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C·阅读 | 张尕：延展生命【当前展览仅剩一周】

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曾提到有关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伊莎贝尔·斯腾格斯（Isabelle Stengers）的一则轶事。他邀请这两位学者为新开的一门硕士课的系列讲座谈谈对“政治艺术”的理解。拉图尔回忆到，“哈拉维主要讲的是如何从她的狗身上学习一种全新的政治行为方式，这让不少充满政治意识的法国公民大失所望。‘她的狗！狗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告诉我们统治，不平等，权力斗争，选举和革命的问题。’”¹ 和她常见的好战姿态相反，一贯强调政治斗争和文化论战的她很平和地把专注转向自我教育，试图重建与宠物狗的关系，将后者视为一个政治伙伴，平等的社会成员和文化讨论的参与者，这反映了当下前卫知识界中日益涌现行的一种意识。我们从格拉汉·哈曼（Graham Harman）的客体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雷·布拉西尔（Ray Brassier）和昆汀· 梅拉苏（Quentin Meillassoux）的推论唯物主义（Speculative Materialism)的转向，雷萨·内加雷斯塔尼（Reza Negarestani）对世界末日的预测和尤金·萨克（Eugene Thacker）的本体论生物哲学中可见一斑。和拉图尔的思想脉搏想承的学者们对现代性的基本前提近一步予以质疑，并以一种非现代的方式开始思考混合性（hybridity）和世界主义政治（cosmopolitics）等问题，呼唤“一种对其他物种和其他代理（agency）的关注。艺术，哲学，生态学，行动主义和政治由此再次交换它们的内容，重新定义政治参与的角色，目标，论坛和情感。”²

为了调解主体和客体，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鸿沟，以便将一切纳入思考的范围来重构公共领域，（西方学界）重燃对于主体原则——即现代主义工程的基础——的研究兴趣。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今天，独特的感知能力正日益侵入曾经一度为人类所独有的认识和感觉的领域。通过日益发达的电脑运算能力以及数字辅助的身体延伸，以生物科技和电脑运算打破生物界限和自然原则的多态生命样式逐渐成为现实，人类对地球的巨大改变，以及造成生态失调和气候异常的对自然的改造，全然扰乱了均衡原理，动摇了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根本依据。尽管海啸和地震并非人类活动的直接结果，但是臭氧层空洞，森林砍伐，酸雨，石油泄漏和放射性烟云等问题则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无度索取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还希望继续栖居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就必须提出新的方案和洞见，以扭转人类的进程。

主体性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对现代性的总结可谓精辟非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称之为现代的时期……是以人成为所有存在的中心和尺度为标志的。人是一般主体（subjectum），是所有存在的基础，换言之，用现代术语来讲，人是所有对象化（objectification）和再现（representation）的基础。”³

现代主体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宣称首次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笛卡尔将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确立为所有再现的绝对基础，进而，正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所论述，存在最终被整个转变为再现在主体世界中的客体，真理被转变为主观的确定性。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人类主体性的再现。

客观科学的自律性，道德和法律的普适性，以及艺术的自主性赋予主体性一种自由，使其能够和神以及超然的力量分道扬镳。主体性规定了现代文化探寻和实践的范围：在科学的名义下以客观知识追求真理，在法学的名义下以规范性的正义建立道德秩序，在美学的名义下在反叛传统的实验中发现美。正如黑格尔写到：“现代世界的原则是主体的自由。”⁴

现代性的三位一体首先取决于客观知识的有效性，这种客观知识必须能够树立起自我理解和自我指涉的真理的权威地位。因此科学现代性是政治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前提条件和理论基础。为了制造真理，科学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必须如黑格尔所说“不允许任何奇迹的存在：因为大自然现在只是一个由已知和公认的法则所构成的系统；人类对自然的理解逐渐深入，从而获得自由。”⁵

在斯蒂芬·高克罗格（Stephen Gaukroger）看来，“科学逐渐成为所有认知价值的基础，这是现代欧洲科学文化出现过程中的一大特点。这不仅仅是西方科学实践的一大特点，也是西方现代性的一大特点：科学认识的角色和目标在根本上同现代性的自我形象联系起来。”⁶ 尽管摆脱外在权威束缚的自由宣言宣告了中世纪神权强加在人身上的奴役的终结，但同时它也切断了自然和炼金术士之间奥秘的联系，否认自然是神性的象征，将自然视为研究的对象，探索的领域以及可供开发的资源。

康德在客观知识，道德洞见和审美判断三个领域中确立了理性的地位，以此强化了现代性的重要逻辑，但同时也为后世人类认识的学科分立和科学探索的分门别类埋下了伏笔。

在理性盛行的时候，哈贝马斯写到：“理性泄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它既是征服的主体，同时也是被征服的主体，理性实际上是通向工具统治（instrumental mastery）的意志。”⁷通向工具统治的意志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避免地将人类导向实用的功利主义。实践理性体现于“资本和资源流通的形成；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央政权的建立和国家身份的形成。”⁸

