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信息 | 唐醉石雄秀印风探源 - 武汉美术馆

?“家风——纪念唐醉石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作品展”讲座预告?

? 【唐醉石雄秀印风探源】

主讲人：汪贻洵

讲座时间：2016年9月21日 15:00

讲座地点：湖北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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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醉石早期印作及二三事略考

汪贻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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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醉石（1886-1969年）原名唐源邺，湖南长沙（古之善化）人，字李侯，小字蒲佣，号醉石、醉农、醉龙、韭园，别号醉石山农，中年以后以号行，六十岁以后偶称醉翁。1904年，唐醉石参与创建西泠印社，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北洋政府印铸局技正、印信科科长、南京国民政府印铸局技正。故宫博物院初创时，应马衡之邀任顾问。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湖北省政协委员。1961年在武汉创立东湖印社，被公推为首任社长。

唐醉石先生是近现代一位艺术成就卓著的金石学家、书法篆刻家，这位历经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人民共和国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著名艺术家，理所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由于对唐醉石艺术经历的了解还不够准确，对唐醉石艺术成就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的文章基于对唐醉石作品的误读，甚至基于误读后的解读发挥，使唐醉石先生的形象受到扭曲。有的出版物和文章对唐醉石印作的结集和引用，由于失之草率，使唐醉石作品失真变形而面目全非，影响了读者对唐醉石篆刻作品的准确认知。笔者依据能够见到的历史资料，试图对唐醉石先生早期作品和相关轨迹点进行简析与考证。

“归雁洛阳边”印

“归雁洛阳边”印，唐醉石于1912年9月（旧历，下同）作于长沙，时年26岁。边款：“予以庚戌之夏箧仕汴州，欲以磨练其身心，借知世味之艰苦。倏丁戎事，遂返故园嵩洛之间，悠然而有遐想矣。壬子九月，自磨道人嘱醉石刻印志之。何诒凯、胡少兰同观。”

“归雁洛阳边”印，从款文可以一目了然，系“自磨道人”嘱唐醉石刻印，边款中记录了“自磨道人”从庚戌（1910年）到壬子（1912年）三年间“箧仕汴州”自我历练的经历和离开汴省（河南）后的心绪。

“自磨道人”何许人也？他是唐醉石的二舅舅李庸。李庸是李辅耀的第二个儿子，排行第八，李辅耀日记中称其为“八儿”。李庸生于1888年，年龄与唐醉石相仿。李庸，又名李元庸，字子扉、相纶，号豫庐、自磨道人、无庸，斋号意华馆、自磨山馆等。

李庸出生于官宦世家。李庸的曾祖父李星沅（1797-1851年），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历任广东学政、江苏布政使、陕西巡抚、江苏巡抚，1845年升任云贵总督，赐衔太子太保，随后调任两江总督。李星沅是道光朝著名的廉臣、重臣，与林则徐、邓延桢、曾国藩是好友。李庸的祖父李桓（1827-1891年），字叔虎，号黼堂。咸丰年间历官江西九南兵备道、江西粮道兼江西厘局总办。同治年间（1862年）升任江西布政使，署江西巡抚，与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等友谊深厚。同治三年（1864年）因中风病退而笔耕后半生，成为一位大学者，著有《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七百二十卷、《宝韦斋类稿》一百卷。同治十年（1871年）后，多次出游浙江，与浙江名士方鼎锐、俞樾、江小云、丁丙、王同伯、吴兆麟等友好。李庸的父亲李辅耀（1848-1916年），字补孝，号幼梅、怀庐主人，晚年号和定、九子山人等，出生于长沙芋园。1877年被清朝廷吏部选中委派，由内阁中书调任浙江钱塘江海塘工程驻工督办。后因母丧，1883年回湖南守制尽孝，于1896年再次到浙江任职，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1年10月交卸温州盐厘局督办职务。李辅耀宦游浙杭二十多年间，先后还担任通省牙厘总局会办，两次担任宁绍台道道台，三次担任杭嘉湖道台，两次担任省防军支应局总办，三次担任温州盐厘局督办，李辅耀属晚清中上阶层官员。

