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J.T. 米切尔研讨班 相关阅读（二） | 巫鸿：《汉代艺术中的“白猿传”画像 ——兼谈叙事绘画与叙述文学之关系》

首先，这些画像事实上代表了白猿传说的一个早期版本，而这个传说后来成为著名的唐代小说《补江总白猿传》的主题。由于这些画像石有确切的出处和时代，这就为我们寻求白猿传奇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次，“白猿传”题材和另一个题材——“养由基射白猿”，都存在于四川的汉代画像艺术中。这两种题材成为汉代以后文学和艺术中的两个叙述“核心”，围绕着它们形成了“白猿传”故事中两个一般性的主题：一是“猿精劫持妇女”；二是“二郎神降服猴精”。

一、 四块画像石与白猿传说

四个画面所表现的显然是同一个题材：一只猿抢劫了妇女，以后被两名男子追杀致死。但在表现这个主题时，四块画像石的作者选择了不同的情节。画面A着重表现妇女被猿劫持和男子的追捕，而画面C除此内容外还描绘了猿猴的家园及其妻妾（？）。画面B和画面D则主要描绘了猿将劫持之女子安置在山洞中后被击杀的场面。这些场景因此实际上表现了一个完整故事中的不同阶段或情节。

（画面A）新津东汉石棺白猿传画像

（画面B）新津东汉石棺白猿传画像

（画面C）内江东汉画像石白猿传画像

（画面D）乐山东汉崖墓白猿传画像

我们可以从公元1到4世纪的文献中找到两段与这些“猿猴传说”画像石有关的文字。第一段见于《易林》。这是公元1世纪注解《易经》的一本书，在“坤之剥”下说：“南山大玃，盗我媚妾。”(1)第二段资料见于张华的《博物志》（公元290年）和干宝的《搜神记》（公元340年）：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国”，一名“马化”，或曰“玃猨”。伺道行妇女有美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诸杨，率皆是猳国、马化之子孙也。(2)

杜志豪（K. DeWoskin）曾提出汉代叙事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志怪或异闻类故事的特殊地理因素。(3)依据这种传统，“奇异”的故事和现象总是与边远地区紧密联系，不为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们所熟悉。(4)上述两则有关猿猴传说的文字资料显然也属于此类故事。《易林》中的猿精生活在“南山”，而第二段文字更精确地描述这一奇异事件发生在“蜀中西南高山上”。诸如此类的地理因素，使得一些学者认定白猿传说起源于西南地区，大约是四川和西藏一带。（5）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里在证据和结论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缺环：一个故事的地理背景并不一定是该故事发源地；而一个故事化的事件亦可能是讲故事着出于对异己文化好奇而作的虚构。正如杜志豪所说：“给予野蛮文化以一种条理化和永恒化的本质，是激发志怪小说作家从事创作的主要动机。”（6）

尽管如此，上述四幅画像确实提供了白猿传说是汉代四川地区土生土长的传奇故事的有力证据。这个证据基于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第一，四幅画像都出自这个地区；第二，这些画像描绘的猿猴故事是四川地区所特有的画像内容。

四幅“白猿传”画像都属于画像石棺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都可定位东汉后期作品，大约制于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四川中部地区。尽管这个结论不牵涉从民俗学角度揭示“猿猴传说”本身是如何出现的及其早期行程过程，但它证明了在这个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时期，“猿猴传说”已发展成为流行艺术中的一种相当完备的叙事结构。

猿猴劫持妇女既是画像的主题，也是上引文学作品的主要情节，这就使我们可以将二者联系起来。颇有意味的是，画像所刻画这一传说的情节竟比早期文学作品中的描写还要复杂。《易林》和《博物志》中的两段文字重复描写一个主题——猿精劫持妇女，但并没有对这个主题做进一步发展。而且这两段文字的总体调子是相当悲观的，文中没有显示任何人们战胜猿精的迹象。而四块画像石却清楚地表现了包括四个连贯情节的一个叙述结构：猿猴劫持妇女并将其藏在山中的居所；猿猴又抢了一个妇女，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小妾；两男子追踪猿猴；追踪者最终杀死了猿猴。这一结构成为唐代《白猿传》的核心。（7）

唐代《白猿传》（这个故事）和画像石在叙事程序上基本相同的。但一个重要的不同是在四川画像石或两段早期文学资料所描绘的故事中，被抢的女子都是被动的；而在唐代故事中，她们在杀死白猿的过程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在最后一段变得尤为明显：她们不但成了叙述者，而且通过其叙述揭示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白猿形象。