通向工具统治的意志渴求工具理性将主体性的实现做为现代性的根本目的，亦即在进步的理念中实现人类的潜在作为守护天使的科学和技术的协助下，通向工具统治的意志迈向了要将自然的潜力毫无保留地全部发掘出来旅程。“现代技术的目的是解蔽（revealing），这是一个挑战。这意味着向自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要求它提供可以提取并存储的能源……由此地球被当作一个采矿区，土地就是矿床，”海德格尔如是说。⁹

随着人类在现代世界的中心地位日益巩固，以一种人类中心的傲慢，人类强化了自己作为绝对主体的必然性。“人是一般主体，是所有存在的基础，换言之，用现代术语来讲，人是所有对象化和再现的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人类也是“被征服的主体性，”是被对象化的主体，屈从于他自身“通向工具统治的意志”。

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曾就根植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内在逻辑中的进步观念作出批判，

“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基督教对异教的胜利是最大的一个精神变革。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方式的确已经不再受基督教的影响，但就我看来，其实质和历史常常出现惊人的相似。例如，我们的日常行为习惯明确地受一种对永恒进步的信仰的支配，这种信仰在古希腊，古罗马和东方国家的文化中并不存在。这种信仰根植于犹太—基督教神学，并且依赖于它所提供的合法性。在17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原则主导的语境中。”¹⁰

过去150年中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显示了现代性的胜利，而一种人类迄今未有过的智能机器，称为电脑的智能设备的新科学技术的出现，使这种胜利在过去几十年中进一步得到体现。大自然在此似乎为数字当代（digital now）所固有的抽象力量的蔓延提供了又一个“持存物”（standing–reserve，海德格尔语），尽管这也可能是她最后的保留地。如果现代性的特征是模拟拟真（analog facsimile）的再现，那么数字当代则是随着精确性的呈现而形成，尽管这是一种由不连续的比特和字节构成的精确性。如果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总体计划，在此中时间和空间只是局部特征体现，那么数字当代则通过一种当下的时空普适性的变位，并置和全景的到场，释放出电脑运算总体性（algorithmic totality）以支配世界的潜力。

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到后现代的分崩离析和数字当代的虚拟物质性的范式转换带来了一种紧迫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尽管在社会学，人类学，人种学和女权主义的异议中，以及在“作者的死亡”和“历史的终结”等宣称中，后结构主义者曾经多次宣判现代主义主体性的死亡，但主体性仍然阴魂不散。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认为：“启蒙运动的前提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后果却挥之不去。”¹¹想要真正祛除现代性的阴魂，只能以生物哲学对主体性进行仔细的检验。

要重新思考主体性，必须重新思考生命的概念。

《诺亚方舟》

组织培养与艺术项目

(奥隆·卡茨 ，爱珥奈特·朱尔) (澳大利亚)

2010，杂交瘤，生物反应器，生物剥制标本与浸制标本， 低温样品瓶

重新想象生命

在从古至今无数对于生命的理解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核心属性：生命被描绘为活性并有感知能力和目的性的存在。哲学和神学共同以形而上的方式和超验的论证探讨了生命的本质，但生命似乎只能通过人类的视界和人类的优越地位去想象，这意味着生命的概念深深根植于拟人的传统。尤金·萨克简明扼要地评论到：“生命由主体投射到客体中，由自我投射到世界中，由人类投射到非人类中。”¹²在亚里士多德阐述生物学原则之前，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认为忧郁质，多血质，胆汁质和黏液质（melancholic, sanguine, choleric, and phlegmatic）四种气质和一年四季相对应。生命大体上被等同于活性，组织，以及信息。但生命也是一种发明和介入，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生物属性和亚里士多德式的分类中，也体现于“人类可以命名和建构生命，可以将其工具化。生命自身就可以成为一种权力的形式……一种政治和生物政治（biopolitical）权力。”¹³作为一种突破生物分类学限制的发明，生命进入到一个危险地带，深刻地体现了“一种逐渐出现的由数学式的准确结合像素和无数眼睛构成的超复杂结构（hyper-complex）所流溢出的生命形式”，一种对于将生命视为活的主体的干预。¹⁴

乔治·冈纪兰姆（Georges Canguilhem）在总结亚里士多德时写道：“生命等同于活性，因此和物质相区别；生命－灵魂是形式或行为（act)，活的自然躯体是其内容。”¹⁵亚里士多德尽管将植物视为生物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之一，但他仅仅对动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灵魂是活物的本质和统摄力量。在他从植物到动物的生命王国中，被赋予灵魂的人类，占据了主导地位。

