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 ▎不止性与爱，那些女作家们的严肃人生

1996年3月3日，杜拉斯在家中去世，至今已有20年。但正如她说的：“当一个作家死了的时候，只有肉体去了，因为他已在自己的每一本书中，慢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是死了，我也还能写作。”

这个女作家曾出言：“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她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情人》中写过这样的片段：十几岁时，“我”对母亲讲：我想做的就是这个，写文章，写作。第一次说时，母亲没有回答。后来母亲问：写什么？“我”说写几本书，写小说。母亲认为那是胡扯淡，母亲后来对“我”说，那是一种小孩的想法。

杜拉斯对于童年和少年的经历始终耿耿于怀。十八岁以前的杜拉斯都是生活在她出生的越南，在回忆中她感慨于那段日子“完全处于黑暗之中”。在法国殖民地越南的生活背景下，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挑起整个家庭的担子，来自于社会、家庭和种族优越感的压力让母亲和整个家庭变得有些畸形。比如母亲对大哥偏爱，却对杜拉斯和小哥哥采取漠视的态度，从而形成两个阵营。70岁的杜拉斯在《情人》中仍在讲述着这“关于毁灭和死亡的故事”、“关于这一家人的故事”。作者对亲情的理解分成两派，即对母亲和大哥的恨、对父亲和小哥哥的爱。她说，“这恨就隐藏在我的血肉深处，就像刚刚出世只有一天的婴儿那样盲目。”

杜拉斯身上很早就带有一种阴郁和孤绝的气息，但她也同时是一个勇敢而叛逆的女性。1942年，纳粹占领者对地下抵抗运动的捕杀行动在巴黎各个角落里不断展开，巴黎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一个属于杜拉斯的时代却刚刚开始，她的新公寓里甚至形成了一个叫“圣·贝诺特街集团”的松散知识分子组织。这个集团的核心是法国作家迪尤尼斯·马斯科洛、杜拉斯和她的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

杜拉斯负责接待客人、做饭，也参与哲学、文学和政治的讨论，让这个集团充满活力，集团的成员，大部分也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马斯科洛后来回忆说：“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空间是永远对朋友们敞开的空间，好像一个梦幻般的玻璃屋。”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昂泰尔姆因为参加抵抗运动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留下杜拉斯和马斯科洛继续组织朋友们的聚会。等到1945年二战结束，昂泰尔姆从集中营回到巴黎的时候，状况可想而知——杜拉斯和昂泰尔姆的关系越来越疏离，马斯科洛成了杜拉斯的下一个爱人，在他的陪伴下，杜拉斯写下了《平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直布罗陀的水手》、《塔吉尼亚的小马》、《街心花园》这一系列美丽的作品。

1946年两人离婚之后，杜拉斯仍然和昂泰尔姆住在一起工作，“圣·贝诺特街集团”也继续着他们的活动，许多成员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杜拉斯也是，直到后来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法共开除。

杜拉斯与马斯科洛的关系到1957年也走到了尽头，“圣·贝诺特街集团”濒临解散。一个名叫热拉尔·雅尔洛的男人走进了四楼的这套公寓。热拉尔·雅尔洛的热情为杜拉斯带来了《广岛之恋》。

这些男人们先后离开了她，她依旧过着自己渴望的、充满爱情、欲望和激情的矛盾生活，直到70岁依然如此。她认识了不到27岁的大学生杨·安德烈亚，他是成为她最后的一个情人，一直陪她走完了82岁人生。杜拉斯当时年近古稀，昔日风韵荡然无存，酗酒，怪癖，乖戾，人人都是敬而远之。27岁的扬·安德烈亚，身材瘦高，是个同性恋，性格羞涩，被她养在家里。当杜拉斯带了扬·安德烈亚到处抛头露面时，有记者提问：“这总是您最后一次爱情了吧？”她笑着回答：“我怎么知道呢？”直到1996年3月，杜拉斯长眠在巴黎巴那斯公墓里，知道杜拉斯的人可以说，这确实是杜拉斯的最后一次爱情了。

