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英国人疯狂盗走敦煌大量经卷；一百年后，她在大英博物馆守护了这些宝物40年

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

有人对中国文化铸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同时有人用几十年负责来守护错果，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折服、不解的情缘，

也像是冥冥中另一种偿还。

英国汉学家——吴芳思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第一次

来到中国甘肃敦煌，

自1914年起，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魔鬼，

以卑劣手段盗取了无数的敦煌文化宝藏，

更引来法、俄、日和更多盗贼

的轮番掠夺和摧残。

2010年，纪录片《敦煌》讲述了

这段令国人心痛的历史，

这也是敦煌和中国文化的伤心史，

是我们不忍展开、也不能遗忘的历史。

在这些珍贵藏品中，

约有1.37万件落在大英博物馆，

大约是全世界所有敦煌经卷数量的三分之一。

大英博物馆成了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

我们至今尚未能将这些文献收还。

回望一百年，

西方有一批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

英国人李约瑟，美国人费正清，

荷兰人高罗佩，英国人戴乃迭，

德裔美籍人傅汉思，英国人史景迁，

美国人魏斐德，瑞典人马悦然 ……

他们为绚烂、悠远的中国文化而折服、惊叹，

有的倾心数十年，研究、传播中国文化，

这或许算得上另一种形式的些许弥补。

虽然，自家典藏尚未收还，

但确实有人在为此尽责、

且认识到他们应该做的。

今天，从这组群像中，

抽出一位老太太的剪影。

她在大英博物馆守护敦煌典藏40年，

著书立说，传播中国文化，

心系中国情缘，

以她的方式热爱着中国文化。

英国知名汉学家、历史学家

吴芳思（Frances Wood），

曾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

负责管理中国典藏，

其中最珍贵的是那近1.4万件敦煌经卷，

在这些珍贵文献震惊世界的光芒之下，

这位年近70的老太太被人称为大英博物馆

“掌管中国历史的人”。

吴芳思的家门前有片竹林，

门头挂着红纸做的游龙，

这在伦敦市中心的富人区显得特立独行。

门前的竹子是林语堂女儿住在伦敦时带来的，

龙是吴芳思儿子的属相，

吴芳思延续着她和中国40多年的缘分。

在英国学术界，吴芳思显得有些“另类”，

她怀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实性，

质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不喜欢孔子这位在礼仪方面太挑剔，

反对“有组织的宗教”。

她曾是图书馆任职最久、

位阶最高的职员，

却在退休后第一天，

就通过媒体炮轰图书馆

过于商业化、官僚化 ……

 吴芳思著作《马克·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封面，这本书被译成中文后，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

吴芳思是个不折不扣的“挑战者”。

“这个词形容我似乎有点重了。

但我确实希望人们不要害怕

重新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

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

吴思芳自小就显示了怀疑、反抗的精神。

幼儿园时，“安安静静地反抗老师”，

稍大一些，别的小姑娘学吹笛子，

她学少有人选的双簧。

“当你的选择和别人不同时，

你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这也许为她选择少有人学的中文埋下伏笔。

吴芳思说自己做过最“有挑战性”的事

或许就是学中文，

这个“决定一生的命运”的选择，

也始终让她感到庆幸。

自小掌握了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吴芳思，

中学时开始学“越难越好”的中文，

直到大学进入剑桥，继续学习。

“学中文学得非常努力，整天都在学。” 

上世纪60年代末，

“衰落”、“英国病”、“冷战”

等主题充斥大学校园，

大学生们忙着参加游行示威时，

吴芳思整天在学习中文发音、词汇、语法。

她喜欢研究中国考古，

爱中国的小陶器，并临摹上面的花纹。

大学论文题目选了

《从商代以前的陶器

看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

当时的剑桥是英国汉学家的大本营之一，

给她上过课的汉学家们各有特色：

《剑桥中国秦汉史》主编、英国人鲁惟一，

荷兰人龙彼得，

从牛津赶来讲《红楼梦》的大卫·霍克斯……

这样的环境使吴芳思沉浸在

浓浓的学术氛围中。

吴芳思两次到访中国，

这两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

让她对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人理解更深。

1971年，大学刚毕业的吴芳思，

参加了中国第一批英国“革命青年代表团”。

他们没有去参观名胜古迹或博物馆，

而是去了刚修好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去了当时国人的骄傲拖拉机制造厂

去公社采访赤脚医生。

吴芳思还在村子里和木匠交谈，

研究他们的工具和技法。

吴思芳后来写道：“能在乡村道路上漫步，

看一看长在碧绿稻田里的青翠荷叶、

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呱呱叫的鸭子、

仿佛从中国画里走出来的穿蓑衣的老农，

也不失为一桩乐事。”

