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秋拍】逸庐 | 古器雅集

王世襄先生曾在《漫谈铜炉》一文中曾写到：“历来藏炉家欣赏的就是其简练造型和幽雅铜色，尤以不着纤细，润泽如处女肌肤，精光内含，静而不囂为贵。这是经过长年炭墼烧爇，徐徐火养而成的。铜色也会在火养的过程中出现变化，越变越耐看，直到完美的程度。烧炉者正是在长期的添炭培灰，巾围帕裹，把玩摩挲中得到享受和满足，这是明清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其情趣和欣赏黄花梨家具并无二致。”本次特别呈现王世襄先生旧藏“明李曲江制 鬲炉”，转眼十几载，此件鬲炉几经藏家悉心盘养，皮色葆光愈趋佳境，当可告慰王老。

5067

明 “李曲江制”鬲炉

D:13.5cm  H:6.3cm 1869g

来源：赵沆年旧藏。王世襄旧藏。

著录：

1.王世襄著，《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页34。

2.陈维骏主编，《异云：明清宣德炉集珍》，佳作书局出版社，2016年，页110-113。 

“鬲炉束腰有平者，有上下起线者。此具为起线之例。于此可悟明式家具束腰亦有繁简之别， 器物纹饰多相通也。

李卿丈旧藏。1951年2月28日购自庞敦敏。”

——王世襄《自珍集》

据王先生记载：「民初李卿丈即卜居芳嘉园，去吾家仅数十步。后移居八大人胡同，相隔只一巷。儿时常携鸽至丈家门首放飞，入秋更捧蟋蟀盆求教。丈固酷爱球虫而又精于此道者。赵伯母每抚我头，给果饵。移居后，仍往请益，评蟋蟀外兼及铜炉矣。北京沦陷时，李卿丈为居家所需，不得不让炉于庞敦敏。此后每道及，犹眷眷难忘。1951年，予自庞家购得十余具，喜携其二三驰告。时二老均在病中，丈喘咳尤剧，持炉把玩，如见故人，而力有不胜。」此件即是其中之一。

王先生《自珍集》以此炉相较明式家具束腰繁简之别，可见其在炉中所具有的经典代表性。王老写明式家具线脚「边抹即使同高，枭混也基本相似，但曲线舒敛紧缓稍有变化，顿觉殊观」。细观此炉深得其意。

一般常见鬲式炉平唇口沿，而此件口沿一周起线，平沿内倾，恰如明式家具案面边抹均匀的「栏水线」，抑或边角的「阳线」。再看口沿下方束腰亦起线作弦纹，且是双弦。束腰双弦连接下方素圆鼓腹，再承外撇三足。底部「李曲江制」四字柳叶篆书款。整炉一气呵成，线条连贯而又精神饱满，可谓简洁中蕴含着精炼的细节。

李曲江为何人，历史中并无记载。然明代经济富庶、文化发达，好古、玩古、鉴古风气之盛常反映在文人士大夫的诗文、杂记以及书斋文房用具的设计中，此件宝光内敛、形制雅正，绝非一般匠工所能，当是文人士大夫参与定制之作。

5022 

明正德 正德回文铜石榴瓶  

H:16.8cm 873g

来源：翦淞阁旧藏。中国嘉德2010春，Lot 2421。

铜瓶仿宋汝窑长颈瓶形制，作喇叭形口，细长颈，圆鼓腹，高圈足外侈。周身皮壳呈石榴红色，瓶身两面如意云纹开光，内錾鱼子纹锦地，衬托阿拉伯文字，外围加錾一周边线，突出壸门造型。铜质精粹，器形修长圆润，亭亭玉立，隽雅优美。此香瓶属「炉瓶三事」之一，文人书斋所用香瓶在十二厘米之内，此瓶尺寸硕大，应为宫廷仪式所用。

「炉瓶三事」系指焚香用具为：一香炉、一香盒、一插香箸、香铲的小瓶。此种组合可能源自于宋人使用炉、盒为整套香具，或可追溯至更早时代。炉瓶盒则开始流行于15世纪明中叶，以迄清季。

