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3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光影往事 - 文艺

香港电影金像奖从1982年开始，每年评选颁发一次，从未间断。第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The 1st Hong Kong Film Awards )于1982年举办，由伍家廉、詹小萍主持的颁奖典礼。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享誉世界华人影坛的文艺片大导演许鞍华的早期电影《胡越的故事》获得最佳编剧，后来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二度获得金像奖影后桂冠的的女演员惠英红，则是金像奖首届的最佳女主角获得者，回味往事，惠英红也不得不喟叹：人生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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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轫

1979年，一份日后成为香港电影界权威杂志的《电影双周刊》诞生，从事电影界报道、评论的创作。当时香港电影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却没有自己的电影节，甚至没有电影人自己的官方组织。《电影双周刊》以其对电影事业的关注和责任感，组织了一群电影人进行年度优秀电影和优秀电影人的评选，并从1982年开始，与香港电台合作举办正式的颁奖典礼。此后每年一度，目的是通过评选与颁奖形式，对表现优异的电影工作者加以表扬，同时检讨过去一年电影的成绩，希望藉此促进香港电影的繁荣，提高电影人的制作水平和观众的欣赏水平。这就是在华语影坛具有极高影响力和权威地位的香港电影金像奖。

1983年，金像奖颁奖典礼开始在电视台转播，影响力不断扩大，并于1993年十二月正式注册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有限公司”，作为一个非牟利团体，靠每年的电视台、电台广播版权费及海外发行收入来维持日常基本开支。

从1989年的第8届开始，出现了电影人协会、导演协会、编剧协会等等香港电影人自己的组织，香港电影金像奖也开始和政府有了合作，规模越来越大。虽然随着电影业颓势渐成，金像奖的凝聚力和权威性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仍然是整个亚洲电影界关注的盛事，它曾经有过的盛极风光更是印证着香港电影发展中不可磨灭的辉煌。

电影 ▎3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光影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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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早期的金像奖并没有固定的奖座设计。第一届颁奖礼的奖座是一个简单的金属人型；第二届颁奖礼的奖座是一个高举星球的男性；第三届颁奖礼的奖座则是一个蓝色水晶方块；从第四届开始，奖座改为一个挥着手向前飞奔的肌肉男性，为了表现人物的动态，人物有一前一后两个脑袋，以流云般的线条联接。因此被港人戏称为“双头怪”。“双头怪”奖座一度作为金像奖的固定形象，连续颁发多届，但随着金像奖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影人对虽有艺术感但略嫌怪异的奖座不甚满意，决定来一个脱胎换骨。1990年，金像奖筹委会邀请香港艺术家联盟参与设计，艺术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先后十易其稿，最后决定采用梁铨大师设计的手持星球，身围胶片，姿态积极充满向往感的女神造型。这个新奖座的造型并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临摹自香港小姐郑文雅，并为奖座命名为《星光荣耀》。新奖座于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正式启用，“双头怪”自此退出金像奖的舞台。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影坛，实际便是邵氏与嘉禾彼此争斗的缩影，十年对峙期间，不仅将做大了香港本土，海外的票房蛋糕，也催生出了一批经典的影人及作品。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新派武侠片、功夫片、鬼马喜剧、风月片。张彻和他旗下的“张家班”，第一个华人功夫巨星李小龙，“冷面笑匠”许冠文亦深深唤起了港人的认同，乃至后来的麦嘉、洪金宝、成龙等人另辟蹊径，独创“功夫喜剧”这一独特电影类型??借用如今的知音体来概括，便是：没有嘉禾，邵氏会很寂寞。而谈起嘉禾的发家，还要从李小龙的一声怒吼娓娓道来。1970-1973年李小龙单打邵氏，邵氏总体占优，邵氏兄弟公司在1970年代伊始达到了自己的巅峰期，但接下来的故事便验证了“盛极必衰”的道理，首先重臣邹文怀选择叛变另组嘉禾，这一下远比李翰祥叛逃、胡金铨远走来的更刺痛，况且邹文怀原本在邵氏地位颇高（仅次于邵逸夫和邵仁玫），登高一呼，便拉走了宣传部的何冠昌、蔡永昌。邹文怀以40万港元组建“嘉禾”，又进一步挖角邵氏的罗维。