杜拉斯以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她的不对称式的叙述和那种过于炽烈的对于爱情的投入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回忆的片段，欲望的火焰；痛苦时的迷失、愤怒、号叫、等待和沉默，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都能成为一本本书的不容置疑的源泉和内容，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杜拉斯不满于人机械地生活在现实的秩序内，残酷而又异化的生存环境剥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她曾经说过自己一直处在家庭的门外，是个被忽略的角色。她的小说更多地展现了一种精神空间的惶惑，自我认同在现实世界中被无情地摧毁，她在她的小说里不停的漂泊，她的归宿是一种可能性而非某种切实的生活。

杜拉斯的小说总是建立在回忆与虚构的基础上，情节或许是虚构的，但那共同的情绪体验却来自于她早年的经历，这种情绪赋予她小说独有的魅力。到了晚年的杜拉斯始终认为自己是越南人，是出生在法国过去殖民地的人。在异域度过的童年在杜拉斯的脑海中一直是一种流亡的生活，不属于任何阶层的痛苦是她的自尊被暴晒在热带刺眼的起强光之下。

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少女苏珊凸显了这一点：甚为贫穷白人既不同于当地的土著居民，又无法融入富裕白人的阶层，不仅忍受着物质上贫穷的煎熬，还要面对精神上无法归类的烦恼，异乡人成为她身份的标签。

杜拉斯本人就在越南出生，她的法国血统对于她祖国的回忆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她在血缘上的祖国里时刻用文字所怀念的却是她实际意义上的祖国，这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她的心里无法弥补。她只好在她的小说里以一种变异的方式重新把这种断零的体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这是杜拉斯晚年写的一本随笔集《写作》中的句子，许是因为这份孤独，她渴望“情人”的宠爱，从这些肉体的陪伴中淡化精神上的不安。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

20世纪的美国知识界，有两位女神，他们被文化界的各路人马，在严肃场合引用也在沙龙私会中谈论，汉娜·阿伦特和苏珊·桑塔格，后者比前者恰好晚生一辈，俩人却都是极具偶像气质的知识女性精英。如果说阿伦特的智识更多是被宏大的时代所塑造，言语中包含的厚度几乎难以复制，那么桑塔格却是被充沛的智性激情鼓动，站在自己的才华上跳舞，最终在知识界有了出头之日的小城姑娘的典型。

她一生都在挑战和颠覆传统，努力跳出命运和社会给她施加的框架。她一生都梦想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并为此付出了不断的努力和尝试，“所谓作家就是一个关注世界的人” 。可是不可避免的，她对于写作的狂热推崇不排除她出于对自身的虚荣的期待。这很老套并容易理解：作为人，我们都无法抵御这种基于自我实现带来的幸福感。她一生涉猎甚广。从摄影、绘画、音乐、电影到政治、哲学，她都有自己的见解。她推崇维特根斯坦和尼采，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加缪，是坚定的唯我论主义者，认为文化应当具有严肃性，这样才能表达人类尊严。

她的第一部作品《恩主》让她初露锋芒，之后她相继写出了《死亡匣子》、《火山情人》等一些列小说，无奈她终究意识到自己在创作小说当中的不足并感觉失去了信心。大众对于她的喜欢真正起始于她发表的《疾病的隐喻》一书，钱钟书阅后曾评价她“书极伶俐”，但仍有“立说未圆”之处。1977年《论摄影》的出版再次引起了轰动，这是一本融合了历史、哲学思考以及自传性质的旷世佳作，至今仍被不断引用。

成名前的桑塔格仿佛已经吞下了一座图书馆，她16岁在伯克利读书时期的闺蜜和恋人哈丽雅特·索姆斯曾经这样说。桑塔格14岁到30岁的日记，差不多就是一厚本阅读清单。

根据桑塔格传记《铸就偶像》的说法，她7岁时已经养成看完一个作家主要作品的习惯。9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啃《悲惨世界》这样的大部头。而10岁的时候，文学创作的想法已经向她发出了召唤。