正德朝正处于明代中晚期交替的过渡时期，上乘成化、弘治朝，下启嘉靖、万历朝，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所以装饰阿拉伯文字和吉祥图案作为主体纹饰的器物在正德时期大量集中出现，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时代特征。明武宗朱厚照推崇伊斯兰教，并亲自推行伊斯兰教律，此时内廷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继续保持着政治、贸易、文化上的关系与交流。

信仰伊斯兰教的正德皇帝在全国赠款修建清真寺庙及不少穆斯林在朝内担任重臣。据《明实录》统计，从洪武至成化的百年间，西方来华穆斯林近七十批，其中宣德六年的一次来归就达三百余人。明代形成继元代之后穆斯林入附中原的新高峰。此时存在的诸多饰有阿拉伯文装饰的铜器，多数是皇宫御用或赏赐功臣，其次是安置于清真寺经堂陈设，世代家族传承享用。

从铜质上来说，明朝自宣德年间（1425-1435年），暹罗国国王剌加满霭晋献「风磨铜」（天然黄铜）数万两，宣德三年下诏礼部依据博古、考古诸书及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定各窑器式，择其典雅端庄者，绘样仿制。时至正德年间（1505-1521年），作为御用铜器，以炉身带阿拉伯文纹饰为标志的正德炉，他们代表王室的伊斯兰教信仰及审美标准，必当如宣炉一样，不惜工本，施以精炼。此件既是难得一例。

此件铜瓶形制规整，精工铸造，皮壳枣红色，灿若朝霞映日，正如项子京书中所言：「铜质之精粹，如良金之百炼，宝色内涵、珠光外现、淡淡穆穆、而玉毫金粟、隐跃于肌理之间。」以此足可想见明正德朝武宗皇帝时期伊斯兰教之繁盛。

5049 

清雍正 “大清雍正年制”钵式炉  

D:5.5cm H:4.9cm 371g

来源：水松石山房旧藏。

钵式炉，束口起线为「一线口」，丰肩，圆鼓腹，敛足，平底。通体黑漆古色，其色内融，沉穆，精光内含。炉底内窪，开方框铸「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书款，款字清晰规矩。铜质精炼细密，持之坠手，抚之柔腻，叩之悦耳。《沈氏宣德炉小志》记载：「钵式炉中俗以上下圆称者，名为宝珠。」 雍正官款宣德炉传世稀少，此件上下圆称，线条增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简约玲珑，透出文雅素静之态，弥足珍贵。静室书斋置此炉，幽兰明窗，一瓯茶，一炉香，有助禅思。

钵式炉据图谱卷十七记载为「钵盂炉」，并分有大小两种尺寸，皆八炼洋铜铸成，系仿照宋代填漆款式铸造，为宣德炉款式唯一仿自漆器者。钵系佛门法器，释迦牟尼手托钵盂，广种福田。宣德皇帝曾专门铸造钵盂炉，颁赐给天下名寺，以供礼佛之用。

底款「大清雍正年制」

步入清代盛世的雍正朝，为时虽仅十三载，艺术的成就却远超顺治、康熙二朝。雍正皇帝超凡脱俗的修养与品位更是铸就了雍正朝独有的艺术风貌，轻巧俊秀，比例协调，工丽妩媚，文雅之至。清雍正朝一度实行禁铜政策，但宫廷内宣铜器的制造却没有停止。《钦定大清会典》记载雍正元年至四年（1723-1726年）造办处设有铜作和鋄作，雍正五年（1727年）铸炉作出现。雍正帝还亲自过问，并修改样式。雍正一生好谈佛法，深通佛理，自比「释主」，常以「身居帝王之位，口宣佛祖之心」而自况。广交僧衲，曾一度重用文觉禅师参与政事，严令保护修缮古刹名寺。雍正十一年活计清档记载曾命景德镇仿照宜兴钵式样烧各釉色瓷器。此时以精铜制钵炉，定非一般赏赐之用。 

5046 

明 “大明宣德年制”戟耳炉

D:9.2cm H:6.2cm 1166g

戟耳炉的款式多变，常见的为戟耳簋式炉，此炉较特别。炉呈筒式，平口圆敞，渐下渐收，外壁自口沿至底微敛，两侧戟耳向外扬起，左右对称，转角平缓圆滑，矮圈足微外撇。周身线条流畅爽利，口壁底皆厚，戟耳双出使得炉身沉稳敦厚之中流露轻灵俊秀之貌。

