，武周塞是旧都盛乐和新都平城之间的往来孔道，焦山和高山镇隔武周川相望，得交通之便利，正是开凿石窟的形胜之地。

6、龙泉寺石窟

石窟位于大同市阳高县狮子屯乡苏家窑西北，开凿于北魏时期。寺毁，仅存石窟，分上下两层，上层2窟，下层1窟，窟内有竖井可上下贯通。窟内造像无存，窟外摩崖造像风化严重。

7、圣泉寺石窟

石窟位于大同市广灵县宜兴乡村南约7公里处，开凿在距地面1.5米，长约80米的峭壁上。现存4窟，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有3窟，下有1窟，窟内造像均毁。据寺庙碑记载，石窟始凿于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重修。

（二）豫西北地区

河南省石窟众多，除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巩县大力山石窟和安阳灵泉寺石窟外，在豫西、豫北和南阳盆地共发现有38处中小型石窟和摩崖造像。北魏迁都洛阳后，即在都城洛阳周围开凿石窟。豫西地区的石窟群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中心，另有众多中小型石窟如众星拱月般分布在其周围，比较著名的有巩县大力山石窟、义马鸿庆寺石窟、宜阳虎头寺石窟、渑池石佛寺石窟、伊川鸦岭石窟、伊川吕寨石窟、嵩县铺满石窟和偃师水泉石窟等。豫北地区则是洛阳通往平城和邺城的必经地，依交通线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洛阳向北直至博爱县，分布有谢家庄石窟、吉利万佛山石窟、孟县莲花洞石窟；另一组在洛阳东北，由卫辉市至浚县，折而向西至林县，分布有卫辉市香泉寺石窟、淇县前嘴石窟、青岩石窟、鹤壁五岩寺石窟、林县千佛洞石窟等。现依据记录材料，将豫西北地区[]主要石窟寺遗存状况简述如下（图三）。

图3 豫西北地区北朝石窟寺分布图

1、巩县大力山石窟

石窟位于芒山东端大力山南麓，面临洛水，西距洛阳故城44公里的寺湾村。北魏迁洛之后，曾在这里建“希玄寺”，据唐龙朔年间《后魏孝文帝故洗选死至碑》云：“昔魏孝文帝发迹金山，途遥玉塞，……电转伊缠，云飞巩洛，爰止斯地，创建伽蓝。”现存北朝洞窟五座，其中1至4窟为深5米左右的中大型窟；第5窟为深3米左右的中型佛殿窟。五座窟皆为中心柱窟，但均无纪年铭记。从洞窟形制、造像题材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分析，它们的雕凿时间比较接近，应在河阴之变（528年）之前，至北魏裂为东西（534年）之后不久。

2、登封石窟

石窟位于登封市城关镇少林办事处大王沟村东，现存石窟一座，小龛5个。石窟窟门面西，开凿于北齐时代。

3、荥阳王宗店石窟

石窟位于荥阳市崔庙乡王宗庙村入口处，凿有石窟一所，开凿年代为北齐天统四年。

4、吉利万佛山石窟

石窟位于今洛阳市吉利区（原孟县吉利乡）与济源市交界处的柴河村，东南距北魏洛阳故城40公里。石窟分两区，即上寺区和下寺区，现存神游洞、锣鼓洞、大佛龛、莲花洞和变窟等洞窟。石窟皆赋彩，窟形多样，既有中心柱窟，也有殿堂窟。从窟外分布甚广的礼佛图和浮雕画来看，该石窟开凿于北魏。

5、孟津谢家庄石窟

石窟位于孟津县煤窑乡谢家庄东南约200米索罗沟的石壁上，前临小溪，东南距汉魏洛阳城约25公里。据1986年调查材料，当时存敞口梯形小型殿堂窟1座，正壁和北壁各置一佛二菩萨。开凿年代为北魏末。

6、新安西沃石窟

石窟位于新安县西沃乡，黄河南岸青要山的峭壁上，前临黄河，东南距汉魏洛阳故城约90公里。据1986年调查材料，当时存小型方形殿堂窟两座。第1窟为穹隆顶，三壁设坛。窟口右侧有刻铭，曰“建功孝昌之始， 就建义初”，知其年代在孝昌初年。第2窟为敞口横长方形小窟，碑记此窟为民间邑社集资建于北魏普泰元年（531年）。

7、义马鸿庆寺石窟

石窟位于今义马市东16公里石佛村（原属渑池县），东距汉魏洛阳城约60公里。石窟南临石涧河，北依白鹿山。现存北朝洞窟6座，其中第1窟为中心柱窟，第6窟为禅窟，其余4窟为殿堂窟。6座石窟均无纪年铭文，又多剥蚀崩塌。各窟均为方形平面，三壁三龛的布局流行于北魏晚期。从石窟的造像风格开看，6座石窟的开凿时间应极为接近，大抵开凿于河阴之变前后。

8、宜阳虎头寺石窟

石窟位于今宜阳县城东13公里的苗村，东北距汉魏洛阳城约40公里。傍虎伏山开凿，北眺洛河。现存北朝小型洞窟2座，摩崖千佛龛1处。造像风格受洛阳龙门石窟影响较重。窟内千佛龛下尚能看出“正光元年”字样，据此推测为北魏洞窟。

9、渑池石佛寺石窟

石窟位于渑池县西北坡头乡西4公里的庙下村。背靠红砂岩崖壁，面对山涧水，现存洞窟四个，经考证开凿于北周。

10、伊川鸦岭石窟

石窟位于伊川县鸦岭乡西北石佛寺村，东北距汉魏洛阳城约45公里。前临甘水河，北依村北山崖。现存两洞窟，均为北魏开凿。

11、伊川吕寨石窟

石窟位于今伊川县酒后乡吕寨村东北半山腰之上，远眺伊河，东北距汉魏洛阳城约50公里。现存洞窟有三座，均开凿于北朝。

12、嵩县铺沟石窟

石窟位于嵩县铺沟村南小丘上，东北距汉魏洛阳过程约60公里。现存洞窟六座，分布在环形山凹中，前临伊水。中型殿堂窟一座，小型殿堂窟五座，均利用天然洞穴修建而成。洞窟无纪年，但从造像风格可看出，与龙门正光、孝昌间窟龛相似。

13、偃师水泉石窟

石窟位于今偃师县寇店乡水泉村南万安山断崖上，前临沙河，北距汉魏洛阳城20公里。有长方形平顶殿堂窟一座，系天然溶洞修凿，窟内有龛，龛上有铭文纪年为熙平二年（517年），窟外右侧有小型禅窟，无雕饰。

14、洛阳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今洛阳市南郊龙门山麓，前临伊水，其地东北距汉魏洛阳故城20公里，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最重要的石窟群。据文物部门统计，龙门石窟现存北朝洞窟共二十三座，均是殿堂窟。其中深10米以上的大型窟有6座，即古阳洞、宾阳中洞、宾阳南洞、宾阳北洞、莲花洞和火烧洞。深5米左右的中型石窟有5座，分别是魏字洞、皇甫公窟、药方洞、唐字洞和路洞。深2.5米的小型洞窟有5座，分别是慈香洞、普泰洞、弥勒洞、赵客师洞和天统洞。深2.5米以下的小型洞窟有7座，分别是龙骧将军洞、地花洞、六狮洞、弥勒洞北一洞、弥勒洞北二洞、来思九洞和汴州洞。