日本学者内山知也已经指出这个传奇故事中白猿身份的前后不一致性。（8）英国学者杜德桥（G. Dudbridge）也认为在故事的最后一部分中，白猿新的特性是“受了某些神怪传说先例的影响，在虚构性的文学创作中结合到传统猿猴形象身上。虽然如此，作为整个故事出发点的白猿主要动机仍是毫不模糊的。”（9）本文所讨论的汉代画像使我们意识到，唐代《白猿传》的前三部分是以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传统叙事情节为基础的，而最后一部分则是后来添加的。为了塑造一个新的白猿形象以适合时代口味，唐代传奇的佚名作者加强了被抢劫妇女的作用，借其口塑造了一个新的白猿形象，同时也把一个顺叙发展的故事变成倒叙。

二、 猿精和神箭手

以上讨论主要考虑的是图像学的问题，即从文学资料中寻找画像石内容的来源。（10）从此再推进一步，我们就面临着汉代艺术研究者常常遇到的困扰：为什么汉代人特别喜欢某些题材？如何解释这些题材在丧葬礼仪中的含义？一组画像中从多种来源所汲取的个体形象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近年来已成为汉代画像艺术研究的焦点。一系列研究使艺术史家逐渐达到这样的理解，即只有懂得一整套图像的结构（pictorial complex），或如一些艺术史家所称的“图像程序”（pictorial program），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通过上文对画像文学底本的考释，我们得以了解单幅画像的内容及其作为个体构图（individual compositions）的图像学意义。然而，对完整石棺上画像的结构分析表明，这些单体构图不仅仅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画面，而且是构成一个更大图像体系的因素。因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它们的设计是有意识地服从于丧葬的礼仪目的，我们就会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考察它们的意义。从这个层面上来解释，“白猿传说”画像是与传统的“祛除妖魔”或“护卫灵魂”的主题密切相关的。

有意思的是，在四川的墓葬雕刻中的一些邪恶灵怪被描绘为被人或狗攻击的猿或猴。汉代这个地区的人们有一个很强的观念，即认为狗有力量保护死者，能抵制包括猿精在内的各种邪魔。(11)乐山柿子湾一座崖墓的门楣上有一幅画像，其中两只猛犬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两只猴子，而后者头跌向地下，显得毫无抵抗之力。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同样看到猴子被认为是邪恶动物并且可能携带疾病，而犬则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来降伏它。如《晋书·淳于智传》中记载：“护军张劭母病笃，智噬之，使西出市沐猴，系母臂，令傍母病遂差。”（12)

柿子湾崖墓中的画像只简单地描绘了猴与犬的形象，而一些复杂的叙事画像则详细地表现了除灭猿精的内容，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的“白猿传说”画像即是突出的例子。这四幅画像都将焦点集中在杀猿的一系列活动上。但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幅具有类似意义的四川墓葬画像，描绘的是传说中神箭手“养由基射白猿”的故事。

乐山柿子湾东汉崖墓猛犬与猴子画像

查阅文献，这一画像最早的文学根据出自公元前3世纪的《吕氏春秋》一书：

荆延尝有神白猨，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请养由基射之。养由基矫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发之，则猨应矢而下，则养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13）

西汉时期《淮南子》中所载的这则故事则反映了一些重要变化：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则搏矢而熙。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而猿拥柱号矣，有先中中者也。（14）

渠县东汉沈府君石阙上的射猿画像

许多资料证明养由基射猿的故事在西汉以后广为流传，例如东汉班固的《幽通赋》和六朝干宝的《搜神记》等作品都涉及到这一故事。四川画像进一步表明东汉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这一故事也不陌生。只是这则外来故事流传到四川一带时，就自然而然地与本地“除猿传说”结合，被雕刻在墓葬建筑上以象征对死者灵魂的保护。

古代中国人赋予弓箭某种战胜邪恶势力的神奇力量。这一传统观念强化了“养由基射白猿”主题在丧葬礼仪中的意义。我们在古代的历史、礼仪、文学著作中发现许多与这个传统观念有关的事例。……再者中国传说中最著名的降妖者，如养由基、羿、二郎神等，都是神箭手。这最后一点可以解释另一种现象：即当“养由基射白猿”的故事从文学形式转换到艺术形式的时候，它的构图是以另一种画像——“后裔射日”——为基础的。

有趣的是，文献中对养由基和羿这两个神箭手的描写有不少相同之处，《易林》中两次记载：“羿张鸟号。”而郭璞在其《山海经图赞》中也写道：“繇基抚弓，应眄而号。”（15）两句话结构相同，而且都用了“号”这个动词。我们因此可以认为四川射猿画像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文献来源，即“养由基射白猿”，它为画像提供了故事素材；另一个则是画像来源，即“羿射阳乌”，它为画像提供了构图的程式。而二者综合的原因很容易理解：羿和养由基都是传说中的神箭手，又都是众所周知的“降妖者”。