炉内壁黑漆古色，外壁包浆浑厚，熟栗铜色精光内含，旋转观之，隐现仿佛水墨般晕染变幻，静而不嚣，呈现出铜炉皮色天然之趣。底部圈足中央刻方形「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减地阳文，款字精工，挺拔劲健，颇显古朴大气。

底款「大明宣德年制」

据《宣德彝器图谱》记载，戟耳炉仿照宋瓷款式而制，因其耳如兵器中的戟头而得名。戟为御赐刑部尚书及左右之物，寓意执戟捍邦卫国，平准天下正义。戟耳炉收藏重视耳的力度，此炉双耳端正而不失精韵，线条刚柔相参，整器具有早期宣炉不事繁缛而意蕴古拙的风格。

参阅王世襄先生所藏「献贤氏藏」筒式戟耳炉有同工之妙。此言不虚，既概括出了此类 云石的成画之美、之巧，又彰显出文人对云石的倾爱。

5047  

明万历  “鄂韡堂藏”蚰龙耳炉  

D:11.7cm H:6.6cm  1845g

炉作蚰龙耳簋式，口沿平侈，收颈，腹部圆鼓略扁，圈足微外撇。双耳出颈曲折下收于腹部，转角圆润，浑厚有力，耳洞几近浑圆。炉身线条流畅柔美，分量沉重坠手，叩之金声玉振。器造型凝重典雅，铜质密实细腻，其色熠熠，蕴光其里。圈足内开框錾刻「鄂韡堂藏」四字篆书款，工丽整饬，深得金石韵味。

底款「鄂韡堂藏」

据记载，蚰耳炉器形仿自宋代定窑器，耳弯如蚰，得名蚰龙。蚰耳炉为宣炉中最具代表性的款式，其形婉转圆融，久观不厌，寓意绝佳，据记载，明宣宗爱之弥笃，置于书房为伴。也正因此，后世仿制者甚多。《宣德鼎彝谱》赞其「款制大雅，为诸炉之冠」。此种炉具潜龙之象，含韬晦之志，正如《易·系辞》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因此，不论帝王、文人皆喜爱之。

斋轩堂馆阁楼精舍，历来是文人高士梦想中读书、生活的雅致境界，不仅是文人雅趣，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以示人生态度。此炉私人定制，铜精工巧，以蚰龙耳炉置之书房，有韬光养晦之志，为文人志士所向往。

鄂韡堂，据考为明代万历时期孙能正的书坊名号。《鄞县刻书考》记载孙能正，字立之，浙江省鄞县人。今有万历年间孙能正鄂韡堂所刻《剡溪漫笔》六卷、《谥法纂》十卷、《益智编》等书流传于世。炉款「鄂韡」出自《诗经·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诗中以常棣之花比喻兄弟，意为「棠棣树鲜花盛开，花萼花蒂灿烂鲜明」。定制者将人生态度寄托在炉形、炉款之上，是以将炉拟人化，情理相融，又富于理趣。

5048 

明末清初  “徐冶公制”马槽炉  

D:9.3cm H:7.4cm 1246g

参阅：王世襄著，《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三联书店，2003年，25、40页。

炉作长方斗形，平口，直壁至底略收，两侧铸方戟耳，炉底四角连体铸四矮足，中央开框錾刻「徐冶公制」四字篆书款，其工艺为炉铸成之后，以堑、刀剔刻而成，字峻底平，稚正章均。整器体量略小，造型平直精确，沉稳凝练，双耳、四足与器身谐称和洽，铜质极佳，手感沉坠，叩之金声玉振。

底款「徐冶公制」

马槽炉样式，系由《宣德彝器图谱》之台几炉式衍化而成，按照「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方炉为礼地之器。马槽炉历来被认为是方正耿直之器，因此除作礼器之用外也备受文人崇尚，多用作文房清供，而其中品质精工者耗费颇奢，其拥有者多为达官显贵，故有「马槽多私款，私款多佳器」之说。此类精工之作器形庄重，皮色妙丽，款识独特，铜质精良，存世较少，为藏家所珍，如王世襄旧藏以姓氏作款的「湛氏之炉」。