现根据洞窟纪年铭刻记载和洞窟形制等推测，北朝洞窟的开凿时间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即孝文帝、宣武帝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按始凿的时间先后，为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宾阳南洞和宾阳北洞。其中古阳洞和莲花洞平面为纵长方形，宾阳三洞平面为椭圆形。按《魏书·释老志》记载，此三洞是为高祖、文昭皇太后和世宗营造的洞窟。第二期为胡太后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胡太后被幽前和胡太后复政后两个阶段。胡太后被幽前开凿的石窟按始凿时间先后，为火烧洞（神龟元年）、慈香洞（神龟三年）、魏字洞、普泰洞和弥勒洞；胡太后复政（正光元年）至孝昌元年期间，开凿的洞窟有皇甫公窟、龙骧将军洞、地花洞、弥勒洞北一洞、弥勒洞北二洞、六狮洞、来思九洞等，另外两未完工的大型洞窟——唐字洞和药方洞也开凿于此时期。第三期为孝昌以后的北魏末期，开凿的中大型窟是路洞，中型窟有两座，即较大的赵客师洞和较小的天统洞，小型窟即汴州洞。

15、密县香峪寺石窟

石窟位于密县西北19公里尖山乡香峪村北，现有石窟一座，上有纪年，开凿于东魏天平二年。

16、卫辉市霖洛山香泉寺石窟

石窟位于卫辉城西北约20公里处，现存一窟，石窟的造像和题材与《华严经》有密切联系。

17、淇县青岩石窟

石窟位于淇县城西北20公路贺村之西，太行山东麓，前临淇水。石窟平面近方形，正壁雕释迦摩尼佛，其余壁面布满小佛龛，计有600余身，应开凿于北魏后期。

18、鹤壁五岩寺石窟

石窟位于鹤壁西北8公里的西小庄以西五岩山上，自东向西有五区，分布在长达200米的崖壁上，开凿窟龛41个，造像154身。据造像题记，最早的石窟开凿于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最晚开凿于武定七年（549年）。

19、林县千佛洞石窟

石窟位于县城南15公里南庵沟村以北。现存石窟1座，坐北朝南。正壁雕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石窟开凿与北齐高僧僧达有关，据此推测，石窟应开凿于北齐时期。

20、安阳小南海石窟

石窟位于安阳市装货村东，邺城西南40里，背倚鳖盖山，前临洹水。现存石窟三座，自西向东分布，可分为西、中、东三窟。中窟上方刻有《方法师镂石班经记》：“大齐天保年间……刊此岩窟。至六年中，国师大德稠僧重莹修好，……遂镂石班经，传之不朽。”由此可知，中窟开凿于天保元年（550年），完工于天保六年（555年），窟内三壁共造像九身。东窟位于中窟以东500米处，破坏严重，窟内造像大体同中窟之制。

21、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

石窟开凿于灵泉寺东西两侧的山峰上，东山有窟龛64个，西峰有窟龛212个，历北齐、隋、唐、五代、宋均有开凿。较大的窟有大住圣窟和大留圣窟，其中大留圣窟外有“魏武定四年岁在丙寅道凭法师造”字样，据此可知此窟系道凭法师于东魏武定四年（546年）所造。

（三）冀中南地区

河北省现存石窟40余处，上自北魏下至明清，历代均有雕凿。主要分布在冀西的太行山东麓和冀北的燕山南麓。公元534年，北魏分为东魏、西魏。东魏北齐移都邺城，统治者崇奉佛教，大肆兴建寺院，开凿石窟，邺城俨然成为当时北方的石窟开凿中心。大量的石窟寺集聚于以邺城为中心的司州地区，如南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涉县林旺石窟、娲皇宫石窟、艾叶峧石窟以及元氏县封龙山石窟等。现将冀中南地区主要北朝石窟寺的遗存状况简述如下（图四）。

图4 冀中南地区北朝石窟寺分布图

1、南北响堂山石窟

包括北响堂和南响堂两处，均位于邺城西北30里，滏口陉附近。共有石窟十六座，摩崖佛龛300余个，造像4300余尊。北响堂有北齐石窟四座，其中以文宣帝高洋所营建的大佛洞、释迦洞、刻经洞三窟最负盛名，开凿于北齐天保年间（550-559年），隋、唐、明均有续凿。南响堂石窟位于鼓山南端，有北齐窟七座，分上下两层，下层为1、2窟，上层为3-7窟，为北齐勋贵高阿那肱于天统元年（554年）出资建造。响堂山石窟毁坏严重，大量造像、浮雕流落海外。

2、邯郸鼓山水浴寺石窟

石窟位于邯郸峰峰矿区鼓山东麓寺后坡村南，与北响堂石窟隔山相对，也称寺后坡石窟。有东、西两窟及摩崖佛龛20余个，分布于水浴寺遗址西侧的一处面南的山崖上。其中西窟开凿于北齐武平年间（570-576年），外观作覆钵塔形，窟内中央置方柱。西窟前壁有“昭玄大统定禅师铭”，是北齐石窟中罕见的纪铭。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北齐天保元年（550年），文宣帝诏置“昭玄十统”，以沙门法上为“大统”。可见“昭玄大统”应为北齐最高僧官，这也可反映水浴寺的重要性。

3、涉县林旺石窟

石窟位于固新镇林旺村东南1.5公里处，窟面向南，前临清漳河。始凿于北齐末年，完成于隋开皇七年（587年）。窟内平面方形，三壁设坛。窟外两侧各依岩凿高2米，宽1.2米的摩崖大碑，上记石窟开凿始末。

4、涉县艾叶峧石窟

石窟位于涉县偏城乡艾叶峧村东500米，现存石窟一座。窟门向西，呈圆角长方形，窟内平面呈方形，穹窿顶。窟内造像形体胖壮，衣纹简疏，具有鲜明的北齐特征。

5、涉县娲皇宫石窟

石窟位于索堡镇凤凰山南麓崖壁上，现存南北石窟两座。窟内有大量刻经，是我国现存早期刻经字数最多，面积最大的一处石窟。无明确纪年碑，但北窟北侧有赵妃母所刻《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赵妃，即唐邕妃赵氏，约卒于武平六年（575年）。据此推测，娲皇宫石窟开凿于北齐时期。

6、元氏封龙山石窟

石窟位于元氏县南佐镇北龙池村北500米封龙山上，有西石堂院和东石堂寺两处。西石堂院位于封龙山南麓西坡，有东西排列西南的石窟三座，其中第三窟第1个洞窟开凿于北朝晚期，平面方形，三壁中央各凿拱形龛，龛内各雕坐佛一尊。东石堂寺位于封龙山东麓南坡，有北宋石窟一座。              