桑塔格16岁的秋天进入芝加哥大学，24岁就已经成为了哈佛大学的哲学硕士，28岁则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书。教书并不是桑塔格想要的生活，早在她读大学时候，她已经意识到她渴望的生活是一种自由作家的生活，而不是浪费在那些没有人读的学术论文上。她渴望明星一样影响力，渴望她的发言有人倾听，渴望她的小说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所以那几年的教书生涯只是为自己的自由生活做准备而已。事实上，她的写作之路开始并不顺利，第一本小说《恩主》获得了些许好评，但并无太大影响力，而她应邀写下的文化评论开始引起了公众的巨大反响。她大半生的时间都投入到了随笔评论的写作中，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声誉。

桑塔格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小说和理论作品体现出作家的敏感和理论家的清晰。同时，她也是个公共知识分子，一身正气。桑塔格的作品那优雅、简洁和精确的特征也许都包含在这“碑文式”风格之中，桑塔格做人为文也特别喜欢标新立异，追求奇崛的效果，她笔下的句子常常精简到格言式写作的程度。

在1975年，正当盛年的学术女明星桑塔格42岁时检查身患乳腺癌。当医生告诉她最多再活两年时，她陷入了死亡的焦虑，从此挣扎过，放弃过，沮丧过，暴躁过，而深思熟虑之后，她意识到这不是他者的疾病，她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重新思考疾病，并在此之后写出了《疾病的隐喻》。人生病之后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是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感同受身者。他者的角度丧失了，所有的一切，痛苦，恐惧，死亡的恐慌，都变成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以科特在采访中借用了龚古尔兄弟的一句话说，疾病使人成为了敏锐的观察者，就像照相机的感光底片。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是，将疾病与摄影联系了起来。

桑塔格被查出身怀癌症的时候正在写作《论摄影》。而摄影本身就是用框住世界，留住记忆的一种方式。可以想象，当我们身患疾病，即将离世的时候，我们能留下的也只有记忆，而照片是储存记忆最为丰富的一种形式。但是对桑塔格而言，她写作《论摄影》是源自一种“古老而强烈的兴趣”。正如书中所言：“照片中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也像静止照片与电影的关系一样，根本就是不准确的。生命不是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被一道闪光照亮，永远地凝固。照片却是。”照片所反映的被定格的某一瞬间是被我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一个闪光点，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灵韵所在。

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就会想到，身患癌症，并与之抗争几年之后的桑塔格，重新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她的形象全都变了，或者说她的照片全都变了。以前出现在著作封面上的人物是一个长发富有野性的美丽女人，她还是一位儿子的母亲。突出的女性特征代表了桑塔格自我意识的觉醒，她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位女权主义者，照片中的她尽管魅力无限，但仍然桀骜不驯，她怀抱的双臂是一种抗拒和抵抗外界的姿势。而癌症之后，她割掉了乳房，做了化疗，剪短了头发，染成了白色，依然风采依旧，精神矍铄，到处旅行、演讲，发表她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她身上女性的东西被忽略了，我们会被她身上独一无二的气质所俘获，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她是一个女人”，而是她是一个幸存者，是与病魔搏斗数年之后仍然存在的奇迹，她渴望讲述她内心的心路历程，而不是喋喋不休诉说着女人的哀怨。

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桑塔格曾经说她不是一个批评家，而是一个随笔作家：“我把文章看作是文化的成品，我认为艺术的根本任务是强化一种对立意识。”

桑塔格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定义，如萨义德所言，是对权势者说不。对权势者说不，往往意味着替无权无势者、被压迫被剥削者说话。

而桑塔格恰恰是在对权势者说不的同时，又冒犯大多数民众。在知识界和文化界，则是左右不讨好。她于911恐怖袭击之后在《纽约客》发表的短文，其意旨是对布什政府和美国传媒的蛊惑人心说不。她尖锐地指出，如果要用“懦夫”，也应该用来形容那些在远报复的射程外、在高空中杀人的人，而不是那些以自杀来杀人的人。她的直言不讳，掀起轩然大波，冒犯了情绪化的大多数民众，被指是叛国者、卖国贼。

