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 ▎民国时期的车、车速与限速

北京街头汽车都是进口货

1885年，世界上第一辆汽油车“奔驰1号”问世，最高时速仅16公里。

1908年，世界上卖得最火的福特T型车问世，4个轮子，4个汽缸，最高时速40公里（几年后提速到每小时70公里）。

1928年，执掌东北军政大权的张学良少帅拨款80万块大洋，让人试造汽车，造了3年，才在外国工程师的帮助下组装了一辆轻型货车，发动机是从国外买的，车上一切电气设备也都是从国外买的，我国工程师只负责车厢和组装。造好以后，大家试车，油门加到最大，时速才32公里。

整个民国时代，我国科技落后，经济薄弱，加上战争频发，时局动荡，科研条件和工业制造都落后于西方强国，自始至终都没能制造出一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假如我们回到民国北京的街头，看到的所有汽车都是进口货，既包括美国福特和雪佛兰，也包括法国雪铁龙和莱纳脱。如果到了天津租界和上海租界，偶尔还能看到德国的奔驰、英国的劳斯莱斯、美国的林肯、斯蒂庞克等豪华品牌。

陆地上一切交通工具都很慢

民国时期堪称“慢车时代”，当时陆地上一切交通工具都很慢。1924年，鲁迅从北京去陕西讲课，7月7日从前门搭上火车，7月14日才抵达西安，现在几个小时的车程，那时要走整整一个星期。

1933年，郁达夫去浙江旅游，从朋友那儿借了一辆汽车，从杭州开到富阳，行程42公里，路上花了两个小时，平均时速21公里。然后他又从桐庐开到杭州，行程90公里，下午3:30出发，晚上7:00抵达，路上花了3个半小时，平均时速26公里。

1934年，薛绍铭在云贵川一带旅游，他搭乘汽车从三台去绵阳，车速是每小时15公里。1935年6月，薛绍铭又到广西旅游，早上6:00搭乘长途汽车从庆元往六寨方向进发，次日晚上6：00才到达，行程300公里，走了整整两天零一夜。然后他又从六寨去独山，行程80公里，“车很旧，行走迟缓，走一段歇一段，路上花了4个小时。”

1943年，地主恶霸刘文彩乘坐福特牌小轿车往返于安仁古镇和成都市区，单程60公里，要走5个小时。

长安街只有两条机动车道

民国车速慢，一是因为动力不足，风阻偏大，汽车制造水平远远不如今天，二是因为当时路况实在太差。

民国前期，北洋军阀当政，北京是首都，全城居然没有一条双向四车道的路段，包括长安街都只有两条机动车道，中间路面高高隆起，走汽车和马车，两边路面铺设在阴沟上面，走行人和人力车。绝大多数行人都不懂交通规则，乱走乱撞，很容易出事，这且不说，路面还很脏，雨天污水遍地，晴时尘土漫天。

1926年6月28日，吴佩孚的专车开进北京，那时候西长安街刚刚铺上柏油，东长安街还是条砖铺砌，过了这段路则全是黄土。吴佩孚的座驾是美式军车，车身极重，把土路碾出两道白亮亮的车辙，南风一起，灰尘漫天。

上海开埠早，发展快，晚清就开始修公路，路况之佳居全国首位，但是人太多，英租界和老城区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5万人，比现在都拥挤，碰上大型节假日，开车上街无异于“自杀”。

北京和上海的路况尚且如此，偏远地方更不必说。

限速不超过12.67公里即可

说完了民国时期的路况，我们再看看民国时期的限速。

民国刚建立那会儿，全国都没有限速。为啥不提呢？因为科技落后，没有可靠的测速设备，执法者全凭一双肉眼。

1917年，在东交民巷的影响下，北洋政府治下的京师警察厅发布一张通告，第一次为北京司机制定了限速标准：“自用及营业各汽车行驶速率，至快每分钟以营造尺六十六丈为限，不得逾越。”意思就是时速不得超过12.67公里。

1927年，国民党推翻北洋军阀，北平市政府公安局调整限速标准，规定市内汽车行驶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25英里，繁华地段行驶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10英里。换算成公里时速，相当于市区平均限速40公里每小时，闹市区平均限速16公里每小时。

如果超速行驶，会得到什么处罚呢？北洋时期的政策是拘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策是罚款，每超速一次，罚款5块大洋，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几百块钱。不过大家可以想见，民国时期汽车匮乏，拥有私家车者非富即贵。贵人超速，交警不敢罚；富人超速，他们不怕罚。当年犹太富商哈同在上海开发房地产，他老婆每次开车上街，一定故意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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