（四）晋中及晋东南地区

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常往来于两京地区，太行山西麓一带交通异常繁忙，处于这一交通线上的建州（今高平）、怀州（今沁阳）等地，开凿了众多石窟寺，比较著名的高平羊头山石窟、高庙山石窟、石堂会石窟等。东魏、北齐时期，邺城佛教发展盛况空前，晋阳作为陪都，深受其影响。众多僧侣从邺城来到晋阳，传播佛法，建立寺院，开凿石窟及造像，如天龙山石窟、瓦窑村石窟、姑姑洞石窟、龙山的童子寺和蒙山的西山大佛等。地处两都之间的晋东南地区，交通作用尤为显著，沿途设立众多驿站，同时也开凿了大量石窟寺，如武乡良侯店石窟、左权石佛寺石窟、高欢云洞、榆社响堂寺石窟、园子山石窟等。现将晋中及晋东南地区主要北朝石窟寺遗存状况简述如下（图五）。

图5 晋中及晋东南地区石窟寺分布图

1、天龙山石窟

石窟位于太原西南40公里处的天龙山，山前有天龙寺。石窟开凿于东、西二峰的山腰，东峰有八窟，西峰有十三窟。石窟开凿起于东魏末，止于唐代。东峰2号、8号窟为东魏末年开凿，1号窟及西峰10号窟，则为北齐所作。

2、姑姑洞石窟

石窟位于太原市南郊区晋祠镇西北3.5公里明仙村对面的龙山南坡。岩石属于黄色砂岩，结构松散，崩毁严重。现存三座石窟，呈上下分布。从洞窟形制、造像特征等方面分析，洞窟应开凿于北齐时期。

3、瓦窑村石窟

石窟位于太原市晋祠镇瓦窑村西约500米处，开凿于长30米，宽6-8米的崖壁上。现存石窟三座，窟面朝南，东西向一字窟平面呈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式，为东魏-北齐样式。造像风化严重。

4、高平羊头山石窟

石窟位于高平市神农镇西沙院村北部的羊头山，散布在山间突起的砂质崖石上。石窟分布从山顶至山腰可分为十个区域，共计洞窟9个，摩崖龛像3处，北魏到唐代石塔6处，北魏造像碑一处及清化寺遗址一处。其中石窟第6窟和第8窟为北魏石窟，均呈平面方形，四角攒尖顶，内三壁三龛皆为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结跏趺坐于方座之上。

5、石堂会石窟

石窟位于高平市东偏北15公里石堂会村，开凿于裸露的黄沙岩质崖面上。现存洞窟6座，其中3座北朝佛教洞窟，编号为1-3。洞窟平面呈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式，门外雕二力士，与云冈三期一致。窟内佛像面相清瘦，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属北魏晚期典型的“瘦骨清像”样式，开凿年限应在公元516-534年。

6、高庙山石窟

石窟坐落在高平市南城街道南陈村西南750米的高庙山北麓，开凿于质地细腻的石灰岩体上。现存1窟6龛，保存尚好。石窟平面呈方形，穹窿顶，窟内三壁三龛式，正壁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造像特点保留北魏余风。与羊头山、石堂会石窟同属北魏晚期。

7、开河寺石窟

石窟位于阳泉市平定县岩会乡乱柳村西1公里，桃河北岸南麓的断崖上。现存3座石窟及附龛8个，摩崖造像1处。3窟皆坐北朝南，平面呈方形，四角攒尖顶，三壁三龛式。其中一窟，内镌“大齐河清二年（563）”发愿文。另两窟据题记载，开凿于东魏武定五年（547年）和北齐黄建二年（561年）。造像特点受邺城石窟影响较大，可视为北魏向北齐过渡的中间样式。

8、左权石佛寺石窟

石窟位于晋中市左权县城西3.5公里井沟村南500米山坡上，清漳河西源河谷南岸。石质为黄色砂岩，极易风化。现存洞窟2座，南北毗邻。洞窟为平面方形，覆斗顶，窟内三壁三龛式，三壁前设低坛基，为北朝晚期常见窟形；佛像均面相清瘦中向丰圆变化，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呈现北魏末年向东魏过渡时期的特点。

9、高欢云洞

位于晋中市左权县梧屿镇申家峧村北约3公里处的山崖上。现存1主窟和2附窟。主窟为佛殿窟形制，平面长方形，平顶。洞窟开凿于北朝晚期，未完成即废弃。

10、云龙山石窟

石窟位于晋中市和顺县义兴镇北关村西2公里的云龙山上。现存2窟，皆坐北朝南。主窟为东窟，覆斗顶，窟内三壁三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为北朝晚期样式。

11、石马寺石窟

石窟位于晋中市昔阳县大寨镇石马村北约100米处，开凿于三块巨石组成的崖面上。现存洞窟3座，坐东朝西，另有佛龛178处，造像1300余尊。石窟开凿于北魏永熙三年（534年），隋、唐续凿。北魏石造像多面相清癯，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置僧衹支，为北朝晚期风格。

12、园子山石窟

石窟坐落在晋中市榆社县城西北15公里的山丘上，西为武源河，武源河东南流，汇入浊漳河。现存1个洞窟和6个摩崖小龛。洞窟形制为方形，覆斗顶，三壁前设坛，这种北魏末期出现的窟形，至北齐和隋唐时十分流行。造像多具有明显的瘦骨清像的特点，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与云冈三期造像明显一致。石窟开凿年代应不早于北魏末期。

13、响堂寺石窟

石窟位于晋中市榆社县西南5公里的庙岭山南坡，前有冲沟汇入浊漳河。现存石窟2座和摩崖石刻1处。洞窟形制为平面方形，四角攒尖顶，这种形制最早见于北魏晚期的羊头山石窟、开河寺石窟。窟内造像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裙摆宽博，呈八字形斜向展开，是东魏、北齐流行样式。由此推断，石窟应开凿于北魏末年至东魏时期。

14、子洪镇石窟

石窟位于晋中市祁县子洪镇洪村东南崖壁上，前临昌源河。现存石窟8座，皆坐西面东，保存较好的有1、2、8窟，其余皆风化严重。洞窟平面方形，平顶。1、2窟三壁三龛式，第8窟窟前设低坛基。三窟内造像皆为三壁三佛。推测为北魏晚期石窟。

15、良侯店石窟

石窟位于长治市武乡县良侯店村南1公里，太原至洛阳公路东侧。现存石窟1座，另有9处窟龛。洞窟平面长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式，造像具有北魏晚期特点。

16、交顶山石窟

石窟位于长治市长治县西火镇大掌村西北500米的交顶山上。现存洞窟1座，窟平面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式，内雕一佛二菩萨，正壁佛内着僧衹支，外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风格属于北魏晚期。

17、广泉寺石窟

石窟位于长治市屯留县渔泽镇寺底村广泉寺遗址后。现存石窟1座，坐东朝西，平面近方形，窟内主像一铺5尊，释迦摩尼居中，窟内墙壁满雕千佛龛。据碑文记载，石窟开凿于北魏。

