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少数派，他们是“酷儿”

他曾做过“身体后台——一场与酷儿艺术有关的展览”。在他看来，人们的固有观念就是分类，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是把很多问题简化了，现实本身要复杂得多。他希望打散这种固有观念。点开视频，看看他是怎么以一种开放和多元的心态来看待“酷儿”的。

上海外滩美术馆

李祺曾经担任《艺术界》杂志的编辑，从伦敦留学回国后，常常做中英文翻译，所以他策展的时候也深富“编辑”和“翻译”的色彩，既擅于针对一个话题搜集资料、调动相关人群，也擅于把艺术家在创作语境中的作品，转换至一个展场的语境中。

李祺在《艺术界》做了一期关于”酷儿“（queer) 艺术的专题。

“酷儿”用来统称社会上性取向或性别认同与主流相异，诸如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等少数人。英文“queer”，本意指“古怪的、与通常的不同的”，在20世纪，“酷儿”成为一个对同性恋者带有贬损意味的称呼。尽管很多人是在反同性恋的立场上使用这个词，从1980年代开始，“酷儿”在同性恋族群中也被广泛地使用，其指涉对象亦扩展为那些对性爱表达方式所持立场与传统标准不同的人，而不一定是同性恋者。许多同性恋、双性恋、甚至部分性爱方式与传统一夫一妻异性婚姻有所不同的异性恋者都接受了“酷儿”这个称呼。“酷儿”理论的主要主张是：性别取向不是天然的而是文化的，研究“酷儿”群体，就是研究文化身份和社会政治。

在刚提出这个题目时，就连同事们都不了解“酷儿”是什么，误以为是一种日本来的饮料。虽然这个概念在中国大陆并不为大众所知，但性别的不同取向却越来越是一个社会上不再被遮掩的问题。李祺澄清了“酷儿”的概念，也发现了这个概念跟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之间的有趣的关系：艺术入侵了“酷儿”。通过编辑一本杂志，他几乎搜集了所有关于“酷儿”和当代艺术在亚洲的资料，也掌握了足够的资源来组织一场“酷儿”展览。这场被命名为“身体后台”的展览，就发生在北京的一家同志酒吧里，参展艺术家包括陈天灼，双飞艺术中心等等，成为中国第一次关于这个题目的展览。

我们采访李祺的时候，他刚刚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与馆长共同策划了另一位著名的“酷儿”艺术家：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展览。这位艺术家已经去世20周年了，是第一位将艾滋病作为社会政治议题提出来的创作者。展览从全球30家艺术机构甄选出冈萨雷斯·托雷斯创作于1987至1995年间的40余件作品。冈萨雷斯·托雷斯的许多作品都以身边日常的物件为材料，展览中的灯泡、挂钟、糖果、镜子，甚至一串日期都既是作品本身，也是解读作品的线索。观众通过视觉、触觉乃至味觉的多重体验，来探索这些在公众和私人领域至今依然相关的议题：从宏观层面的规模化生产、舆论导向，以及少数群体的代表，到更为个人化的主题，如：后工业社会对个体性格的压抑，爱情与时间无可挽回的逝去等。

Felix Gonzalea-torres的作品《“无题”（完美爱人）》

李祺的导览充分显示了他对策展工作的另一个方面的强调，就是策展除了是知识生产，也是一个手艺活儿，要求策展人有手艺人的细腻和敏感。当我们穿越著名的金色大垂帘的时候，李祺突然蹲下来，大声叫着，等一下等一下，然后就在一小堆蓝色包装的喉糖前蹲下身来，仔细地将它们摆成一个圆形的小堆。李祺告诉我们，那才是作品应该呈现的样子，然后剥开一颗喉糖递过来，说，这是鼓励大家去拿来享用的，因为喉糖划过嗓子的清凉甜美，正像艺术家送给观众的一个充满个人情感的小礼物。

Felix Gonzalea-torres的作品《“无题”（罗斯在洛杉矶的肖像）》

就在我们这条视频制作完成之际，李祺刚刚获得了俄罗斯车库美术馆国际旅行策展人奖，得以在俄罗斯三年展期间在俄罗斯境内旅行和接触艺术家。

俄罗斯车库美术馆是俄罗斯首富罗曼·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布拉莫维奇的女友达莎·朱可娃创立。阿布是俄罗斯石油大亨、英国切尔西俱乐部的拥有者，达莎的父亲也是俄罗斯军火石油大亨，是阿布的战友。阿布在与达莎的关系之始，就扮演了幕后的艺术赞助人角色，曾经为之出手收藏卡巴科夫、弗洛伊德、培根等多位现当代大师名作。达莎自己则一直在时尚艺术圈创业，车库美术馆是她继自己的时尚品牌和杂志之后的一个大举措，斥资2700万美元，位于莫斯科的高尔基公园，由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出马改造。

（撰文｜张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