此件为别名私款，定制之器。徐冶公为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的至交徐沁。徐沁(1626-1683年) ，戏曲家，字冶公，水浣，号野畦，又号野公，别署双溪荐山、若耶野老、苍山子等。浙江余姚人，居于会稽。徐氏与李渔友善，博通经史，善考证。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鸿词，辞不就，退居耶溪，著书秋水堂。据记载，李渔于康熙十八年抱病为徐冶公《香草亭》传奇作序写评，又在《与徐冶公二札》中说：「当世才人，有如星密；文字之富，家拟石崇。若止论传奇一道，则冶公与弟二人之外，不能再屈第三指矣。」

5015  

明 “大明宣德年制”  天鸡耳法盏炉  

D:15cm H:8.2cm 1968g

参阅；王世襄著，《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页14。

此炉法盏式，敞口外撇，平唇，腹部自口至底渐收，底设如意云纹三足。炉壁两端铸天鸡首，天鸡鬃毛卷曲，俯首向下，丹凤双目，如意形鼻，造型别致，饶有气势。底部中央铸陷地阳文「大明宣德年制」六字篆书款，边角锐利，方正规整。

底款「大明宣德年制」

参较王世襄先生《自珍集》中蚰耳圈足炉，同是六字篆书款，「远胜常见宣德款炉」。

在宣德炉谱中，分有「雁翎法盏炉」、「悬珠法盏炉」以及「连珠法盏炉」等三种式样，都是仿自元朝枢府窑的款式。法盏是道家施法时所使用的法器，所以在宣德年间，此类炉用以御赐给各道教宫观。明吕震撰《宣德彝器图谱·卷十一》（廿卷谱）记载：「飞凤耳蟠虬大彝炉，坤宁宫慈寿殿东西两香阁，各一座……」皇太后以及各宫妃嫔均得到赏赐。古人多用香熏在室内熏香净化空气，或熏衣被而保持香气，以示高洁，由此可见这种飞凤（天鸡）装饰的香炉可作闺阁熏香之器。而天鸡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宣炉小志》载：「天鸡即火鸡也，能吞火，会意象形故以铸炉……」由此采用天鸡造型亦是取其神威以保平安之意。

此件造型舒展优美，熟栗色皮壳，铜质精炼，亦可于书斋清供，可谓「燎熏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与友品茗论道，细香一缕，脱尽凡俗之气。

5036   

明 启怀堂家藏马槽炉

D:10.6cm H:7.5cm 1610g  

炉作斗形，斜直腹，渐收至足，两侧铸饰方耳，下出戟，炉底四角连体铸「L」形四足，中央开框錾刻「启怀堂家藏」减地阳文篆书款，镌字清晰，顿挫有力。炉器造型方正，具阳刚肃穆之气。马槽炉样式，系由《宣德彝器图谱》之台几炉式衍化而成，按照「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方炉为礼地之器，后世去台几炉型之繁复，遂成此器之形。

马槽炉历来被认为是方正耿直之器，因此除作礼器之用外也备受文人崇尚，多用作文房清供，而其中品质精工者耗费颇奢，多为官宦富贵人家的定造之物，故有「马槽多私款，私款多佳器」之说。此炉底镌私款，便是一例，定制之人，尚待研究考证。

底款「启怀堂家藏」

私款铜炉往往不惜工本，精益求精，故不论铜质、款识、皮色、形制，较一般铜炉尤更精绝，并多为孤品，可见其珍罕之程度。此外，马槽炉多见清初制器，入明者罕见。此件造型平直精确，沉稳凝练，铜质精细，皮色精明隐映，款识静逸古茂，致持之坠手，叩之音清脆亮，颤越悠扬，细密厚实，实为精铜所制。

玉成窑为光绪初年，以一批书画家和篆刻家及紫砂名家何心舟、王东石等人所开创，他们继陈曼生、瞿子冶之踵武，将文人紫砂推向了又一高潮。因文人参与创作设计，风格明显，用泥独特，佼佼于当时传统紫砂。此外，玉成窑紫砂器已不仅仅停留在器物本身的制作精美，常是数人合作，题诗题画亦是文人雅集的见证。本场紫砂器“何心舟制筒式壶”、“山农石窗款四方水注”、“艾农摹心舟刻东石制供盘”尤为可观。

