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在场】“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焚烧作品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编辑整理）

“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焚烧作品

“厦门达达”成员

1986

简介：

焚烧刚刚结束的“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中展出的作品。大火在白粉画的圈内点燃，同时烧毁写有“达达展在此结束”的纸写立幅。圈外用大字写着“达达死了！不杀死艺术，生活不得安宁！”在《中国美术报》上发表《焚烧宣言》。

作品介绍（整理自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文献收藏）

黄永砯曾经坦言，现在的自己不会再提达达，因为“达达”已经不是现在这个时代的问题了，即使这种提法能激励许多处在艺术之路开端的年轻人。“所以我当时（厦门达达运动时期）说达达死了，但是达达是永远不死的。死的东西是永远不死的，我们说不死的才是死的。”

在厦门市文化局拨款支持下，1983年5月9日-12日，许成斗、林嘉华、俞晓刚、焦耀明、黄永砯五人在厦门群众艺术馆举行了“厦门五人现代艺术展”，也就是黄永砯上文中提到的83年“五人现代画展”。由于艺术形式太过激进，这个展览展出的时间非常短，而且只开放给内部观摩。

三年后，1986年9月28日—10月5日，“厦门现代艺术展”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回到厦门，黄永砯、林春、蔡立雄、林嘉华、焦耀明、纪乃进（太然）、俞晓刚、李翔、李跃年、黄平、吴燕平、陈承宗、刘一菱13人参加，展出作品83件。黄永砯回忆说，“厦门现代艺术展”从今天来说是个非常平庸的展览题目，因为它什么议题也没提出。而“厦门达达”这个概念第一次正式提出，是在9月26日黄永砯发表于《中国美术报》的这篇文章里。

但是在黄永砯看来，“厦门达达”这个团体真正的诞生，是在11月23日焚烧作品的时候才开始的。在他看来，86年这个展览的倾向还不够清楚，这也是他决定做焚烧活动的一个原因：“当时是没有策展的，我当时属于召集人，那有人拿了一些东西来，你不能不让他展览，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当时还没有一个什么策展方针，所以，好了，都放进来了，各种各样，裡面也有一些水墨，抽象画。展览时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展览应该要改变艺术的性质和问题的提法。现代艺术我认为是非常无力的一个议题······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条生路，所以我才明确用了“厦门达达”在文章标题裡。”在当时这个展览里，也有一些作品，包括黄永砯自己的作品，带有达达式的隐喻在里面。

焚烧作品的整个行为保留了完整的照片和录像文献。黄永砯选择了不把展览中所有的作品都拿去烧，而主要焚烧绘画作品，有一些参展艺术家如纪乃进（太然）也选择不焚烧自己的画作。黄永砯把被焚烧的画作都割下了12*12cm大小一块留下，有些作品留了复印件，有些构想方案的稿子没有烧，但后来也丢掉了。黄永砯在焚烧声明中说，“由于我们无法确定展出作品就是作品的最终样式，也许他们可能再次变得更好，或者变得很坏，……于是决定实施以相对展出作品进行改装——毁坏——焚烧的计划。”他进一步说，“如果说展出作品是守灵，那么焚烧作品就是火化。守灵是压抑的，而火化则令人兴奋。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家就像鸦片对于人，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但不安宁比安宁更符合生活。达达死了，火小心。”

焚烧现场地面上，以和人体相比巨大的尺寸书写的宣言。

国内外艺术界对整个厦门达达运动的讨论很多，多数评论和研究将厦门达达、黄永砯这一时期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放在85新潮以来的思想史和前卫艺术发展史的框架下思考，很少有人专门讨论“厦门达达”焚烧作品作为一个有其独立性的行为艺术，在中国行为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对于厦门达达运动的讨论大致分为几个维度：对85新潮诸事件比较常见的研究思路，是将厦门达达运动作为一个艺术史上的“反叛者”形象，从其对美术馆体制的批判、对学院艺术训练的颠覆，和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反思角度来谈，使用或显或隐的二元对立逻辑。更加深入的讨论很多围绕厦门达达运动的核心人物黄永砯展开，从黄永砯本人的思想背景，如禅宗、维特根斯坦哲学，以及他独特的个人风格入手，认为这场运动背后有着更加深远的哲学可能性值得挖掘。邱志杰说：“黄永砯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黄永砯通过对杜尚的兴趣和主动误读，探究偶然性，到达了“达达”。”他说，比起杜尚的偶然性，黄永砯信奉的是一种更为极端的偶然性。费大为在评论八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时说，“对艺术本体论的改造，以黄永砯的工作为主要代表。”

正如邱志杰所说：“谈论黄永砯的方向注定要遭受他的嘲笑。他总是等着你先莽撞地下判断然后加以否认。让你先布置陷阱然后才上路。” 黄永砯在厦门达达运动后的个人艺术经历，一直挑战着急于定位他的人，挑战着我们对这场运动的看法，也一直启迪着我们对于中国现代行为艺术的理解。

作品介绍（整理自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文献收藏）

撰稿/中国现代艺术档案（CMAA）温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