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史钩沉】西泠印旗屹立不倒的根基（上）

吴永良绘西泠印社先贤图

文人结社，古亦有之；若论印社，西泠第一。但从古至今，一个民间社团能够风云百年，薪火相传，似乎不多，大多随朝代的更替而偃旗息鼓，销声匿迹，西泠印社是个例外。这既感恩创始者的远见，西泠印社拥有安身之地；也有赖于它后来的审时度势和这片山水的滋养。这就是本节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孤山南麓，中国第一个篆刻艺术组织之所以生于斯，长于斯，皆因其深厚的文化气息使然。这片自唐以来，大批南北文人活跃在这里，恣情文章，奔放诗赋，江南文化基因厚重发达。清末以降，无数的文人雅士，将目光投向这里，皆因西泠印社不仅有印，还有产生诗的美景；拥有诗意的风景和土壤，让诗人创意勃发，让印人回味流连。这种关注的目光，从来没有停顿过，关注的热情，从来没有减弱过；诗意的火焰，从来没有熄灭过；印人创作的热情，依然充沛无限。松柏长青，印社不老，因为它的生命植根在这片土壤中。虽西泠印社历经沧桑，却初衷未改，变迁的是时代，留下的是诗意，旧叶化春泥，新枝华发生。百年西泠，诗一样的存在，诗一样的生活，把一门很“阳刚”的艺术，用诗化的语言发挥到极致，刚柔相济，世无匹敌。更值得骄傲的是它真正关键的“技术”是“进口”不来的，这种“原生态”的文化艺术，侵淫在得天独厚的土壤、阳光和雨露之中，它默默地传承、积累和提炼，不断地创造和升华，成就了博大精深的百年文化底蕴。

创立之初的西泠印社是脆弱的，脆弱到它几乎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可贵的是它有能力运用机智寻求官府的庇护。这样的庇护非常奏效，使得它在动荡的岁月里安然无恙。尤其建社后的30年间，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却是它走的最快的时期，园林规模初具，社会影响日渐广远。它依托“事属公益，体属私有”，这样一个亦公亦私的特殊体制的组织形式，从而在寻求保护策略上灵活的穿梭于“公”、“私”体制之间，斡旋于地方官府，借助各方之力，赢得和保护了一块赖以生存的风水宝地，为它以后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客观基础。

1905年初冬，西泠印社接到的晚清地方政府——杭州府的批复公文，等于拥有了第一张合法“执照”，从此拥有了名正言顺的合法身份。这份官府颁发的有效证件保证了园林基本建设的顺利实施。

1911年，辛亥革命的洪流迅速淹没了清王朝。11月5日，杭州光复，浙江省军政府成立，设杭州军政分府。胡宗成入杭州军政分府任参事，代理杭县知事，虽然时间较短，但他对西泠印社颇为照顾。胡宗成与创社四君子在艺术上引为知己，常交会于印社，以致有人认为他曾参与创办西泠印社。虽然胡宗成不可能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但他肯定是西泠印社的积极支持者，甚至出谋划策。这些交往举动有意无意之间使西泠印社在这个非常时期镀上一层保护色。胡宗成一直与西泠印社交往不断，1913年秋建社十周年之庆，他特意撰写了一篇《西泠印社记》。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这个新政权却给西泠印社带来了产权的忧虑，因为它颁布的土地政策规定，凡属个人财产一律保护，但凡公产则一律没收。西泠印社之初立足于蒋果敏公祠人倚楼，仰贤亭建筑用地原本属蒋果敏公祠产权，因“借地建屋”——“土地属公，而地上产权属于印社，为私人所共有之产。”叶为铭、吴隐、王福庵、唐源邺等人闻讯，急忙奔波联系，商量寻求对策。为西泠印社的生存计，联名修书禀呈杭县知事，阐明缘由，请求按“私产”待遇给予保护。当时的杭县知事是汪嵚，这位前清钱塘县知事、民国首任杭县知事，博学嗜古，着力“提倡职业性的工艺美术，造就许多精刻拓碑版的技术人才”，因而与吴隐、叶铭等人相熟过往甚密，他亦多次资助社内建设，是一位知晓印社内情的“县长”。接到呈文后，自然是赞同予以保护，即复批文，“社屋既属私人所创，实为艺苑所珍。如有无知乡愚任意损害，准其随时送究，严惩不贷”，着令严加看护。这还不够，民国初年，杭州“湖上旧有各祠纷纷改设民国功勋死难诸忠烈祠宇”，他们又巧妙借助民国功臣底奇峰之魂，行保护印社之实。

这样的双管齐下，巧妙的把西泠印社保全下来，使得弱小的西泠印社及左蒋二公祠在这个非常时期安然无恙，度过了最初的生存危机。同时，有这两项措施保障，西泠印社的园林建设也乘势加快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