18、碧落寺石窟

石窟位于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南连市村东山崖上。现存洞窟3座，自东向西分布。西窟平面长方形，窟门圆拱形，三壁三龛式，正壁雕一佛二弟子。中窟为平面长方形，窟门圆拱形，三壁三龛式，穹窿顶。东窟为平面方形，三壁三龛式，窟门尖拱形，平顶，正壁雕一佛二弟子。根据造像题记，西窟开凿于北齐武平七年（576年）前后，中窟和东窟均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造像，其中东窟年代较中窟略晚。西窟内北齐造像在题材与风格上呈现出与邺城、晋阳石窟相同的特点，但同时具有浓重的民间特色。

【 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的分布特点 】

石窟寺是重要的佛教遗存，凡石窟寺密布处，多为佛教传播盛地。石窟寺自新疆、河西传入中原北方后，开凿活动日盛。全国四大石窟寺，晋冀豫地区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居其半，另外还有如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巩县大力山石窟等众多著名的石窟寺也分布在这一地区。晋冀豫地区的石窟寺自北朝始，历隋、唐、五代、宋而不衰，形成了清晰的发展脉络。本章拟将晋冀豫地区分为晋北、豫西北、冀中南和晋中及晋东南四个子区，各自分析其区内石窟寺的分布特点，以期总结出这一地区石窟寺分布的总体特征。

（一）晋北地区

晋北地区古属冀州之地，春秋时为北狄所居，战国属赵，秦为云中、雁门、代郡地，汉因之[]。后魏拓跋珪迁都盛乐于平城，置司州牧，至孝文帝迁洛前，为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拓跋珪平凉，迁凉州僧侣巧匠于平城，平城佛教始盛，石窟开凿活动也逐渐展开。

晋北地区北朝石窟寺，现存七处，除两处位于今大同市辖县境内，其余五处均位于大同旧城西北武周山一带，且以云冈石窟为分布中心。鲁班窑石窟位于云冈石窟以南，武周川南岸；吴官屯石窟位于云冈石窟以西，上溯四里，武周川北岸；焦山寺石窟位于云冈石窟以西约十五里的山尽处，武周川北岸；鹿野苑石窟位于云冈石窟西北处，前临古河道，河滩现仍有泉眼。从修习环境来看，此五处石窟均背山面河而凿，处于山水环抱中，是僧人“修习禅定”的理想之所。《魏书·释老志》：“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武周塞”已经则表明了这一地区的交通形势。《魏书·礼志一》：“太宗永兴三年，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车轮山”的含义似乎也表明这里与交通有密切关系。

位于大同市属县的两处石窟——龙泉寺石窟和圣泉寺石窟，离大同旧城距离颇远，且窟形较小，均开凿于北魏迁洛之后，应与北魏皇室兴凿的云冈石窟等关系不大，可能是佛教在晋北地区广播后，民众信仰增强，自行组织开凿的石窟，反映了北朝佛教具有很强的民众性，是与南朝佛教的迥异之处。

（二）豫西北地区

豫西古属豫州之域，秦置三川郡，汉置河南郡，俱治洛阳。东汉始都于此，并置司隶。至北魏时改洛州，太和十七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亦曰司州。东魏、北齐定都邺城，豫西之地复改洛州。

豫西地区石窟寺多开凿于山林间，这和当地的地形有很大关系。豫西地区山峦密布，秦岭自陕西进入河南后，向东南和东北方向呈扇形展开，自北向南有小秦岭、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连成一片。其中崤山以险峻著称，在崤山开凿的石窟寺有义马鸿庆寺石窟、渑池云门寺石窟、新安西沃石窟等。崤山北支余脉邙山上开凿的石窟寺有巩义市巩县石窟、孟津市谢庄石窟等。除此之外，豫西地区中间支脉熊耳山和外方山上开凿的石窟寺有偃师水泉石窟、嵩县铺满石窟、宜阳虎头寺石窟、伊川吕寨石窟、鸦岭石窟、密县香峪寺石窟、荥阳王宗店石窟等。可见，开凿于山岭间的石窟寺占据豫西石窟群的大部分。

豫西石窟的分布与军事、交通有很大关系。豫西地区的中心——洛阳，自东周迁都于此，共计13朝在此建都，其地理位置在军事上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东汉中平元年（184年），为防止黄巾军的侵入，置八关都尉拱卫洛阳，分别是函谷关、伊阙关、广城关、大谷关、轩辕关、旋门关、孟津关、小平津关等。自此之后，这些隘口成为进出洛阳的必经之处。北朝时期，这些关隘附近一般都开凿有石窟寺，如龙门石窟之于伊阙关，水泉石窟之于大谷关、巩县石窟之于小平津关、登封石窟之于轩辕关、万佛山石窟之于孟津关等[]。另外，豫西地区陆路交通发达，自洛阳向东，可通往江淮及山东之地，向北可穿太行到达三晋之地，向西则穿崤山、经灵宝、越华山北麓直达关中，向南则可直达荆楚[]。如此交通便利之地，引来众多官民商贾穿梭来往，其中不乏佛教信徒，为就食和信仰方便，在交通要道处开凿石窟。自洛阳向西，在两京古道旁开凿有渑池坡头石窟、义马鸿庆寺石窟、宜阳虎头寺石窟等，城北沿黄河南岸，自西向东则有新安西沃石窟、孟津谢庄石窟、巩县石窟等，城南通往荆楚之地，则有伊川鸦岭石窟、伊川吕寨石窟、嵩县铺沟石窟等。

豫北地区的石窟寺分布特点与豫西地区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一地区的石窟群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东麓一线，是北朝时期连接洛阳与邺城的交通要道。分布在这一交通要道旁的北朝石窟寺有：安阳小南海石窟、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孟州莲花洞石窟、沁阳玄谷山石窟、卫辉霖落山香泉寺石窟、淇县前嘴石窟、浚县千佛洞石窟、鹤壁五岩山石窟、黄龙洞石窟、林县林虑山千佛洞石窟等。

（三）冀中南地区

河北省的北朝石窟寺主要分布在以邺城为中心，以晋阳通往邺城主干道为主线的冀西南地区，以及以定州为中心，以晋阳通往定州主干道为主线的冀中地区。

冀西南地区的北朝石窟多分布在当时的佛教中心——邺城周边。十六国时期，石赵建国，遵礼佛图澄，河北佛教始兴。后东魏迁都邺城，邺城遂取代洛阳成为北方另一佛教中心。邺城周边存有大量北朝佛教遗存，如南北响堂山石窟、鼓山水峪寺石窟、苍龙山石窟、林旺石窟、堂沟石窟、艾叶峧石窟、千佛洞石窟。这些佛教遗存均分布在邺城周边，与邺城佛教中心的辐射有很大关系。另外，邺城所在地为太行山东麓的中段，西北有连接晋阳和邺城的重要关隘——滏口关，滏口关为连接太行山东西麓的重要孔道。自邺城出西北六十里入滏口，西起太行山，出壶口关，西至上党和河东，再北可达晋阳，是邺城通往晋阳最为便捷的路线。北朝皇室往来于晋阳、邺城两都会间多经此路。冀西南地区众多北朝石窟寺的开凿与此交通路线也有很大关系。