911恐怖袭击一周年，她在《纽约时报》发表《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一文，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说不。美军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曝光后，她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则不仅对事件本身说不，而且对美国和美国文化本身说不。

“对我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对我已经说过的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那是最让我不安的，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停止思考。”疾病并不会让她放弃思考，疾病只能促使她更急迫地思考写作。这种永恒沉思的姿态一直会持续到死亡来临的时刻，但直到现在她的话语依然回旋在我们的耳畔。

在写出《呼兰河传》的女作家萧红炽热的感情里，有着极深的寂寞。她曾说：“我所有的路都是一个人走的。”她疼惜故乡的伤痛，故乡却不肯接纳她，因为逃婚，在故乡人的眼中，她是一个伤风败俗之人，后来在哈尔滨，她的第一个男人汪恩甲欠着旅店的钱弃她而去。而萧军呢，林贤治用“爱神从天而降”来形容萧军出现在萧红的生命里的那一刻，我相信萧军给过萧红最迫切的心疼和爱，但是他的粗犷和大男子主义决定了他无法深刻地理解萧红，之后的端木蕻良，留给萧红更多的应该是冷漠和心寒吧……一路走来，萧红得到的，都是伤痛大过欢愉。萧红的一生，几乎都在贫病交加中挣扎，生活动荡不安，十年时间里辗转哈尔滨，青岛，上海，东京，武汉，西安，重庆，香港，生下的两个孩子一个送人一个三天后死亡。

在给友人的信中，萧红写道：“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而在这样动荡不安的一生中，萧红却留下了一百万字多的作品，如她的生平一样至今流传于世。

现代文学史上好些女作家的作品，拿今天的标准和口味看，实在不够引人入胜。阅读时需要换一层眼光，想到它们是新文学问世早期的产物，虽然粗疏、幼稚，却可以从中窥见那个时代的文学与社会风貌。不过，等到萧红和张爱玲横空出世，气象陡然一变，仿佛在起伏不大的高地上双峰耸峙，但见文气郁勃，云蒸霞蔚。

张爱玲的代表作与萧红的《呼兰河传》，都有惹人沉溺其中、欲罢不能的魔力。她俩俱是难得一遇的天才，张爱玲二十岁出头惊艳文坛时，已经有丰满、严谨的中西文学储备，家世、阅历和早熟又给她镀上苍凉、世故之色。她像一个绣花大师，针针缜密，步步为营，也常有神来之笔，所以一枝一叶都粉底描金，精美曼妙；萧红没有经过多少专业训练，她虽然喜欢阅读，也说自己像香菱学诗那样，梦里都在写文章，但她的才华流露，却是随心所欲的成分居多，仿佛“春来发几枝”的天然、率性。她更像个采花女子，东一朵，西一朵，玫瑰也采，倭瓜花也摘，似乎漫不经心，不剔不砍，聚拢来却是鲜灵灵的一篮，正看侧看都赏心悦目。

萧红的写作风格在《生死场》已基本奠定，鲁迅在《生死场》的序里夸赞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准确地预言到：“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萧红、萧军等一群东北作家成名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日军侵占东北地区，关内人民迫切想要了解东北地区的状况，想要听到东北作家的声音，这是他们这批东北作家能够走到人们视线中最主要的原因。萧红确实给大家带来眼前一新的感觉，那些哈尔滨的乡俗和无休止白雪的描写很容易打动读者。

萧红活在“全民抗战”的年代，“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站立桥头，大家对 “女英雄”的期待完全处在家国想象中。萧红不是丁玲，更不会去学骑马挎枪打仗，她的态度是做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她是波希米亚式的，看她的作品也能察觉，虽然名列左翼，对时局并不十分关心，谈得也不多，后期的《呼兰河传》才更贴合她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