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重视骑射传统与围猎活动。行军在外需带火种,满人便有随身携带火镰、燧石与火绒的习惯。需要取火时,将火绒包裹住燧石,与火镰摩擦,即可生火。
入关后,为了不忘记本民族的传统,清王室恢复了古代狩猎阅军的制度,以备不时之需。特别是康熙、乾隆两朝,每年都举行大型的狩猎活动。火镰仍具有实用性,火镰袋、鞘刀、荷包及扳指袋等,成为男性腰带上的标配: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及嘉庆吉服带上(图1),皆拴挂火镰。乾隆皇帝在他的御用旅行文具箱中,也放了火镰,以备出行使用。

图1 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 吉服带
带长 184cm
承装火镰的器具可见织锦、瓷制、牙雕等多种质地。因材质不同,而有火镰袋、火镰包、火镰荷包、火镰盒、火镰套等不同称呼。清宫档案中,也有时称其为“燧囊”。其内装火镰、燧石及火绒。
乾隆时,孝贤纯皇后听闻丈夫乾隆皇帝谈及祖宗的简朴传统,亲手为乾隆制作了一个火镰荷包(图2),以彰显朴素之风。皇后选择火镰荷包,而不是普通荷包、扳指袋等,或许有偶然性,但也能看出火镰在清宫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所具有的代表性。火镰及其盛装器具成为满族生活的一种象征。

图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孝贤纯皇后绣
花卉火镰荷包 长5.2cm
当一件实用器,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精神内涵,便超越了“用”与“器”,成就了从实用器到陈设器的转变。乾隆皇帝会把火镰荷包,连同其他心爱的小文玩,一起放在多宝格或小柜中赏玩陈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可见,紫檀雕云龙纹小柜中,有黄缎彩绣福寿纹火镰荷包一件;紫檀嵌彩瓷博古图小柜中,有银镀金嵌松石珊瑚火镰荷包一件(图3)。

图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镀金嵌松石珊瑚火镰盒 长6.5cm
火镰盒的承装都颇为讲究。“包装”最隆重的,当属孝贤纯皇后过世前一年为乾隆做的火镰包。乾隆后命人以内有黄绫的织锦将荷包包好,外配金漆盒,之外再配木盒(图4)。木盒上刻有乾隆满汉双语诗文及序言,及臣子庄有恭、蒋溥、汪由敦等人之题铭赞赋,彰显着乾隆对皇后的无限怀念。而这种盒外套盒的盛装方式也并非孤例:前述黄缎火镰荷包,其外配有嵌玉木盒;缂丝蝠寿火镰盒,存放于金漆长方套盒中……满族人从配挂火镰,到用火镰盒装火镰,再到为火镰盒配盒,将火镰盒变成了艺术品珍藏。

图4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孝贤纯皇后绣
火镰荷包及包装
此件火镰盒分盖与身两部分,两者左右各设一耳,供穿绳,以使盖与身不致脱离。盒身之耳巧做蝙蝠形,施矾红彩,寓意“洪福齐天”。火镰盒内施松石绿釉,外壁以锥拱技法作锦地点纹,并凸饰金花,足内施松石绿釉,中间留白处以矾红彩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横款。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一件与此件极为相似者(图5),其上穿黄色绦绳,饰珊瑚珠及米珠,为典型清宫制式。

图5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火镰盒 高6.2cm
形制相仿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乾隆时期制作的,瓷胎洋彩西洋人物山水火镰盒(图6),尺寸稍短(7.5cm),高度相同,底以矾红彩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四面开光,内绘西洋风景人物。开光外同样以锥拱技法,并加饰金花,似在模仿皮革织绣的纹理。另有一火镰盒(图7),尺寸相仿(高6.5cm、宽8.2cm),制作方法与前者极为相近,但纹饰有别,且底书蓝料款,亦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6(左)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画珐琅西洋人物火镰盒
高6.5cm
图7(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火镰盒
高6.5cm
就目前所查到的资料来看,瓷胎上加锥拱技法,应意在模仿金属器或皮革织绣。台北故宫藏清代镀金嵌松石珊瑚火镰盒(图1),其外壁与上述几件瓷制盒皆以细密凸起装饰,风格颇为相似,华美富丽。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火镰袋(图8)亦可见相似纹路。
图8(左) 故宫博物院藏
织绣火镰袋
图9(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镀金嵌松石珊瑚火镰盒(及细节图)
此件火镰盒富贵华丽,典雅端庄,工艺繁复,且瓷制较难保存,而尤为难得。瓷质火镰盒的实用性似乎远逊于缎锦、犀角等材质器皿。但它或许是火镰盒从实用器转身为陈设器之最佳注脚,传承着高超的制瓷工艺,浓缩着满人对自己民族传统的回望与继承,凝练着敬天尊祖的精神追寻。

1886 清乾隆 珍珠地珐琅彩火镰盒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
高 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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