5058  

清光绪 何心舟制紫砂筒式壶  

H:11.8cm

该壶壶身呈圆筒形，直嘴，折肩，平底。壶盖为压盖，上有桥形盖钮，软耳式把手。整器以黄色砂泥制成，色泽淳朴古雅，并因把玩之故而呈现莹润光泽。壶身阴刻行书「直其体，苦而旨，咄哉，公孙乃如醴」，并落楷书款「庚寅春，幼仙铭」。壶身所刻，字体隽秀，于雕刻中见书法风骨，刀笔纵横，颇有金石趣味。壶盖内壁钤椭圆形大篆「心舟」印款，底钤「日岭山房」方印。此器造型规整，制作精细，庄重雅致，展示了艺术家的高超技艺，紫砂壶的型、色与艺术家雕刻的书法相得益彰，独具文人制器的艺术魅力。

左：盖款「心舟」;  右：底款「日岭山房」

何心舟，字石林，生卒不详，浙江绍兴人。清同治光绪年间制壶名手，工书法、篆刻，所制茗壶造工精炼，形制简巧，取材自然形式，善用黄泥制器。何氏与海上画家任伯年、梅调鼎、胡公寿等书画家常有唱和往来，曾与陶友王东石到浙江宁波建玉成窑。造紫砂壶，为陈鸣远后受文人影响最深的陶人，作品珍稀，极具文人味，每有所见皆为奇品，底款常署「曼陀花馆」、「石林何氏」，盖钤「心舟」印款。

幼仙，推为李鸿章弟李鹤章四子李经馥，原名经鄂，字环卿，更字芗生，号幼仙，国学生。以赈济苏浙灾情，晋升道员。后以万金助海防，赏戴花翎，特旨以道员记名简用。

5060  

清光绪  山农 石窗款 四方水注  

10.3×10.3×6.8cm

水注呈扁方形，上部中央开圆形平嵌盖，盖中央有小孔，器上一隅有圆孔为流，底足开犴门。水注四壁均有题刻、剔划为饰。一壁中央以阴线雕刻立体桥钮方形印影，右侧摹刻白文「日南尉丞」印，左部有阴刻汉隶「汉日南尉丞印」题记，并钤「山农」方印。一壁剔刻汉画像砖螭龙纹，取长方砖形，刻带羽行螭，螭龙神态有古意而动势佳。摹图之下，有刻隶「山农摹宝鼎砖螭文」，并钤「山农」方印。一壁缩摹西汉著名的五凤刻石，取印章形式，方形边框内刻字三行十三字「五凤二年鲁世四年六月四日成」，并题刻「山农缩摹西汉太子池石刻」隶书款，落「山农」方印。一壁阴刻行书五行「方山子，玉川子，君子之交淡如此」。器底中心落「石窗」款。此紫砂水注，造型别出心裁，其题刻、纹饰直追汉代古风，颇具韵致。

从现存实例看，玉成窑紫砂器文房摆件中水注、水丞、笔筒等较为少见。此件无论是五凤刻石，还是宝鼎砖螭纹，都可考证，清钱泳曾在其《履园丛话》记录此二石刻。

「石窗」应为玉成窑器物中出现最多的名号之一王东石，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阳羡（宜兴）人，号「苦窳生」，斋号「石窗山房」，另有「慕陶室」。先生极善仿古，作品多以仿古为名，刻工精细，曾为清代晚期书画家胡公寿制壶，并与何心舟、梅调鼎等到浙江宁波建玉成窑，烧造紫砂壶。

左：盖款「东石」;  右：底款「石窗」

「山农」当为陈山农，四明（今宁波）人，字岳年、香畦，金石篆刻名家，晚年参与玉成窑制作，为玉成窑主刻人员之一，常与梅调鼎合作，将金石书画融于紫砂壶的创作。

「玉成窑」兴盛之时上海、浙江两地的文人画家多有参与，如任伯年、胡远、虚谷、吴昌硕等。有说「玉成窑」砂器上的印章款代表了砂器的制作者，而刻款代表了砂器的装饰者，曾见「阳羡王东石四明陈山农合作」款识，此件东石先生制器，山农先生题词作画装饰，造工精妙，匠心巧作，两位先生各尽其长，以摹古立意，透出浓厚的文化底蕴，为文人紫砂制器之杰作。