? ?唐醉石为李庸治印选

1910年，已有家室的李庸年22岁，开始进入立业的年龄段。8月，李庸终于赴汴州（开封）西门厘任一查税小官差，月薪25金。这样的薪金对于家庭殷实的李家后代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却正合了李庸“磨练其身心，借知世味之艰苦”的创业本意，李庸也得到了父亲的肯定。因为税管，李庸又兼办汴州辖区内的周口、漯河运煤局，收入也有增加。1911年夏，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倏丁戎事”四处频起。李辅耀在日记中有“武昌之变”、“关西之乱”、“长沙失陷” 等记载，可以想见时局之动荡，无怪乎李辅耀在日记中形容之为“真乱世景象矣”。

辛亥鼎革后，虽然温州军政府官员一再挽留李辅耀仍办盐局，李辅耀却再四婉辞之，而于1911年11月交卸温州盐厘局督办职，挈眷“侨寓”上海。动荡波及汴省稍晚，此时的李庸正拟计划离开汴省携全家回湘，无奈当时火车不通利，进退维谷，未能成行。是年12月，李庸夫妇挈眷绕道秦皇岛抵沪，与已在上海的父亲李辅耀会合。1912年3月底，李庸终于挈眷离开上海经汉口返湘。4月，李庸又自湘起程到汴州，5月，李庸将汴州局事交由同僚胡少兰留办处理后，返湘回到故乡长沙。1912年5月，一直伴随在李辅耀身边的唐醉石，奉母命离开了李辅耀，先期从上海返回长沙。1912年9月，李庸和唐醉石同寓于长沙芋园故居。“归雁洛阳边”印正是此时李庸嘱唐醉石为其所刻，边款记录的正是李庸从庚戌到壬子三年间“箧仕汴州”自我历练的经历和离开汴省后的心境。

此外，唐醉石还为李庸刻有另外一方印“乱世京兆苦干三年矣”，也印证了李庸的这段经历。

? ?李辅耀日记

“京兆”乃京都之谓，京都乃京师之意，旧时京师即国都。汴州又称汴梁，即今之开封，五代、梁、晋、汉、周、北宋及金等朝皆建都于斯，以为京都。“乱世京兆苦干三年矣”正是李庸从1910年至1912年 “箧仕汴州” 三年间，在古都开封“磨练身心，借知世味之艰苦”历练闯荡的写照。印文中“京兆” 指的就是李庸任查税官差的开封，这“乱世”二字正合李辅耀日记中描述的“真乱世景象矣”。

有文据“归雁洛阳边”印边款，将李庸的这段经历，解读成治印人唐醉石的经历，显然释读有违印人署款中所用“嘱”之字义常识（“属”同“嘱”），进而据己意，发掘出唐醉石“或许正是李辅耀的推荐”，“曾经到开封供职”的、“鲜为人知的”一段所谓“经历”。唐醉石从1899年10月13日到达杭州起，到1912年5月离开李辅耀从上海返回长沙止，一直在李辅耀身边。李庸自 1910年“箧仕汴州”的三年间，唐醉石当然也在李辅耀身边。李辅耀在1910年8月2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收到李庸8月18日来信，告知自己“已受委汴州西门厘任查税官差事”。李辅耀在次日的日记中，还记录了约朋友晚酌、书扇，唐醉石在座之事。可见，所谓“1910年的夏天，唐醉石先生曾经到开封供职”的推断，纯系子虚乌有的杜撰。李辅耀时任温州盐厘局督办。

至于有文将印文“乱世京兆苦干三年矣”释为“乱世惊心苦干三年矣”，已非差之毫厘了。

“硕尔”印

唐醉石与王福庵两家的关系，从唐醉石祖辈李桓、李辅耀起，与王福庵父辈王同伯就是世交。王福庵长子名王士彦、小儿子名王士珍。王士彦年长唐醉石长子唐达聪、次子唐达明十多岁，但他们之间却如同兄弟。据唐达明先生讲述，1930年，王福庵从南京政府印铸局辞职回上海后，王士彦到南京国民政府工作，并在唐醉石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唐达聪备考金陵中学时，王士彦还辅导过唐达聪的英文学习。唐达聪兄弟们称呼王士彦为“王大哥”，而唐醉石夫妇则昵称王士彦小名“硕尔”（“硕”音取 shí，读“石耳”），唐醉石并为王士彦刻有“硕尔”印。

有文曰“福庵先生膝下无子，醉石先生曾将自己的大儿过继给福庵先生，可见二人的交谊深厚”，实乃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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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醉石赴浙江投依外祖父李辅耀的准确时间