冀中定州为北朝佛教的又一昌隆之地，现定州地区雕凿于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存有抱犊山石窟及造像、封龙山石窟、东良厢造像、尖岭石造像、白佛村石造像等。定州地区众多佛家遗迹的雕凿与当地良好的佛教基础有很大关系。《高僧传·僧稠传》记有高僧僧稠，居定州，为文宣帝所景仰，后移居邺城，因勒“今以国储分为三分，谓供国、自用及三宝。”《高僧传·灵裕传》记有高僧灵裕，“二十有二方进具戒，还从明、宝二德求为本师。乃辞曰：‘吾为汝缘，吾非汝师。可往胜上所也’。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可见，北朝时期定州已为众高僧欣往之地。另外，近年来在定州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有大量北朝时期石佛像，分布在以定州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北部和太行山东麓地区[]。通过考古类型学断代分析表明，雕凿时间多在北朝晚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原北方地区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且此时期战事频仍，国家动荡不安，加重了人民的苦难，造像供养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良好的佛教基础是定州地区成为佛教遗存密布的重要原因。

另外，冀中地区石窟寺的分布与交通路线有关。由山西太原经井陉关至定州的交通要道，自昔为太原通往河北最主要干道，唐时置驿，至今为石太铁路线。正定县西北的井陉关先秦时已知名，《述征记》始见有太行八陉之说，井陉关为第五陉。井陉关东北七十里有井陉县，井陉县东南八十里有井陉山，又有抱犊山和封龙山，三山相连，同属一山脉。抱犊山石窟及石刻、封龙山石窟、东良厢石造像等北朝佛教遗存等都分布在这一交通要道两侧。

（四）晋中及晋东南地区

山西境内的石窟寺，特别是中小型石窟，多分布在以太原为中心的晋中地区和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太原附近诸石窟主要分布在晋阳古城以西，吕梁山脉南缘的天龙山、悬瓮山、龙山一带，主要包括天龙山石窟、瓦窑村石窟、姑姑洞石窟、龙山的童子寺和蒙山的西山大佛等。太原地区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北朝晚期石窟寺，与太原当时的特殊地位有很大关系。东魏、北齐时期，邺城为上都，晋阳为下都，晋阳成为“王命所基，霸业所在”的宣政之所。此时的邺城已经取代洛阳成为北方的又一佛教中心，皇室贵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在此背景下，晋阳地区佛教发展迅速，为石窟寺的开凿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从石窟寺的洞窟形制和造像特点分析，晋阳周边的石窟寺受邺城因素的影响很深。

晋东南地区的石窟寺大多位于交通干道附近，如高平羊头山石窟、高庙山石窟、石堂会石窟、武乡良侯店石窟、左权石佛寺石窟、榆社园子山石窟、平定开河寺石窟等，这些石窟或在太行山西麓、平城至洛阳的交通线上，或在晋阳至邺城的交通线上。北朝时期，沟通平城和洛阳的交通线主要有太行山东西两条路线，东线较为平坦，西线较为便捷。《魏书·高祖纪》记太和十七年“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诏洛、怀、并、肆所过四州之民”。并肆两州的区域所在即为今天晋东南地区所在。另外，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后，部分皇室贵族夏居平城，冬居洛阳，常往来于两京之间，所走路线多为太行山西麓一线。这种情况也反映在石窟造像上，如羊头山石窟的洞窟形制和造像特点即保留了云冈因素，也受到龙门因素的影响，从侧面反映出交通因素在佛教艺术传播上的重要性。至于邺城与晋阳的交通干线的上石窟寺，前已叙及，不再赘述。

【 影响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分布的因素 】

梁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序》中记载：“道由人弘，法待缘显。有道无人，虽人存而莫悟；有法无缘，虽并世而弗闻。闻法资乎时来。悟道藉于机至，机至然后理感，时来然后化通矣。”可见，佛教的传播有赖于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佛教政策、佛教基础、经济人口等因素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进而能够影响到石窟寺的分布。

（一）自然环境

僧人习禅，要进行禅思，需要安静的环境，《坐禅三昧经》卷上云：“闲静修寂志，结跏坐林间。”说明僧人习禅，应在郊外山林处，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中也有叙及：

《观佛三昧海经》卷七《观四威仪品之余》：“摩诃迦叶，徒众五百，化作琉璃山，山上有流泉浴池，七宝行树。树下皆有金床银光，光化为窟。摩诃迦叶，坐此窟中，常坐不卧，教诸子弟，行十二头陀。”《付法藏姻缘传》卷一云：“于是迦叶即辞如来，往耆阇崛宾钵罗窟。其山多有流泉浴池，树林蓊郁，华果茂盛，百兽游集，吉鸟翔鸣……迦叶在斯，经行禅思，宣畅妙法，度诸众生。”这种环境，正和北魏开凿石窟选择环境清幽处的地点相同。“夫坐禅者，宜山栖穴处，则凿窟以为禅居，亦意中事。”经文不仅说明坐禅要山居，还明确指明应在石窟中坐禅。

《付法藏姻缘传》卷二云：“山岩空谷间，坐禅而龛定，风寒诸勤苦，悉能忍受之。”卷四又云：“有一比丘名达摩蜜多……南天竺国有二比丘，心意柔和，深乐善法。素闻尊者坐禅第一，即共相将往诣其所。于其住处有三重窟……尔时二人进至上窟，见向比丘已于中坐。”

史书中对此也有多处记载，《魏书·释老志》：“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建鹿野浮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具其中焉。”《高僧传·宋伪魏平城释玄高传》：“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高徒众三百，位居山舍。”《续高僧传·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以及《名僧传抄·伪魏敦煌释道韶传》均有与此相关的记述。

因此，北朝时期，石窟寺作为僧众进行禅思的主要场所，大多选在郊外依山傍水环境僻静处。如莫高窟，在敦煌东南二十五里处，大泉西岸鸣沙山麓；云冈石窟，开凿在平城西十余公里处的武周山麓，前临十里河；龙门石窟，开凿在北魏洛阳城西南二十五里处的伊阙山，伊水从窟前流过。这种环境正与北朝开凿石窟选择环境清幽处的特点相符。现将晋冀豫地区主要石窟寺所在地的自然环境列表表述如下。

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位置所在地的地理环境一览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统计的晋冀豫地区53处北朝石窟寺中，至少有41处开凿于依山傍水的环境中。这种清幽僻静的山林，是僧众进行禅思的理想场所。除此之外，晋冀豫地区山峦纵横的自然条件，也为这种分布方式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交通路线

交通为空间发展的重要条件，交通畅通直接关系到政令推行、军事进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古人对交通甚为重视，秦灭六国，始皇颁布“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又北开直道至九原。至汉武帝时派张骞出使西域，恃河西走廊为孔道，“列四郡，据两关”，“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自此，交通的畅通为佛教艺术的传入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北朝时期，石窟寺的分布与当地的交通条件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现象存在于全国各主要石窟寺分布地。新疆地区的石窟主要分布在南疆，其中又以古龟兹国境内为最，是新疆地区现存佛教遗址、遗物最为丰富的地区。据目前调查结果，古龟兹国境内共有大中小型石窟寺15处，如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尕哈石窟、苏巴什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石窟、亦侠克沟石窟、台台尔石窟、阿克塔什石窟、玉开都维石窟、喀拉苏石窟等，这些石窟大多沿境内的主要河流和四通古道依山傍水修建开凿[]。河陇地区的石窟寺也依循此特点，据王子今在《北朝石窟分布的交通地理学考察》中考证，河西区的敦煌莫高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以及甘宁黄河以东的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等，都位于当时的交通要道左近。陕西境内的北朝石窟寺多集中在陕北地区，陕北北部的横山县接引寺摩崖造像、安塞县云山品寺、界华寺、吴旗县石窟寺等分布在古凉州通往平城的古道附近，陕北南部的石窟寺主要分布在由洛阳、长安通往陕北和甘肃的古道附近。

