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预备分作2-3次连载完成#

Linda Nochlin：为何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01    02

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

by Linda Nochlin

1971.1

成功

有少数勇敢的妇女，她们终其一生不顾种种障碍，虽没有达到米开朗基罗、伦勃朗或毕加索那样的顶峰，却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她们又是怎样一个群体？是否有某个群体或个人的特点将她们界定出来？虽然这篇文章不能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但我们可以指出一些杰出的女艺术家通常具有的特点：她们几乎毫无例外，都有一个艺术家父亲；或通常在后来——19和20世纪，与很强势或为主流所接纳的男性艺术家有亲密的个人关系。当然这样的情况在男艺术家中也常见，如前所述的父子艺术家——但他们的女性同仁，直到近期也毫无例外都是如此。

从13世纪传奇的雕塑家 Sabina von Steinbach（据说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南入口雕塑群由她负责），到19 世纪最有名的动物画家罗莎·邦赫（Rosa Bonheur）；杰出的女艺术家，例如Marietta Robusti（丁多内托的女儿）、Lavinia Fontana、Artemisia Gentileschi、Elizabeth Chéron、Mme. Vigée-Lebrun、安吉利卡·考夫曼——她们都是艺术家的女儿。在19世纪，莫里索与马奈关系密切，后来与他的弟弟结婚；而卡萨特的艺术风格也很接近她亲密的朋友德加。准确地说，打破旧习和抛弃传统技法的行动曾允许男性艺术家在19世纪下半叶从他们的父辈中青出于蓝，而同样如此行动的女性艺术家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才能脱颖而出。许多女艺术家，如Suzanne Valadon、Paula Modersohn-Becker、Kaethe Kollwitz 或 Louise Nevelson等人都不是成长于艺术家庭，同时，也有许多女性艺术家都和同行结了婚。

在女性“专业化”过程的调查中，父亲所给予的宽容（如果不是直接的鼓励）的作用是非常有趣的，柯勒惠支和芭芭拉·赫普沃思（Barbara Hepworth）就常常回忆起父亲在她们的艺术生涯中所付出的情感和支持。但也有相反的事实；由于缺乏细致的调查，我们只能看看女艺术家反抗父母权威的大致情况。女艺术家的反叛多少存在，反过来，男艺术家也一样。但有一点很清楚：对于一个作出事业选择的女性（或选择艺术作为事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多少有些打破惯例。因而，无论她是反叛家庭还是从家庭得到支持，她都必须依靠有强有力的性格使她在艺术世界奋斗下去，而不是屈服于社会所赞许的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即社会指定给她的唯一角色。不管多么隐蔽，她们惟有为了自己的旨趣采取“男性特质”的忠诚、专注、执著、热衷理想和技巧，才会在艺术世界取得并保持成功。

罗莎·邦赫

对一个成功完美的女画家进行详尽的生平考察是很有意义的。罗莎·邦赫（1822-1899）的作品虽然由于缺乏品类变化和某种程度的单一化而受到一些诟病，她但仍然在19世纪艺术史和风格史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作为女画家，邦赫的名望和她作品中所有的各种冲突，内部和外部矛盾及其性别与职业的斗争，使她成为争议的焦点。

罗莎·邦赫的成功验证了制度以及制度的变更是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必要条件，即使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可以说罗莎·邦赫挑对了时代成为一名艺术家，虽然她同时有生为女人的劣势：她是19世纪中期的艺术家，当时传统的历史画与很少虚饰、更为随性的风俗画、风景画和静物画形成对立，而后者取得了胜利。社会制度对艺术的支持方面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伴随着中产资产阶级的兴起、有教养的贵族的衰落，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小幅绘画取代了庄严的神话题材或宗教场面的绘画，成为艺术市场上最大的需求。

怀特举例说：“尽管大约有300个地方性博物馆，尽管有政府为公共作品的委托，然而唯一能负担起这股油画浪潮的地方就是中产阶级的家。历史画从未也不会挂在中产阶级舒适的客厅，而‘次要的’艺术形式——风俗、风景、静物画却做得到”。17世纪中叶的法国，正如17 世纪的荷兰，一些艺术家倾向于在不稳定的市场取得一种保障，即毕生致力于表现一种特定主题。当时，动物画成为非常风靡的领域，而邦赫无疑是其中最为完美和成功的实践者；后来，只有巴比松画家 Troyon 的人气能与她一较高下（当时他忙于绘制奶牛，不得已只好雇佣别人来为他涂饰背景）。罗莎渐起的声誉与巴比松风景画家相齐，得到了那些画商的支持——Durand Ruel是其中之一，后来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印象主义。