5008  

清光绪   艾农摹心舟刻王东石制玉成窑盖碗  

H:8.8cm

盖碗带托，一套三件，以黄色砂泥制。碗敞口，深腹，斜直壁，矮圈足。盖呈拱形，带圆足纽。托口沿外侈，托壁内敛，中心恰可套入茶碗，圈足。碗盖圆纽内有篆书「东石」小方印，碗底圈足内有「苦窳生作」方形篆文印。碗身外壁一面刻金文「一公作尊鼎子子孙孙永宝」题记，并落楷书款「艾农摹，心舟刻」。整体造型浑圆饱满，线条流畅优美，色泽沉稳内敛，小巧而不失大雅，器身无多余刻划装饰，于光素古朴中见砂壶形制肌理之美。

左：印款「东石」(碗盖)  ;  右：印款「苦窳生作」

何心舟，字石林、石林何氏，斋号曼陀华馆，浙江绍兴人，为清道光至同治年间制壶名家，工书法、篆刻。与当世文人雅士素所相善，交集颇多。与海派任伯年、胡公寿、虚谷等书画家常相往来，并与陶友王东石，以及有「清代王羲之」之誉的书法家梅调鼎在浙江宁波建玉成窑。所作文人紫砂甚得古法而自成境界，喜于砂器上铭刻诗文。当时文人与其配合制器，所传茗具皆精工，传世较少但每见奇品，极具文人味。

王东石，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阳羡（宜兴）人，号「苦窳生」，斋号「石窗山房」，另有「慕陶室」。与何心舟相善，一起到浙江宁波创建玉成窑。王东石制壶甚得古法， 造工细致，技艺超群，铭刻亦佳，随时风所兴。喜用本山绿泥制壶，烧成白中泛黄，脂如玉色，宛若珠绯。王东石善于广交书画 界名士，制壶底部常署订壶者款，盖内或壶身署东石制款。出品承陈曼生、瞿子冶之文人壶遗绪，喜在壶身刻铭。因其烧造时间短，产量较少，而为藏家所珍。

艾农，常以刻款形式出现在玉成窑紫砂器上，有研究认为「艾农」与以印款、刻款出现的「山农」、「山民」或为同一人。当为陈榕，四明（今宁波）人，字岳年、香畦，号山农。金石篆刻名家，晚年参与玉成窑制作，为玉成窑主刻人员之一，常与名家合作，将金石书画融于紫砂壶的创作。

欣赏扇面与欣赏书画无异，此事不难理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文人趣味对扇骨艺术的影响。明代以刻竹制扇而留名后世者不乏其人，竹刻名家濮仲谦，朱氏一家三代均善刻扇骨。然从传世品看，明代的扇骨基本以素工居多。本次所呈现的两柄明代芝麻竹扇骨，皆具有难得的沉静内敛之美。芝麻竹历来名贵，传说至清代原材已绝，至今当然更加难得。另如湘妃竹扇骨也是经典名品。这种对原材料天然质地的运用与欣赏，与明式家具似乎可以相互照应，这显然都是文人“素雅”理念使然。

清季民国，金石艺术大发展，文人操刀刻石、刻竹成为普遍现象，刻扇或为善书画、精篆刻者亲力为之，本次推出吴昌硕、杨龙石、蔡容庄、支慈庵名家所刻折扇，题材涉及书画、钟鼎款识、瓦当货泉、旧拓墨迹，熔金石、书画、文学、艺术于一炉，其趣在神，隽永在味，总而言之均为文人之事，扇骨的雕刻艺术由此登峰造极。

5034   

清  湘妃竹扇骨  

L:36cm

扇骨以湘妃竹制，庙门肩，古方扇型，牛角扇钉，扇骨修长而雅致，平素无雕饰。扇骨整体 呈现蜡黄色，竹表有天然形成的年轮状赭色竹斑，斑驳自然。竹斑作圆形，边缘有不规 则齿状纹，大小交错，疏密有致，既如未干巾的泪痕点点，又犹如墨滴纸上瞬间而成的 晕染效果，或聚或散，颇富水墨意蕴，文气十足。扇骨大骨包浆莹润，小骨为赭红色，整 体色泽古雅，斑点多且纹理清晰，实为文人折扇之上品。