晋北地区的北朝石窟寺主要分布在以云冈石窟为中心的武周山一带，武周塞在北魏时期已然是重要的交通孔道。据李凭考证，北魏平城时期，由平城通往畿外的交通干线主要有七条，其中向北到达旧都盛乐的交通线，即是由平城跋涉于武周山间，再往北到达盛乐[]。另据1993年云冈石窟遗址考古发掘，在今云冈石窟3窟东45米的岩石地面上，遗存有铁轱辘遗迹，证明此车道沿武周川水北岸而建，可能与北朝驿站参合径遗址有关。可见，晋北地区的石窟寺分布与当时的交通干道密切相关。

北魏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自平城迁都至洛阳。迁都后，北魏皇室贵族，冬居洛阳，夏居平城，频繁往来于两都之间。南北朝时，中原沟通塞北的交通干道主要有两条，一条在太行山西麓，即由洛阳北通太原、雁、代之道；一条在太行山东麓，由洛阳、汴州北通邯郸、燕、蓟道。两道相较，东道坦，西道险。北魏迁都之后，主要通过西道往来于两都。就西道而言，自南向北，首先出洛阳折北行至黄河北岸的河阳城（今孟县），自河阳东北行至怀州治所河内县（今沁阳），自怀州北入太行陉后至晋城县（今晋城市），晋城东北行至高平县（今县），又折北行至潞州治所上党县（今长治），又北偏西四百五十里至太原府[]。由太原北至平城的道路，《太平寰宇记》载：“引入塞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即北魏平城），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再结合前文关于晋东南地区石窟寺的遗存状况的叙述，大概可知高平羊头山石窟、石堂会石窟、高庙山石窟、晋城碧落寺石窟、长治良侯店石窟、交顶山石窟、光泉寺石窟以及吉利万佛山石窟、孟县谢庄石窟等均位于此交通线上。从这些石窟寺的洞窟形制和造像特点分析，多兼具云冈和龙门两种风格，且开凿时间均在迁都洛阳后，充分说明太行山西麓交通线对晋东南地区石窟寺分布的重要影响。

南北朝交通形势至唐朝无太大变化，据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考证，唐朝时从长安经洛阳至汴州（今开封）的交通路线非常重要，“为唐代全国交通之总枢纽”。此交通干道可分东西两段，西段为长安至洛阳，东段为洛阳至汴州。“隋唐两代都长安，而建洛阳为东都，两都间交通至繁。天宝以前车驾常往来于长安、洛阳间，益增交通之频率。”“至于两都行程……盖各沿渭水、黄河南岸，经华州，潼关，至陕州，由陕而东，离开黄河，偏南行至洛阳……大抵承用汉代旧道，亦略如今陇海铁路所经。”“今洛阳至开封，中经偃师、巩县、汜水、荥阳、郑州、中牟六县市，此盖自古皆然，无大差异。”可见当时由长安至汴州，今天的陕县、渑池县、义马市、新安县、偃师县、巩县、荥阳县等为必经之地。结合前文关于豫西地区北朝石窟寺的遗存情况的叙述可知，渑池石佛寺石窟、义马鸿庆寺石窟、新安西沃石窟、偃师水泉石窟、荥阳王宗店石窟、巩县大力山石窟等豫西地区主要石窟寺应在此交通线上。

南北朝时期，由洛阳、汴州北渡黄河，沿太行山东麓走廊北行至幽州，为中原通往东北的最主要道路，中山、襄国、邺城皆建都于此交通线上，可见其在交通上的重要性。其详细路线经考证如下：即洛阳东北渡河至怀州（今沁阳），又北微东至卫州（今卫辉市），又东北五十里有淇门镇（今淇县东），又北微东至相州治所安阳县（今安阳市），北渡洹水至邺县（今临漳县西北），邺县东北行至邯郸县（今邯郸市），又东北行经洺州、定州至幽州，全长约两千五百二十里。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魏书》记孝静皇帝“改永熙三年为天平元年……北迁邺城，改司州为洛州”。旧都洛阳和邺城之间的交通线即是太行山东麓走廊的一部分。豫北地区的淇县前嘴石窟、密县香峪寺石窟、卫辉霖落山香泉寺石窟、淇县青岩石窟、鹤壁五岩寺石窟等，均分布于这一交通路线两侧，开凿时间多处于北魏末年至东魏初年，且保留着龙门石窟的造像风格。

中古时期，连接今山西、河北东西通道皆越太行山脉为陉道。东晋十六国及北朝时期，邺城往往为偏霸国都，其西北不远处即有滏口关，为邺城通往晋阳的必经关口。“滏口陉道在中古时代为太行东西重要通道，尤以北齐为盛。盖东魏、北齐都邺城，而以晋阳为军政中心，诸帝往来两宫，或一年数次，大抵皆取此陉也。”自邺城至晋阳的详细路线，《唐代交通图考》记“由邺城西北行六十里入滏口，西越太行山，出壶关，西至上党（今长治）达河东；又出壶关西北经襄垣（今县）达太原；又由滏口西北西越太行黄泽关（今武安西八九十里）至辽州（今左权县），亦达太原。”由此路线可知，山西境内的榆社园子山石窟、响堂寺石窟、左权石佛寺石窟、高欢云洞，河北境内的邯郸南北响堂寺石窟、涉县林旺石窟、艾叶峧石窟、娲皇宫石窟等都在此交通线附近。在太行山东麓中段，井陉关是山西通往河北的另一个重要隘口。由太原东行，出井陉关（今平定县东）至恒（今正定县）、赵（今赵县），与今石太铁路路线略同。平定开河寺石窟、寿阳石佛寺石窟、元氏县封龙山石窟等分布在此交通线附近。