生命的概念从亚里士多德古老的生机论开始，经过许多世纪，发展到笛卡尔的机械功能主义。这期间始终没有出现“生物学”这个概念。直到1802年，让-巴普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在其著作《水文地质学》（Hydrogeology）中才首次提出这个概念。但是生物学研究从未放弃建立“动物的等级序列，存在的等级链条”的努力，这种分级排序的观念始于亚里士多德首创的生命研究。

罗伯特·霍克（Robert Hooke）发现了细胞的存在，这使我们对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外在性和可见性。显微镜分析使生物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只能用肉眼观看和触摸得到数据，这不可避免地“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将初级个体以及局部的生命形式整合为具有普遍生命形态的有机个体，”为后来在抽象观念和想象的领域认识生命铺平了道路。¹⁶

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将生命作为自然秩序的体现进行研究，布丰（Comte de Buffon）预测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到来，随后19世纪的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通过“内部模式”（internal mold）以及“设计”，“规划”，“指导观念”和“秩序”等比喻，预见了分子生物化学的到来。冈纪兰姆认为，这些比喻性描绘“的前瞻性在后来出现的核苷酸序列程序编码这个概念中得到证明。”¹⁷

二十世纪的人类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生命定义的多样化。生命是多重的，既可以是生物化学过程，也可以是社会—政治存在。福柯发现生命是生物权力（biopower）的体现，威尔金斯（Wilkins）和他的同事揭示了生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DNA序列，因此它首先是一种信息。生命不仅是体内平衡和生物组织，新陈代谢，生长，刺激和应激反应，以及适应和繁殖的堆积，同时它也是政治和文化，心理学和人类学，编码和解码，变异和畸形，以及信息学和人造体的总和。

在对生命概念的种种扩展中，将生命视为信息，程序和指令的观点促使了认识论的转向，并标志着一个全新历史阶段的开始。在此新阶段中，生命体不再仅仅是自然的新陈代谢，遗传特征和再生属性的生物学现象；在经过了灵魂－形式的古典形态和现代的动物－机器（bête-machine）的物质性之后，人类进而将生命改造为数字当代中电脑运算的虚拟物质性，并宣布他不仅能操控生命，还能根据设计和样式来营造生命。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已成为过去这个事实预示着一个后人类（post-human）时代的带来。

马乔里·格林（Marjorie Grene）认为：“和每次新的生命体诞生相伴而来的是一种新的物质形式的出现：因为这是一种由其特殊形式而规定的物质。”¹⁸另一种生命秩序正通过一系列表现形式证明自己不容否认的存在。这些表现形式包括试管，基因改造，离体培养（in vitro culture），组织改造，以及克隆，杂交，生化人（cyborg）和其他新物种，情感机器和感情设备。如果说在过去灵魂将生命体和无生命体作区分，那么人工智能则将这种曾经井井有条的存在秩序打乱，将无生命体引进有生命体的世界中。肌肤不单纯是肉体，神经网络总是和人造网络联系在一起，电脑细菌和病毒比生物意义上的病毒传播得更快。客体突然以一种陌生于我们传统思维和认知方式出现，变成了主体。

延展生命

通过激活难以察觉的感知，瓦解身体各部分及其感官的等级差异，从而实现所有感觉的同步，我们有可能克服以理智的认知分割和知识的认识论隔阂为代表的现代性的典型逻辑，代之于经由技术的力量所显明的身体新属性和扩展的知觉空间的整体和公平的再分配。只有在首先认识到身体各部分的平等并予以完整的体现，我们才能够将生命重新设想为一种拥抱人类和非人类，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民主的多样性，从而建立一种共生关系，使我们能够超越以人类中心为主体的现代性。现代性的傲慢已使地球家园变成悬迫之域。

“延展生命”是要超越肉体的局限，延展它的潜力，消除活体和非活体的界限，以促使新生命形态的出现，呼唤“一种对其他物种和其他代理（agency）的关注。艺术，哲学，生态学，行动主义和政治由此再次交换它们的内容，重新定义政治参与的角色，目标，论坛和情感。”¹⁹“延展生命”针对地缘政治的局限性提出全球化的元政治主张，将政治议题延伸到对臭氧层和电离层的讨论，将政策的制定延伸到地球的救治以及星际的健康之中，同时，也对由现代理性所衍生的科学至上和技术胜利提出质疑。“延展生命”展望了一种以二十一世纪的生物哲学为其本体论，以自然政治为其道德权威，以直接介入为其非再现美学表述的愿景。正如拉图尔所倡导的，在这个新的“物的议会”中，征服，不平等，权力斗争，选举和革命等旧有的政治现象将让位于物种的共栖，多样性的正义，人类和非人类的共同责任，以及通过谈判和改革而构建的新的议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