嘉禾公司于1970年由邹文怀、何冠昌和梁风共同创建而成，并于1994 年成为香港的上市公司，是香港电影盛世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发行公司之一，一手栽培出李小龙、成龙、张曼玉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影巨星，为香港电影书写出辉煌篇章。嘉禾电影融资制作超过600部电影。金像奖的首届影帝便是嘉禾公司的许冠文。

番外：新艺城神话

1980年，在一个不足90平的旧公寓里，新艺城三巨头麦嘉、石天、黄百鸣成立了新艺城，算上女秘书、男信差，五个人的办公室组建了起来，谁也没想到之后的十年，他们会如何地风光。开山作是一部喜剧片，为了纪念喜剧大师卓别林去世拍摄的《滑稽时代》，投资一百万，票房五百万，一个很不错的开端，导演是当时港人闻所未闻的吴尚飞，此人后来拍了大名鼎鼎的《英雄本色》，没错，那是吴宇森的化名。在经历了初期的探索和成功之后，新艺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1982年，曾志伟导演的《最佳拍档》大获成功，两千七百万的本土票房，打破香港票房纪录，当时排队买票的人绕了半条街，需要警方出动维持秩序。同年上映的《难兄难弟》也以拿到暑期票房冠军，为了对抗新艺城，嘉禾和邵氏破天荒地联手，《奇门遁甲》《八彩林亚珍》均在嘉禾、邵氏双方院线同时上映，但是依旧难以抵抗新艺城，从此新艺城成为与嘉禾、邵氏鼎足而立的力量。

03

嬗变

上世纪90年代末期，香港电影逐渐没落，很都电影导演与演员北上大陆寻找生机。在过去的十年里，崛起势头显眼的中国大陆电影市场掺杂了太多的金融刺激和政治压力，以至于绝大多数的香港电影人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与此同时，自2003年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正式签署以来，香港的许多最优秀的电影人才都重新规划了他们的事业版图，纷纷北上来到了中国大陆延续和开拓自己的电影事业。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回报是异常惊人的。在今年一月下旬的春节档期，票房成绩位居排行榜冠亚军的两部电影均出自香港电影的巨匠之手：成龙主演的《功夫瑜伽》由其长期合作伙伴唐季礼导演，影片最终以17.53亿人民币的成绩位居2017春节档票房榜榜首；与此同时，由徐克导演、周星驰监制的《西游·伏妖篇》在中国包揽了16.56亿人民币票房，尽管不及去年周星驰导演的有史以来中国票房最高的电影——《美人鱼》曾创下的33.92亿人民币的票房战绩，但无可否认的是，《西游·伏妖篇》同样是部鸿篇巨制。

对于许多香港资深电影人来说，虽然看似有两种选择：继续留在票房市场小但电影种类丰富的香港本土，亦或是来到票房市场巨大，但会因不时的审查因素而创造力受限且需做出政治让步的大陆市场——但实际上，就如文首欧导所言，其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就连一度选择坚守本土阵营的杜琪峰都在2011年踏上了北上之路，并无限感慨：“我不想变，但是，不行！”

　　欧文杰谈到，客观而言，与一界之隔却拥有13.7亿潜在观众的大陆市场相比，有生意头脑的电影投资人怎么可能要投资一部仅面向有700万居民的香港市场的华语电影呢？

　　“香港导演之所以去大陆拍片，是因为大多数投资者只愿意把钱投在瞄准中国大陆市场的电影上，毕竟中国大陆市场的规模要大得多，”欧文杰说道，“对我来说，拍电影不是我的谋生之道，我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我有东西想要表达。但对于那些想要继续职业生涯的资深导演来说，我明白他们的确需要在中国大陆拍电影。”

　值得留意的是，继香港导演们集体北上之后，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那便是一些香港影人流露出了“走更远”的意愿：与仅仅是简单地把他们的商业电影作品搬上中国银幕相比，他们现在变得更愿意执导主旋律影片了。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便是，今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现已有两部主旋律献礼影片即将在今年与观众见面，而这两部影片均出自香港导演之手。