由以上分析可知，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多分布于交通线附近，此特点与全国其他各主要石窟寺分布地相同，交通路线成为影响石窟寺分布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三）佛教政策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次著名的灭佛运动，分别发生于北魏太武帝时期、北周武帝时期、唐武宗时期以及后周世宗时期，合称“三武一宗灭佛”。四次灭佛运动皆由最高统治者发起，尽管每次灭佛的起因不尽相同，但无疑都对当时佛教的发展有沉重打击。以发生在北朝的两次灭佛运动为例，《魏书·释老志》记太武帝诏令灭佛后“土木宝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周书·武帝纪》记建德三年（574年），周武帝诏令灭佛，“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淫祠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可见，当政者的佛教态度和政策，对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北魏平凉之前，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在凉州，灭凉之后佛教中心东迁平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中心随之迁洛，北魏分东魏、西魏后，佛教中心移往邺城和长安。可见，北朝政治中心往往是佛教中心。分析形成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李映辉在《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中认为：首先，统治阶级运用佛教作为工具维护其统治，以各级政治中心为宣扬佛法的据点。其次，政治中心集中了大大小小的官僚贵族，他们经济条件优越，但害怕仕途风险，忧患人生无常，纷纷信奉佛教，热心于功德，建寺凿窟，蔚然成风，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再次，佛教界为了争取政治势力的支持，争取王公贵族的信徒，尽力在政治中心开展活动。其思路无疑是正确的。综观北朝，皇室贵族对待佛教的态度往往能够影响佛教的发展走向，特别是建寺凿窟这种需要长期进行的功德活动，统治者的支持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庇护环境，使其能够顺利进行。

拓跋鲜卑早期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嫩江西北、额尔古纳河一带，为佛教势力未及之地。后与中国交通，始知佛法。道武帝攻略黄河北岸，“平中山，经略燕赵，所逕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好黄老，颇览佛经”。至北魏明元帝皇始年间设立僧官制，“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藉，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这是正史记载佛教设官之始。文成帝和平初年，改道人统为沙门统，由于当时京师僧侣既多，又设都维那，作为沙门都统之副贰。在朝廷设立监福曹，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在州镇、都畿设立僧统、维那，管辖属地僧尼。孝文帝时，一方面加强僧籍管理，限制僧人游方，禁止私度僧尼；另一方面改监福曹为昭玄，备有属官，以断僧务，太和十七年（493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这是我国第一部国家颁行的僧尼法典，从法律上宣告中国僧尼制度的诞生。世宗继位，永平元年（508年）秋，诏曰：“缁素既殊，法律亦异。……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可见，北魏僧尼外尊国典，内奉戒律、僧制，享有一定的独立权。北齐承袭魏制，设“昭玄寺，掌诸佛教……亦置功曹、主薄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除此之外，北齐还设立“甄官署，又别领石窟丞”，作为掌管石窟开凿事务的专门机构。这种僧官、僧制，作为隋唐渊源没有疑义。

北魏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周川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宣武帝景明初“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即是北朝最为著名的云冈、龙门两座石窟开凿的写照。此外，还有北齐诸帝于邺城西北鼓山开凿的南北响堂寺石窟，在晋阳西山开凿的天龙山石窟，均规模宏大，非统治者佛教政策的强力保障而不能为。这也是石窟寺广布于北方，而少见于南方的重要原因。

总之，虽出现过短期的灭佛运动，但北朝统治者总体上对佛教持扶持态度。北魏和平初年建立起的僧官制度，经过后期的不断完善，不仅为北朝石窟寺的开凿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极大的促进了北朝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还作为一项有效的佛教事务的管理制度影响后世。

（四）佛教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往往有赖于高僧的弘扬。汤用彤先生认为：“高僧者特立独行，释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泽继被于来世。至若高僧之特出者，则其德行学识独步一世，而又能为释教开辟一新世纪。”根据《高僧传》、《续高僧传》等史料记载可以看出，高僧驻锡地往往会成为佛教基础比较深厚的地方。比如佛图澄“西域人也，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考其声教所及，河北中州之外，江南名僧，亦相钦敬。……佛稠、须菩提等数十名僧，远自天竺、康居来受学。……二石崇佛甚至，朝臣亦事佛起大塔，邺中佛寺可考者，亦有多所。”《晋书·姚兴传》记鸠摩罗什云：“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即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时佛者十室而九矣。” 南北朝时期，北方僧众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邺城与太行山东麓走廊，以及泰山迤南地区。洛阳佛教自西晋末年荒落，仅北魏孝文都洛后四十年为盛。邺城僧众以东魏、北齐为多。长安僧众，南北朝时代以西魏、北周为多。

据《魏书·释老志》记，“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具向东”。按太武帝“徙凉州三万余家于京师”，其中不乏高僧，除玄高外，师贤、昙曜等皆为凉人，平城佛教由此而兴。后昙曜继为沙门统，和平初“于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揭开了北朝开凿石窟寺的序幕。

《洛阳伽蓝记》记载，西晋时代，洛阳已有四十二寺。晋室倾颓，洛阳残荒，故在东晋时代洛阳无一僧载僧传。但孝文迁都，洛阳复兴，孝文帝及其后诸帝多崇佛法，故洛阳佛寺渐立。北迁邺城前夕，《洛阳伽蓝记》卷五云：“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而郭外之寺仍不在此数。根据严耕望先生估计，北魏都洛末期，洛阳僧徒应超十万。而信奉佛教的民众数量应更多，张伟然通过梳理《广弘明集》、《北山录》等言及北朝僧侣寺院的史料后得出，北魏正光年间（520-525年），僧尼大众二百万，其寺三万有余[]。正是在这种上下崇佛的热烈气氛中，洛阳周边开始了如火如荼的石窟开凿活动。《魏书·释老志》载：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以前，用功八十万两千三百六十六。”是为龙门石窟开凿的真实写照。龙门石窟周边分布着的诸多中小型石窟寺，如巩县大力山石窟、新安石沃石窟、义马鸿庆寺石窟、偃师水泉石窟等，根据造像风格和洞窟形制特点分析，也大多开凿于同期或稍后时期。

邺城长期为太行山东麓走廊的都会，前赵于此建都，尊礼佛图澄，邺城佛教由此大盛，“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及东魏、北齐迁都至邺，洛阳僧寺多随政府迁徙。《续高僧传·隋彭城崇智道场释靖嵩传》记：“属高齐之盛，佛法中兴，都下大寺略记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长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自此，邺城取代洛阳，成为北方佛教中心。在此情况下，朝野上下于邺城西北的鼓山，建寺凿窟，“自神武迁邺之后，因山上下并建伽蓝”。又《续高僧传·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记载，齐文宣帝天保三年（552年）“敕于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为构精舍，名云门寺，请以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此石窟大寺应为坐落在鼓山山麓的水浴寺石窟。另外，邺城周边的其他石窟寺，如南北响堂山石窟、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安阳小南海石窟、涉县艾叶娇石窟、涉县娲皇宫石窟等，或为皇室开凿，或为民间开凿，通过洞窟形制和造像特点分析，均始凿于邺城佛教最为兴盛的东魏、北齐时期。

晋阳佛教少见于记载，据严耕望先生统计，南北朝时期，将晋阳作为游锡地的高僧共3人次，作为标目地的仅1人次，这一数据远远少于洛阳的15和4人次、邺城的27和18人次（图七）。但据张伟然统计，见于《大藏经》中存在的北朝佛寺、精舍、浮图的名称，河南洛阳有51个，魏郡邺城有37个，京兆长安有30个，并州太原有12个。可见，晋阳虽不是高僧十分向往的弘教驻锡之地，但仍有一定的佛教基础，它的佛教应兴于高欢将其定为陪都之后。《北齐书·幼主本纪》记高恒令“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是为建凿西山大佛的记载。晋阳周边的其他石窟寺，如天龙山石窟、姑姑洞石窟、瓦窑村石窟等，它们的主要洞窟均开凿于北齐晚期，与当时晋阳佛教快速发展不无关系。