罗莎·邦赫的动物画

用怀特的话说，Durand Ruels是第一批意识到中产阶级的家庭装饰需求风潮能够扩大艺术市场的艺术经纪人之一。邦赫的每一幅动物主题绘画中，对自然主义和对个性甚至灵魂的捕捉，都准确地把握住了当时资产阶级的趣味。同样，对绘画品质和其中感伤情调的追求也确保了她在英国Landseer画展的极大成功。

作为一个贫穷的素描大师的女儿，罗莎早年就自然地显示出她对艺术的兴趣，同时，她表现出的独立和自由精神为她赢得了顽皮姑娘之名。根据她后来的叙述，她“对男权的反抗”很早就出现了。事实上，19世纪上半叶，任何程度的反抗、固执和勇敢都会被看做是“男性特质”的推断。罗莎对她父亲的态度多少有些暧昧：她意识到是父亲影响了她人生作品的方向，但毫无疑问地她又憎恶父亲粗鲁地对待自己挚爱的母亲。她在自己的回忆中，她半带深情地取笑了父亲离奇的社会理想。

雷蒙德·邦赫（Raimond Bonheur）曾是活跃一时的圣西门组织会的重要成员，这个社团由“教父”Enfantin于1830年代在Menilmontant创立。虽然罗莎·邦赫在晚年曾拿该组织成员的素质开玩笑，也对父亲的使徒身份加诸在她母亲身上的负担颇有微词，但很明显，圣西门主义理想中的女性平等——拒绝婚姻、认为女性套装是一种操纵，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教父”Enfantin，一直在为寻找分享其观点的“弥赛亚”而努力。这对罗莎·邦赫影响深远，也塑造了她未来的行为方式。

 “为什么我就不该以作为一个妇女而骄傲？”她对访问者宣称，“我的父亲，人类热心的传道者，多次反复地对我说：妇女的使命是提高人类的血统，她们是未来世纪的弥塞亚，就他的教义来说，我有伟大的，高尚的抱负。我要接受这一性别，并为自己的性别骄傲。我会以这种独立精神来自勉一生……”。 

当她几乎还是个孩子时，父亲灌输给她的思想就是要超过Mme. Vigée-Lebrun，而这显然是她所能企及的最佳范例。早年父亲给邦赫尽可能的鼓励，同时，她那毫无怨言的母亲逐渐因劳累过度而衰弱。邦赫所见的这一切对她产生了更现实的影响，使她决定把握自己的命运，永不成为丈夫与孩子的奴隶。特别有趣的是，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罗莎的能力在于将勇敢、不加辩解的男权反抗与完全相反的、关于“基本”女性特质的主张相联系。

作为一个精神振作、直面人生的前弗洛伊德时代的人，罗莎向她的传记作者解释：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独立，她从不愿结婚——有太多的年轻女孩让她们自己成为了祭祀坛上的羔羊。在坦白地拒绝婚姻中女性角色的同时（而同时代的很多女人却在其中失去了自我），与那些圣西门主义者不同，罗莎认为婚姻“是社会结构必不可少的神圣事物”。她依然不接受婚姻，随后和女艺术家Nathalie Micas建立了一段显然无比和谐，长达终生，无疑是柏拉图式的关系；后者一直陪伴着她并给予她情感上的慰藉，而那正是罗莎所需要的。显然，这样的友情并不要求与婚姻同等的、在事业上的牺牲；无论如何，在可靠避孕术的出现之前，此般情谊的好处对于想要挣脱孩子困扰的女人来说十分明显。

同时，罗莎也明确拒绝了她那个时代的传统女性角色；她得上了Betty Friedan所称的“荷叶边衬衫综合征”（frilly blouse syndrome），这种无害版本的女性化抗争甚至在今天也迫使事业有成的女性心理医生或教授采用女性化服饰，或者执意证明自己的家事能力；她追随乔治?桑——这位小说家的田园浪漫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罗莎的想象——很早就剪短了头发，习惯穿着男人的服装。在对传记作者进行解释时，她坚持（也确实如此相信），这么做是因为她的职业的特殊要求。

罗莎否认了那些关于她年轻时“穿得像个男孩跑遍了巴黎街道”的流言，而是为她的传记作者骄傲地讲述，在16岁的时候，她曾完美地穿着一身符合传统女性审美的套装——除了她的发型，那是在母亲去世后，被认为自己所做的最实用的一件事儿，她说：“谁会在乎我的卷发啊？”

