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课题 vs. 女权效应：女权主义的策展思路 01 | 选择，思考

本文预备分作3-4次连载完成

参考文章：全女性艺术家群展是好还是坏？| 选择，思考，这是一篇2016年的展评，在此作为参考文章，也作为一个时间点，让我们立足这个时间点回溯过去女性主义展览史（即本文）。

Feminist Subjects 

vs. 

Feminist Effects

by Amelia Jones

本文旨在说明北美与欧洲语境下女权主义（编注：Feminism/Feminist，目前女性主义比女权主义沿用得更多，是因为前者未出现“权”这个字眼，对于看或听的人可能会显得更加平和一点，以免引发“女权”就是向男人“夺权”的联想。在此选用“女权主义”的译法是因为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潮五花八门，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其根本宗旨就是争取并实现男女两性在各方面拥有平等权力，此篇文章关注的是“权力”的平等，所以使用“女权主义”作为特指翻译，而当说到漫长女权主义的争取与演变的历史与学科时，则使用“女性主义”作为泛指翻译）策展和对女性艺术的展览历史机制。我意图探讨女权主义策展的双重义项：一是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策划展览，二是对女性为题的艺术作品进行策划（或者二者兼备）——以期开启对策展实践与女权意识觉醒关系之价值的讨论。策展同时包括梳理档案盒、构建历史的工作；此种工作涉及艺术作品的观察研究，以及对作品的选择，主导策展工作的理念包括“何为重要、观看什么、怎样观看”，以及艺术作品最终要在博物馆空间中获得怎样的呈现。

策展使得关于女性艺术历史和策略的争论具体化；策展构建特定的历史叙事，并在一些情境下与已有的叙事进行互动。这样一来，在一方面，学术史论与女性艺术理论在对女性主义的历史阐述、对艺术被历史性地构建及书写的结构的质询上显得至关重要；同时，策展实践又同时成为女性艺术历史叙事的构成与策划、书写和研究历史的女权理论的重要出发点。

女权主义和策展概念进行合流由来已久，此传统至少要追溯到1960年代晚期女权艺术运动在美国和英国（该运动进行早期接合的主要地域）的滥觞。2010年，Bojana PejiC在来自24个国家的女性艺术学者的帮助下，在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划了从2009年就开始研究的展览项目“性别稽查：东欧艺术中的女性风格与男性气质”（Gender Check: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 in the Art of Eastern Europe）。2011年11月举行的相关项目学术研讨会上，女性主义策展作为“联结理论研究与实践、呈现力与感知力、政治议程、机构话语和批判性阅读行为的连词”被纳入讨论。组织者提出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如何在艺术展览中构成叙事和空间转译的问题，以及展览是否“提示”、“介入”、“代表”或偕同艺术作品一起“成为”了宣议性和性别差异的战场。

我希望通过两部分调查研究这些相关的问题：首先，简要综述女权主义策展的的相关历史即女权艺术作品的策展策略；之后再去有针对性地研究一小部分实践。具体而言，这些项目展现了不断变动中的“性与性别差异议程”的开放性，正如展览“性别稽查”策展人所言，它绝不可能被策展实践所完全抑制。这些带有批判性的实践往往基于社群，并且同时带有表演和反叛的性质。它们倾向于以启迪性、瞬间性、接触性的以及未曾在展览策略中出现的方式，唤起与展现女性的性特征。虽然该种女性主义实践并不常常包含在视觉文化的女性研究视域，它所生产的成果也绝不能仅仅被简单地归入普通展览之列。即使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它们仍旧挑战和反抗着试图压制其特殊性的尝试——即那些试图将之“安置”在合适的博物馆空间内并“规划”到无瑕疵的艺术史叙事中的尝试。

女性主义展览简史——以洛杉矶为例

在1960年代末，初期女权艺术运动的一个关键议题便是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在现当代艺术展览中受到排挤的现象，而这在英美两国尤盛。最终，无论是通过建立独立于当下主流文化和经济机构的女性艺术场所，或是在重要机构中推广女性艺术展览，改变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成为了运动的主要发力点。

两个主要的事例足以说明这一运动方向在其早期阶段的发展——即一系列拓展独立女权教育和为女权艺术与表演争取实现平台的替代性空间得以建立，而第一个为主流艺术博物馆组织的大型展览——Linda Nochlin 和 Linda Sutherland Harris 在1976年策划的“女艺术家——从1550年到1950年”（Women Artists: 1550 to 1950），也在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LACMA）实现了。

文 Amelia Jones / 译  Mreny / 校  nevermind

|

选择，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