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回顾】上海美术馆热——没有公共性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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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施瀚涛老师

2014年K11莫奈大师特展展期人流量超过40万，展期内K11营业额超过日常营业额20％[编者注：目前网上的数据主要是两种，可以加上引用源与检索日期：1.2014年3-6月为期3个月的莫奈特展观展总人数超过40万人次，展览期间K11的人流量比春节黄金周上升40%，商场的营业额也增长了30%，并推动商业租金提升70％，而同期办公租金涨幅仅为30％。2015年11月的销售数据仍是增长态势。展览方的收入并不只有门票，还包括近800种与特展相关的衍生产品，其展览衍生品种类接近800种，而几乎所有逛完莫奈展的顾客都会前往艺术商店购买纪念品，衍生品收入最高，占比达到总收入的43%，超过门票收入，达到3960万元。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92671e0102whje.html2.转自《商业周刊（中文版）》：《上海K11莫奈展启示：观展40万人营业额增20%》http://www.fashiontrenddigest.com/d/17787.shtml]。郑志刚将艺术博物馆植入商业中心的内部，依照他的观念，商业和零售业需要新的模式，而将艺术与商业、零售加以结合，创造出“博物馆零售”的模式，将公共空间、零售品牌及艺术进行一次完整的整合，借用美术馆的概念来运营K11 所拥有的零售商，最终达成人文和商业的相互协作。

2014年K11莫奈大师特展展期人流近四十万，图片来源于网络

莫奈特展的流量数据无疑证明了这个模式在商业意义上的成功。而今许多的商业中心也欲求效仿这种将艺术展览转移进入商场的方式，以期艺术展能够为自己带来营业额及场地租金的增长，但是却因为自身的基因缺陷而无法将这套模式成功复制。从技术上说，K11能够做到一场艺术展对空间和硬件上的要求，来保存价值高昂的艺术品。同时K11又有专业的展览团队在运行、支持一个展览项目的落地实施。但是假若从美术馆的方面去思考这种模式，如果一个商场拥有了自己足够的馆藏条件和专业的策展团队在推进展览的举办，可以在商场中设立一个美术馆，那么这样的美术馆和其余美术馆的区别在哪里？

理想的状态下，美术馆是为艺术家提供一个平台来呈现他对于世界的思考和表达，而对于今天的当代美术馆，很大程度上这些思考最终是指向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思这种意识形态对人造成的异化。同时，哈贝马斯提出一个介乎于市场和国家间，公众可以自由进入，开放地交流和发表的公共领域；公共意见则在交流中产生。虽然这个概念在之后受到了一些挑战，但是借助这个概念，来谈论美术馆的理念依然能带来启发。对于今天的美术馆，我们是否能够在艺术的层面上看到一种“公共意见”的交流和形成，这是艺术家也是美术馆所面临的责任。但从莫奈展览和与K11类似的的案例看来，美术馆很难真正承担起这种责任，不管是“博物馆零售”模式还是一些项目本身反而是一种对消费主义的强化。在此过程中，艺术经典可能变成可以兜售的商品，“创意生活”“美好生活”也可以成为消费主义的说辞。资本主义在今天正是通过这种表面无害的方式渗透进私人的生活中，艺术品在这个情境中被景观化，暗中逢迎着消费者的趣味和欲望，或许只是加剧了人的异化。

大卫·卡里尔在《博物馆怀疑论》中提到艺术品变形，当艺术品脱离了原有的情境，进入了博物馆之后，它就失去了原先的功能和意义，从而在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裹挟下被赋予各种新的意涵。如果将这种变形泛化到对美术馆的讨论中，就会发现美术馆实质上也在不断地随着变化的时代语境发生自身意义上的转变。卢浮宫在1793年对公众开放，此时法国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波旁王朝的君主专政在路易十六被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刻宣告终结。曾作为皇室珍奇收藏室的卢浮宫俨然是一种旧权力的象征，而新的共和国需要为之注入新的政治语言，使之能够为民族主义意识的构建进行服务，使之能够成为宣扬爱国的工具。旧政权的设施及其附带的政治影响，必须被革命整饬，无论这种整饬是针对它的功能还是它的象征意义。这个曾是君权显赫的象征性空间，已经随着波旁王朝的崩溃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力的象征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卢浮宫博物馆的建立是文化领域内政权争夺的结果，而亚洲文会大楼自身的变形也是这种新时代清算旧时代话语权力的体现。现在的亚洲文会大楼建成于1932年，时为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所在地。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成立于1857年，从事长江流域及华北物产、地理和文化的研究及情报搜集。1874年上海博物院在此大楼原址上成立，并对公众开放，成为上海第一家公共博物馆，陈列各地的动植物标本、文物和民俗用品。1952年，亚洲文会大楼被收为国有，其藏品被移至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博物院就此停办。这个拥有殖民扩张底色的博物馆，与新中国反殖民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话语格格不入，针对亚洲文会大楼和上海博物院的改造也正是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揭示了两种空间生产的类型，即体现政治正当性和文化传统的象征空间的生产,和为特定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的功能空间的生产。卢浮宫博物馆的成立和上海博物院的停办的两个案例都是第一种生产的体现，前者是文化机构的建立，后者则是消亡，它们共同反映出一个现实，即博物馆（或是美术馆）的兴衰及其意涵的变化，都无法脱离它的社会语境。卢浮宫博物馆的建立和上海博物院的停办都反映着社会革命中空间意义的剥夺和转化。