就算罗莎的男性打扮很是引人注目，她却并不认为她的裤子是解放的象征。“我谴责女人为了使自己服膺男人的品味而牺牲自己的服装格调”，罗莎强调，“如果我能发现适合自己性别的裤子，我一定不会穿裙子。但这不是重点。我也从不会鼓励我的姐妹们在日常场合下穿男人的衣服。如果看到我像现在一样穿着，那完全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兴趣——就像大多数女人费尽心思所做的那样；这只是为了方便我的工作。我有一段时间整天呆在屠宰场。说实在的，在那样的血泊里，你只有足够热爱你的艺术才能活下去。我太喜欢那些马了。谁还能找到比牧场更好的、研究动物的地方呢？ 我别无选择，属于我的性别的长袍简直是彻头彻尾的麻烦一桩。这就是我向警局申请穿男人衣服的原因。我穿的套装仅仅是我的工作服，那些“傻瓜”的标签从来也没有困扰到我。Nathalie和我一起取笑他们，看我穿得像个男人，对她而言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但是离开了（工作场所）哪怕一点，我都完全准备好从衣橱里找出一整套花色齐备的女套装来。”

同时罗莎也被迫承认：“我的裤装是我伟大的保护者。很多次我都暗自感谢自己敢于打破常规，否则我就要被迫从事特定的工作，也不得不拖着裙子跑来跑去”。即使如此，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也感到有责任阐释她被错释的“女性气质”：“除了在服装上的异质化，没有一个夏娃的女儿比我更加追求细节；我的粗暴和某种程度上的反社会本质从来没有阻挡我保持‘完全女性’的心。”

这样一个高度成功的艺术家花大量的时间辛勤研究动物解剖，在脏乱场所中不懈地描绘牛和马，说起来多少让人感慨。在罗莎的一生中，她勤奋地创作了流行的大量作品。她的风格具有坚定、自信和不容置疑的男子气，赢得了巴黎沙龙的第一奖章、罗马荣誉奖、伊莎贝拉天主教和比利时利奥波德奖，成为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朋友——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艺术家此时本应为她的男性气质表现作出说明，以及为了她自身的觉知去攻讦那些不知谦逊穿着裤装的女人们。对她而言，除了有一个支持她的父亲，她的反世俗行为和世界性的声誉，仍然宣告了她不是一个有“女人味”的女人。

这样的要求（女人味）带给女性艺术家的困难直到今天也并未减损。例如，我们来比较一下Louise Nevelson在工作上“非女性气”的忘我精神和她标志化、带有假睫毛的“女性化”眼妆；Louise 17岁就结了婚，除了确知自己离开创作无法生活之外，她也说到，这是因为“这个世界告诉你必须要结婚。”

看了两位杰出艺术家的例子——不管我们喜欢马场与否，我们必须承认罗莎·邦赫的成就：她那带有自恋和歉疚暧昧混合物的、女性神话的声音，淡然地涤薄和颠覆了整体的内在自信——那种自我确证的、由艺术中最精深和具革命性的工作所要求的，关乎道德和审美层面的全然确定性。

结论

我已试着解决挑战妇女真正平等的一个长期问题。通过对“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这一问题所立足的错误知识基础进行考证，以质询所谓“普遍问题”和“特别的妇女问题”，这些概念形成过程的有效性；接着，探索了艺术史训练本身的局限性。但愿，通过对“制度”（或“公共性”）因素而非“个人”条件，尤其是个人素质在艺术创作中的缺失的强调，我们能够提供这一领域研究的新范式。

通过考察剥夺和劣势的范例中的一些细节——如女艺术学生接触不到裸体模特——我们可以主张，的确是“制度”原因使妇女难以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以同样的出发点来看男性，则（其成就）与他们的所谓潜能与“天才”无关。整个历史上，成功或“伟大”的女艺术家极少，这是不可反驳的，就像其他少数群体中，只有小部分人取得了成功。伟大的艺术作品本就稀少而难能可贵，而如果，当工作时，你必须同时与内心的自我怀疑和歉疚的魔鬼搏斗，与外在的可笑或带有优越感的鼓励抗争——而二者都与艺术品本身没有特别的联系——这种情况就会变得更加艰难。

重要的是，女性要面对她们的历史与现实，既不要寻找借口，也不要吹捧平庸。处于劣势或许是一个理由，但它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明智的立场。作为辉煌领域中的弱势一方，作为意识形态的被孤立方，妇女反而能够揭示普遍意义上的制度和知识中的弱点，同时打破人们的虚假觉知。她们必将参与制度的建构，而那是清晰的思辨和真正的伟大变为面向所有人的挑战的制度：男人或女人——只要他们足够勇敢，愿意进行必不可少的冒险，愿意跃向那未知的世界。

本文是按照1971年的原文，在李象群的翻译基础上，由 Mreny、nevermind 增补翻译与校对。

|

选择，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