湘妃竹又称「斑竹」「泪竹」「湘竹」等，清代陈鼎《竹谱》称之为「潇湘竹」、「泪痕竹」。 《述异记》载娥皇、女英因在湘江岸哭祭去世的舜，而泪洒竹上成斑，故有此名。以湘 妃竹制扇自古有之，金章宗完颜璟题扇词《蝶恋花·几股湘江龙骨瘦》写到：「几股湘江 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查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金殿珠帘闲永昼，一 握清风，暂喜杯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金章宗独取湘江湘妃竹造扇， 湘妃故事已为扇平添风韵，又用「龙骨」形容湘竹的样子，足以想见其精美华贵。

明清两代以湘妃竹扇为上品，因其稀少，且不能复制，为文人所重，有「一寸湘妃三两 金」之说。晩清王廷鼎曾说：「余惟见有劈竹织成帘者，即取其斑湊成花鸟之文，共三 桁，索价百金。」足见其珍贵。扇面泥金更见雅致。

5056  

清光绪  蔡照 竹刻摹砖文人物扇骨  

L:32cm

参阅：上海博物馆编，《竹镂文心：竹刻珍品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页196-198

扇骨为竹质，通体有包浆浸润，色泽厚重，马蹬方头，铜泡钉。扇骨一面摹刻东汉砖铭「建武元年七月」，行书边款「建武砖从六舟上人拓本仿之」，并题写「子勤仁兄大法家索刻，时光绪丙子四月朔日，萧山蔡容庄并记」。摹刻砖文用平地阳文，减地光素，隶书线条苍劲古拙。另一面阴文镌刻老叟持杖，上款题写「子勤仁兄大人大方之属，时乙亥小春，铁仙画」。款题用阴文，行刀流畅，亦刻亦写，结字工稳。雕刻古雅精妙，显示出蔡照精湛的艺术水准。参阅上海博物馆藏清光绪八年「蔡照 竹刻摹古器铭扇骨」，为蔡照六年后所作。

蔡照（1821-？），原名照初，字容庄。浙江萧山（今属杭州）人，诸生。活跃于清代后期，为一代雕刻名手，工篆隶，精制治印。刻竹长于阴文浅刻，刀法修洁明丽。其扇刻在当时极负盛名。与名画家合作，使蔡容庄刻扇之名大增。他曾将任熊的百幅小品刻在扇骨之上，题材有花卉、山水、仕女和佛像等，如此刻扇在一代竹刻艺人中是罕见的。此件以邓启昌画稿琢刻。邓启昌，字铁仙，号跛道人，江宁（今南京）人，侨居上海，工画花卉，尤善画菊。笔力精劲，设色绚丽，与钱慧安、倪田同时。

六舟（1791-1858年）即僧六舟，俗姓姚，名达受，又字秋楫，浙江海昌（今海宁）人。于诗书画印，靡不精通，嗜金石，富收藏，精鉴别，刻竹、凿砚均名重于时，尤擅传拓，传拓古器物全形，堪称一绝，阮元以「金石僧」、「九能僧」称之。

5033  

清咸丰  蔡照  乌木刻摹古器铭扇骨  

L:32cm

扇骨以乌木制成，两侧上板以阴文摹刻周散氏盘铭，线条婉转流畅，结字古拙，章法严谨。两侧各有落款，一面为楷书阴刻「周散氏盘铭」；另一面阴刻行书「曼书一兄大人属正，己未秋八月任淇临，客庄刻。」所有刻文均泥金为饰，衬以乌木之深沉墨色，犹如先秦铜器之「错金」效果，与铜器铭文的厚重、古朴、沧桑的艺术面貌相合。

此件书铭者任淇为晚清海上画派画家任熊之族叔，工书法，精篆刻、金石，并通竹、木，此铭书写笔法娴熟，神韵俱备，非若有金石功底与文气修养而不能为，加之蔡照的雕刻精工，文、书、刻、饰并举，实为扇骨雕刻之上品。清代乾嘉以降，随着折扇文化的复兴、金石学的发展，文人流派篆刻趋向高超，竹雕浅刻艺术由此发展到极致。咸丰己未年为1859年，正值蔡容庄盛年，技艺已趋成熟，眼力正佳，故能有此精湛之作。