1975至1976年，通过留学交换项目，

吴芳思到北京大学学习了一年。

在这里的所见所闻，

让28岁的她更确定了对中国的热爱。

当时生活条件仍然艰苦，

但北京、中国，

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浪漫色彩。

她着迷于中国人这样说颜色——

“绯红”、“杏黄”、“酱紫”，

这样称呼“猫头鹰”，

在她看来，这些汉语词汇很美，

这些描述“好到难以置信”。

她记得当时长安街半夜还有羊群走过。

吴芳思著：《留学北京：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经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版

除了必修课之外，

体育课上，练太极剑、推铅球;

工厂里，跟制造火车头的工人们在一起;

农田里，向农民学习插秧、挖防空洞。

回英国后，吴思芳写了

《在北京练习手榴弹》一书，

讲述这段难忘的生活。

父亲曾在牛津读书，

后就职于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

母亲是个中学法语老师，

受他们的影响，吴芳思从小热爱读书，

视读书为“终极热情”，

这也影响到她的择业。

当大英图书馆邀请她，她欣然接受：

因为“大英图书馆里有那么多古书旧书。”

这次离开中国一年后，

越来越多中国专家去西方学习，

这使回到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吴思芳

得以继续和中国人接触。

那时大英图书馆开始研究敦煌经卷。

这些100多年前斯坦因盗取的经卷，

是大英图书馆里的珍宝。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感叹：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经卷记述了前秦到南宋，

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极为珍贵。

在大英图书馆，吴芳思向都本基一行展示珍贵的馆藏东方文献

吴思芳说自己有幸能几十年守护这些经卷，

她的主要工作是带领团队

完成7000份完整经卷、

7000份残卷的整理、归档、电子化。

她邀请中国敦煌学专家来研究敦煌经卷，

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

图书馆藏品中有世上现存最早有纪年的

雕版印刷书籍、1100多岁的《金刚经》、

1634年印制的《十竹斋书画谱》等珍品。

敦煌经卷中，最早的纸张诞生于约公元400年，

欧洲人造出第一张纸，是在那之后1000多年。

吴芳思向来对纸张着迷，

“打开它们需要极其小心。”

 “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

听到那迷人的声响，

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她带着折服和自豪做着这份工作。

敦煌经卷中，除佛经外，

还有税单、合约等文件，

展示了敦煌这个丝绸之路南北路分界点、

这个将东方贸易推向辉煌的重要城市。

吴思芳写了《丝绸之路：亚洲中心的两千年》，

描绘了丝绸之路的兴衰，

追溯了这条神秘而危险的传奇道路。

在西方人眼中，

中国这条东方巨龙一直是神秘的存在，

丝绸之路正是解密的纽带。

纽带的另一头就是中国，

是茶叶与丝绸的故乡，

是源远流长的文化起源的地方。

吴芳思的著作《丝绸之路2000年》封面 

吴思芳勤于著书立说，传播中国文化，

直到晚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

 “甚至比上班时还忙”。

说起著书的初心，吴思芳讲起一件往事。

有次在上海，

她看到出租车司机读《福尔摩斯》，

“看了又看，书都翻烂了”。

“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

比英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多得多。”

她觉得有责任把中国文学介绍给英国人。

她的《中国那些伟大的书》即将出版，

向西方读者介绍她眼中的中国好书：

《诗经》、《浮生六记》、

《小二黑结婚》、《干校六记》……

“理解与共情让你成为半个中国人。”

这一生，吴芳思都带着种情愫，

继续着与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

当被问到她是否已经是半个中国人？

她说：“可能不到半个吧，

我还应该学更多的中文。”

吴芳思主动谈及经卷的归还问题，

表示如果能保证这些经卷

能得到悉心保护并向所有人开放，

她自己不会舍不得归还。

“我为拥有过保管它们的特权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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