第一部是“片如其名”的《建军大业》，也是继《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之后“建国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该主旋律系列片中的前两部均由中国电影集团原负责人韩三平和大陆导演黄建新共同执导，而这部新作则将由香港人刘伟强担纲导演。

　刘伟强导演的系列电影中，以《无间道》最广为人知，以至于大名鼎鼎的马丁·斯科塞斯还曾据其改编为电影《无间道风云》（又名《无间行者》）。而此次的《建军大业》被宣传为充满“朝气的革命元素”的战争史诗片。拍摄于摩洛哥的《红海行动》以也门撤侨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中国海军某护航舰队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惊险过程。该影片除得到了中国军方的支持和协助，还将有可能作为十九大的献礼影片在届时上映。

　　“香港电影业一直把娱乐因素摆在首位，所以香港导演们能够把娱乐价值注入到中国观众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中去，”曾与刘伟强在《无间道》中合作的香港资深制片人庄澄说，“这就是香港导演们追求执掌这些‘主旋律电影’的原因……一些香港导演或许对执导这类宣传片持保留意见，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没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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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资深电影人执导这些“主旋律”电影的现象始于徐克导演2014年上映的《智取威虎山3D》。这部翻拍自文革“样板戏”之一的电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2014年票房总收入达8.84亿人民币，以现代化的动作场景和最新3D技术的运用吸引了相当一批的年轻观众。该片让更多的人看到，原来传统说教意义的样板戏还可以改编为如此好看的江湖侠义故事。

　　从那时起，中国市场上便接连涌现出一批香港导演执掌的主旋律电影，2016年，彭顺执导的电影《我的战争》讲述了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志愿者的故事；同年，林超贤执导的影片《湄公河行动》讲述了中国警察进入湄公河三角洲调查13名中国公民的死亡事件；另外还有麦兆辉执导的于2017年上映的《非凡任务》，讲述了一个在贩毒集团中做卧底的警察的故事。所有这些影片都由中国大陆演员担任主角，并因其对执法人员或军队的正面展示而受到赞扬。

然而，尽管大多数的香港老一代导演都已将或即将把工作重心转向北京，但香港本地的新一代年轻导演们却开始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关注本土问题并具有本土美学的独立面貌的电影世界。

　　由许学文、欧文杰和黄伟杰共同执导的独立犯罪片《树大招风》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了香港回归期间，以90年代的香港“三大贼王”为人物原型，讲述了三人在同一家酒楼相遇，策划合作大案的故事。这部影片共获得5个奖项，其中包括今年4月举行的香港电影奖的最佳电影奖。此外，由香港新人导演黄进和陈志发各自执导的处女作《一念无明》和《点五步》也都落脚于香港本土故事，两部影片也赢得了多个奖项。

　　欧文杰说道：“去年对香港电影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有28部影片均出自新晋导演之手，这在某种程度来看像是一个转折点。”

后来获得香港金像奖的合拍片不计其数，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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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经理潘卓贤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香港本土电影计划报名参加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以期与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制片人、发行商洽谈融资事宜。“无论是独立制作人，或是知名导演，他们都拿出了针对本土市场的计划。”

一个背景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实施已经超过10个年头。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长冯永回忆，2003年“非典”爆发，香港很多影院零票房，香港电影界向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建议，看能不能打开内地市场，一定程度上助推了CEPA的实施。于是，便有了香港影人中坚力量北上合拍的热潮。

“如今香港本土电影的兴起，其实正是对合拍热潮的一种回应。”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总策划麦圣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段时间以来，香港影人在北上征途中无暇讲述“香港情绪”。冯永曾评价，那个时期香港影人“迷失”了。也有影评人指出，国际化和内地化的“前狼后虎”，令香港电影日益失去美学上的独立性，长此以往，香港电影必然走向没落。慢慢地，香港影人开始反思：是否该回归本土，讲述那些土生土长的故事？

事实上，香港观众对于本土电影也存在渴求。新晋导演陈志发执导的香港本土电影《点五步》，讲述上世纪80年代香港少年棒球队的故事，在201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点映，反响极佳。

除了传承自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电影，近年来兴起的另一类香港本土电影，是以小成本讲述香港故事的文艺片，如《狂舞派》《哪一天我们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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