图7 南北朝高僧驻锡地分布图

北朝佛教具有很强的民众性，“其时人民立塔造像，风尚普遍”。《洛阳伽蓝记》所记洛阳城内寺院，除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之外，还有众多寺院为平民所建，如归觉寺、开善寺等。前文记载的诸多中小型石窟寺中，如晋北地区的圣泉寺石窟、灵泉寺石窟，晋东南地区的子洪镇石窟、良侯店石窟等，均窟形较小，造像雕凿粗陋，应是当地的信徒组织义邑开凿，而非政府行为。按平顶开河寺石窟第2窟内佛像之左纪年题记云：“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七月丙，申朔十八日癸丑，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村邑仪王法现合廿四人等，既发洪愿造石室一塸，纵广五尺，中造三佛、六菩萨、阿难、迦叶……”。在当时条件下，民间开凿的洞窟，虽规模较小，但花费仍是巨大的，常须多家拼凑资金，如龙门石窟《廿余人造石像记》说：“于此迭相奖劝，异心影附，法仪之众，遂至廿余人。各竭己家珍……”。在选择开凿地点时，也会有意选择施工难度小的砂石岩，或者利用天然溶洞进行凿窟。

除此之外，据张伟然统计，北魏时期石刻（窟）的分布还不广泛，东西魏时石刻（窟）的分布已略有扩大，而北齐、北周时的分布更广泛，总体呈现越来越广的趋势。这说明，随着佛教在北朝的快速传播，佛教影响力已上至皇室下至民间，以北朝特有的佛教信仰形式呈现出来，即是石窟寺的分布范围愈来愈广。

（五）经济人口

宿白先生认为，云冈石窟能够在武周山麓得以顺利开凿，与拓跋鲜卑东征西讨，着眼于虏获财物、人口后，集聚至平城有关。可见经济和人口是石窟寺开凿的基础。《魏书·释老志》记龙门石窟“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以前，用功八十万两千三百六十六”，开凿石窟必须有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作为保障，才能得以顺利进行。《魏书·释老志》记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孝文帝下诏：“户增帛三匹，粟二十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太和九年（485年），又下诏曰：“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均田制的实施，租调的减轻，虽不可能彻底改变北魏社会“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的状况，但对繁荣经济的确起到很大作用。《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羊之衣”。另外，北魏和平初“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槽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祗户粟及寺户编于州镇矣。”佛图户以及僧祗户、粟的出现，是中国寺院经济形成和独立的标志，保障了北魏沙门佛事之需的同时，也有助于建寺凿窟等功德活动的进行。

佛教的发展最终要看信众的多寡，佛教争取信徒，壮大势力，必向人口稠密的地区发展。石窟寺开凿用功颇巨，也需要大量的人力作为保障，因此石窟寺地理分布与人口分布有正相关性。据葛剑雄推定，北魏正光年间（520-525年）的户口数约为五百万户，多于南朝。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以后，虽然不久即被破坏，但是继承北魏而兴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又加以推行，必将有利于人口的增加。据《通典·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记北齐“大象中，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十四”，使得北朝的石窟寺开凿活动得以延续。

总之，北朝政府实行均田制，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人口增加较快，加以寺院经济保障了僧徒佛事所需，为石窟寺这项需要耗费巨大的功德活动提供了财力和人力保障，使得石窟寺能够在晋冀豫地区得以广泛开凿。

 【 结 语 】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晋冀豫地区现存50余处具有代表性的石窟寺的遗存状况，发现它们共同遵循的分布规律：石窟寺多分布在以佛教中心为依托，以连接各佛教中心的交通干道为主线两侧的僻静山林中。分析形成这种分布格局的原因：南北朝时期的动乱形势，加剧了人民疾苦，人民迫切需要宗教信仰作为精神寄托。此时正值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期，不少高僧来到中国北方传播佛法，极大的促进了佛教在北朝的发展。与南朝佛教崇尚义理不同，北朝佛教重佛事功德，建寺凿窟成为传播佛教的主要方式。北朝统治者出于利于统治的目的，大多崇佛，大肆宣扬佛教，朝野上下崇佛氛围热烈，为石窟开凿活动建立了坚实的信众基础。但开凿石窟寺这项耗费颇巨的活动，需要人力、财力以及制度上的保障方能顺利进行。北朝中后期，政府实行均田制，使得凋敝的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人口也迅速增加，信众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峰值，又加以北朝政府设置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僧官制，实行供给佛事活动所需的寺院经济制度，使得石窟开凿活动能够稳定有序的进行。北朝的政治中心一般是佛教中心，是开凿石窟的便利之地。皇室贵族、普罗大众常往来于佛教中心间，为了信仰和生活所需，会选择在它们之间的交通线附近开凿石窟寺。另外，晋冀豫地区山峦密布的自然条件，也为石窟寺的开凿提供了天然场地。以上影响石窟寺分布的各因素，都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依托，共同塑造了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的分布格局。

与北朝佛教重功业不同，南朝佛教偏重义理，讲经论文成为时尚，因而江南佛教主要以兴建规模宏大，便于讲经的寺塔为主。至于以石为像，则不见于文献记载，开窟造像更是寥寥无几。目前所知，南朝石窟仅建康摄山（南京栖霞山）、剡溪石城山（浙江新昌）两处。栖霞山位于南京城东北约22公里处，西北临近长江，是南朝著名佛寺栖霞精舍所在地。其地遍布大小龛像，规模较大造像尚可窥识形制者，仅大龛和次龛各一。浙江新昌宝相寺龛像即剡溪石城山遗迹，位于新昌县西南南明山，依山而建，内有五层木构高阁连接山崖龛像，平面略作横椭圆形，敞前壁，龛像正面凿佛座，上雕刻大型佛像一躯，作结跏趺坐。以上两处南朝石窟寺均分布在离当时的佛教中心不远处的山林中，且造像风格呈现出与北朝中晚期较多的相似性，正是南北朝佛教艺术互相交汇、互相影响的结果。开凿地点的选择，与北朝石窟寺有很多类同之处。

印度现存的石窟寺主要集中在西印度的德干高原上，特别是今天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这主要得益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因为这一地区特有的暗色岩，这种岩石为水平层理，质地松软，易于雕凿。加之西印度地区降雨量极大，通过开凿岩体凿窟，可以为僧人提供安全牢靠的居留场所。此外，当时（前200年左右）西印度地区与外族的贸易活动，也对石窟寺的开凿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客观的自然条件与外贸活动是影响西印度地区石窟寺开凿的主要因素。这种分布格局和影响分布的因素，与中国石窟寺迥然不同。

总之，南北朝时期，具有浓重中国色彩的佛教石窟寺，以它特有的方式，分布于中国大江南北，在分布特点上，南北呈现一定的相似性。这种分布方式与印度石窟寺迥然不同，这正是外来文化融合本地文化后，以一种具有该民族特征的新风格出现的有力证明。

 原文刊载于《北朝石窟寺》第六辑，2016年1月。

文章资料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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