表现神箭手（养由基或羿）战胜猿猴的画像是四川艺术中有关猿猴的两种画像中的一种。另一种画像表现“猿猴劫持妇女”，在本文第一部已经讨论过了。尽管这两种画像在墓葬艺术中具有相似的象征意义，但因为它们取材于不同的文献，其图像学的含义是不同。在汉代以后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中，这两种画像主题形成两个核心，围绕着它们发展处两大类有关猿精的故事。在第一类故事中，猿猴基本上扮演抢劫妇女的角色；第二类故事主要是描写猿与二郎神之间的搏斗。

根据上文分析，“猿猴劫妇女”和“二郎战胜猿猴”这两个主题来源不同，各自的原型均可以从东汉前的文献如《吕氏春秋》、《易林》、《淮南子》等书中找到，其形式多为简短的按语或比喻。“猿猴劫妇女”这一主题极可能起源于四川，唐代以前对该类故事最精彩的表现莫过于四川地区的画像石。另一主题的原型——“养由基射白猿”——也出现于四川墓葬艺术中，可能是在汉代从其他地区传至此地而被地方化了。随后的一个发展是四川土生土长的二郎神取来了原来的神箭手养由基，成为猿精的除灭者。一旦这一显得除妖主题在四川扎根，它与源于四川本土的“猿猴劫妇人”故事的界限就开始变得进一步融合，成为更丰富叙事传说的因素。

*文章收录于《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5年； 原载T’oung Pao LXXIII 1-3 (1987), pp. 86-111. 原题为“The Earliest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of Ape Tales—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Art and Literature.”  感谢巫鸿教授授权转载。

(1)《易林》卷1，卷151，页18，严灵峰编：《无求备斋易经集成》，台北，1976年。根据《隋书·经籍志》，《易林》是西汉时期焦赣所作，但《新唐书》和《旧唐书》都载有一本题为《周易林》的书，谓为东汉的崔篆所作。余嘉锡和胡适都认为现存《易林》是崔篆的著作。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页396，《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台北，1964年，胡适：《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页41，《胡适选集》，台北，1966年。

(2)干宝《搜神记》，页152，北京，1959年。《博物志》中的文字与这段引文基本相同。范宁：《博物志校正》，页36，北京，1980年。关于这两段文字的差别，G. Dudbridge , The Hsi-yu Chi—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Cambridge, 1970,p. 116, no . 1.

(3)K . J . DeWoskin , “The Six Dynasties Chih-kuai and the Birth of Fiction.” in A . H . Plaks ed. ,Chinese Narrative, Princeton, 1977, p.27.

(4) K . J . DeWoskin , “The Six Dynasties Chih-kuai and the Birth of Fiction.” in A . H . Plaks ed. ,Chinese Narrative, Princeton, 1977, p.38 ; Wu Hung , “A Sanpan Shan Chariot Ornament and the Xiangrui Design in Western Han Art” , Archives of Asian Art  37, 1984,pp. 46-47. 译文见《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的《三盘山出土车饰与西汉美术中的“祥瑞”图像》。

(5) W. Eberhard, “Lokalkulturenin alten China.” Part 2.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III , Beijing ,1942, pp. 27-29; G. Dudbridge , The Hsi-yu Chi—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Cambridge, 1970,p. 116.

(6) K . J . DeWoskin , “The Six Dynasties Chih-kuai and the Birth of Fiction.”  p.38

(7) Chi-chen Wang , Traditional Chinese Tales, New York, 1944, pp. 12-16.

(8)内山知也：《补江总白猿传考》，《内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学论集》，页256-257，东京，1946年。

(9) G. Dudbridge , The Hsi-yu Chi—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pp. 117-118.

(10)关于图像学的定义，见W. E . Kleinbauer, Modern Perspectives in Art History . New York , 1971，pp. 51-52.

(11)R. Rudolph and Wu Hung , Han  Tomb Art of West China, nos . 20 and 34 . 

(12)房玄龄：《晋书·淳于智传》卷95，页2478， 北京，1974年。

(13)吕不韦：《吕氏春秋·博志》，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24，页1122，北京，1954年。

(14)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16，页24，上海，1923年；班固：《幽通赋》，见萧统：《文选》卷14，页299，北京，1960年；干宝：《搜神记》卷11，页127；《太平御览》引《韩子》卷350，页1611.

(15) 《易林》4.12，5.2，见严灵峰编《无求备斋易经集成》，页266，311；郭璞：《郭弘农集》卷2《南山经图·白猿》。R . H . Van Gulik , The Gibbon in China—An Essy in Chinese Animal Lore,Leiden, 1967, p.51.

* 尾注编号依节选内容排序，不与原文相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