5019  

清咸丰  蔡照 竹刻行书扇骨 

L:32.2cm

参阅：上海博物馆编，《竹镂文心：竹刻珍品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页201

「蔡容庄刻」

扇骨以玉竹制成，呈赭黄色，马蹬方头。一侧上板有阴刻行书款识：「善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心作良田，百世耕之有余。丁巳闰夏，蔡容庄刻。」另一侧上板阴刻行书铭：「非读书不能入圣贤之域，非积德不能生聪慧之儿。芝堂四兄大雅正之。」镌刻用刀爽健清隽，字画线条底子铲静平整，结体、法度、气韵均佳，体现出蔡容庄书法艺术与雕刻技艺的精湛融合。丁巳年为1857年，此件正值蔡氏盛年。

5035  

清道光  杨澥 张廷济 竹雕摹古器铭古泉币扇骨  

L:32cm

参阅：上海博物馆编，《竹镂文心：竹刻珍品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页178。

此扇骨以玉竹（水磨竹骨）制成，扇骨两面均有雕刻。一面以减地阳刻的手法摹刻铜敦 金文，并有张廷济书、杨澥雕刻楷书题记：「此敦乃周武王时作，昔为顾炎武公藏器，辛 子、辛亥、壬子两日省文也。古器往往有之，道光庚子叔未张廷济书。」钤印为篆书阳文 「龙石」。另一面摹刻汉「大泉十五」货币二影，下同为张廷济书文、杨澥刻楷书题记： 「古泉铜范凹文少，此虽得半亦足宝，叶东卿与刘燕庭皆有凹文全模型，余藏泉范十有五， 凹者缺焉，今乃补，不求凸，并不求全，虚中守残宜长年。」

张廷济（1768-1848年），原名汝霖，字顺安，号叔未，晚号眉寿老人，室名八砖精舍， 浙江嘉兴人，为嘉庆三年解元，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书画家。他精金石考据之学，收 藏鼎彝、碑版书画甚丰。从此扇骨题记可看出，张廷济在金石方面的收藏与研究，他与同时代的叶东卿、刘喜海（燕庭）等金石藏家在交往、互动中探讨金石的情况，也见证了晚清文人尚古、玩古之风。

杨澥（1781-1850年），字竹唐，号龙石，或作聋石，又号石公、聋公、野航子等。清代苏州 吴江人。善刻印、制砚，尤精竹刻，精于金石考据之学。他的竹刻作品，充满金石之气，风 格厚古，苍劲潇洒，常以篆印刀法入竹刻，风格别致，被称作「江南第一名手」，是清代嘉 道年间的一代刻竹名家。上海博物馆藏有其竹刻《梅花》扇骨一柄，为其经典之作。

此扇骨，为张廷济、杨澥通力合作而成，二者共同的金石之趣与文化修养相得益彰，张氏 之精于考证，杨氏之专于雕刻，用刀如虫蚀木，苍茫浑厚，称其为名家名作，实至名归。

5055  

明  芝麻竹古方扇骨  

L:34cm

扇骨以芝麻竹制成，古方头，扇骨黑中透红，包浆莹润，古朴雅致。芝麻竹质地坚密，其上有黑色、深黄色相间的条纹，状如芝麻斑，在竹干枝与叶呈半枯萎状后形成，因其天然纹理，材料稀有，制者不忍雕刻，直接制作为素竹股，深得文人雅士追捧。

明朝宫廷赏赐折扇，宣德年间逢端午以折扇赐群臣，标示时令到来，象征皇朝仁风四播，官员持扇、写扇风气日渐盛行。折扇制作越趋精美，并透出丰富的艺术气息。以芝麻竹制扇主要是在清中期以前，此后因环境、气候等因素，逐渐绝迹。因其稀有难得，有的扇工不惜在普通竹股上采用烫花工艺模仿出芝麻竹的花纹。

明代制作扇骨的材质琳琅满目，在选材上确有俗、雅之分，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凡紫檀、象牙、乌楮，俱为俗制，唯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唯骨为时所尚。」此件芝麻竹扇骨开肩处较高，扇钉处略低，为较典型的明代制扇骨，器形雅致。因取自然纹理为饰，不经雕琢，久经摩挲把玩，形成深褐色包浆，更增扇骨古朴之貌，色、形、韵俱佳，以此成扇体现出明代文人雅士简约隽永的审美取向。

-完-

微信ID:zhongguojiade

长按左侧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