亚洲文会大楼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亚洲文会大楼现状

九十年代上海历经大拆大建，将三千万平方米的旧房拆除，并且新建一亿平方米的住宅。复旦大学于海教授指出，九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剧变对空间的美学、文化和历史没有足够的认知，而仅仅着眼在土地的价值本身。而后进入二十一世纪，对于城市的改造由大拆大建转变为了保护性的开发。资本也进一步介入了城市改造中，虽然地产商对于土地的购买和开发还是以商业获利作为目标，但是同时又因上海的政策要求，必须要考虑到文化方面的建设，政府和开发商共同将九十年代开始的经营土地为核心的空间生产引向经营城市历史、文化和集体记忆的空间叙事的生产。2003年百仕达控股和洛克菲勒集团得到“圆明园路—北京东路—虎丘路—南苏州路”（即今日洛克·外滩源区域）这一地带七十年的开发权限，整合住地、商用、办公、零售和文化设施建成混合用途区。亚洲文会大楼的变形依然在进行，2010年上海外滩美术馆在此建立。空间的变化和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进程不断在呼应。

在政策和资本的彼此作用下，一系列对于地区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也就顺势进行，而上海外滩美术馆也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被催生出来的，亚洲文会大楼也因而完成了它在二十一世纪的再次变形。地产开发商如若要得到商业用地，就必须在其土地内留出公共和文化空间，履行它的文化责任，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美术馆，即是得益于这种政策的推动，这个现状固然是喜闻乐见的。但是值得去商榷的是，美术馆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是一个地产商获得土地的诱饵，还是一个旨在为公众服务、为公众去创造一个公共领域的机构？可以说，如今上海的美术馆热，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过去10年的城市士绅化热潮而发展起来的。近年上海迎来了许多国际顶级艺术家的展览，上海仿佛迎来了它空前的艺术春天，愈发频繁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大众参与其中。但是许多本土的艺术家也被遮蔽在这场盛况之后，而展览的愈发娱乐化、景观化，又使得它背后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变得面目不清。美术馆“非盈利的、永久性的制度，为社会和它的发展而服务”的定义，在现实前受到动摇。那些大型特展项目所表现出的美术馆对于公众的渴望，恰恰反映出美术馆本身合法性的焦虑，乃至背后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焦虑。

美术馆面临着被资本侵蚀的风险，其公共性又有虚假之嫌。假设事实真的如此，美术馆与其说承担起了服务公共的责任、对大众进行教育和启蒙，不如说它仅仅是在操纵消费者的欲望，迎合消费者对于精致、体面的趣味的追求。政策和资本共同介入对于空间的塑造，引入大量的品牌、时尚、建筑景观进入一个区域，导致了士绅化的发生，美术馆自身变成了一个区隔阶级趣味的场所，服务于一个单一的被塑造出来的中产阶级，却不顾公众应该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在这个娱乐化、消费化的时代，美术馆面临着被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异化的风险，它同受众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美术馆的问题不是局限在美术馆内部的问题，而是与美术馆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如果我们期待在今天的社会中为美术馆找到一种新的“政治合理性”，或许需要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美术馆可以做的是，不断反思自身的来源，发问自己在社会中应当去承担的文化使命和责任，如若不把自己逼到无立锥之地，这种焦虑就无从解决。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本讲座回顾由实习生陈迅超根据讲座内容整理

感谢讲者施瀚涛老师修改订正

当前展览

上海外滩美术馆

费用:  50元(门票) 20元(优惠票)

开放时间：周二 至 周日 10:00 - 18:00

地址：虎丘路20号

官网：http://www.rockbundartmuseum.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