唐醉石年七岁时父亲去世。有书辞条曰唐醉石“自幼父母双亡，随外祖父谋生杭州” 。“父母双亡”系多种辞书的误传。

据唐醉石外祖父李辅耀日记中记载，1899年10月13日，李辅耀的六女儿携唐醉石兄妹在外甥惠生的陪同下，经汉口到达浙江。这里的“六女儿”指的就是唐醉石的母亲。唐醉石年七岁失怙，李辅耀为丧夫而“苦命若斯”的六女儿的到来伤心悲感之极。次日，李辅耀和九姑为女儿及诸外孙接风。唐醉石时年13岁。

? ?李辅耀日记 ?李辅耀印（唐醉石刻）

唐醉石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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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景斋”是唐醉石先生斋号。“休景斋”究竟何时起用，通常辗转传抄的文章解读为唐醉石（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居上海，以治印、鬻书维生。……曾派人邀唐醉石重进印铸局任职，唐坚决拒之，……取‘休景斋’，以明志” 。但是，只要稍细心，至少可以看到在1914年以前，唐醉石先生就已使用“休景斋”斋号。例如，1914年为李錡先生治印“鼎彝”之边款署“橅钟鼎文字，醉石制于休景斋雨窗”，“休景斋”的定名时间只会更早。

? ?唐醉石斋号“休景斋”?

小盘谷与西泠印社

“小盘谷”是李辅耀父亲李桓在西湖孤山的置地私产，李辅耀在“小盘谷”所筑之墅名“西泠寓斋”。1910年，唐醉石在刻印署款中尚有“制于西泠寓斋”者（例如“豫豫庐”印），其时，“小盘谷”尚未属于西泠印社。1912年7月底，在上海的李辅耀，命其子李庸在处理完汴州局事和任职事务之后，自湘抵沪代李辅耀回浙江处理李家房产。9月7日李辅耀给李庸一信:“令将小盘谷户管清出，如以此处并入西泠印社，即可将户管交吴石潜料理。”其时，李辅耀与吴石潜在上海过从甚密，还曾面商、探询为当时设在西湖边蒋果敏祠堂的西泠印社做蒋左合祠事宜。李辅耀在返湘前变卖其在浙江的房产时，有意将“小盘谷”留下捐赠与西泠印社，可见李辅耀对西泠印社之深情。虽然将“小盘谷”并入西泠印社或俞楼时，遇有操作异议，但最终实现了李辅耀将“小盘谷”捐赠与西泠印社的愿望。绝非如有文所言：“在辛亥鼎革之际，李庸捐产小盘谷，或许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912年，西泠印社开始了在孤山的第一次社址规模建设，李辅耀将“小盘谷”捐赠与西泠印社适逢其时。

李辅耀作为西泠印社早期“赞助社友”，在西泠印社成立前的几年里，就已经与西泠印人过从甚密，在李辅耀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与丁仁、胡?、王福庵、吴石潜、叶铭、唐醉石等人刻印、赏石、刻砚、读谱、题咏等记载。

? ?李辅耀日记 ?泉唐丁辅之（唐醉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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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醉龙铁笔”招子

唐醉石自幼聪颖过人，深得学识渊博且工书法篆刻的外祖父李辅耀钟爱，受其面授耳提，经年累月朝夕浸淫于经学典籍与金石碑版，且多有会心，尤工篆刻。无疑，李辅耀不仅是唐醉石学养的导师，也是唐醉石书法篆刻的先师，“经学世家”的家学渊源为唐醉石书法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和功底。1904年，李辅耀对唐醉石的印作已多有褒奖评价，如“唐李侯外孙所作甚有刀法”、“甚见魄力”等。1906年元旦，李辅耀还和唐醉石合作摹刻了陈曼生印“浓花淡柳钱唐”。而李辅耀发现唐醉石真正成熟是在1905年，李辅耀在1905年3月29日日记中写到：“……蒲外孙（唐醉石小字蒲佣）忽来，相见愕喜，述及家事，有出人意表者。其气宇尚沉静，心地亦笃，实可为一慰。”第二天，李辅耀又夜蒸一鸭，温酒与唐醉石继续叙谈。从这两天外公与外孙之间的互动，以及李辅耀在日记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到，李辅耀认定唐醉石已经成熟了，李辅耀为之兴奋，为之惊喜。此后，在李辅耀的日记中则常常可以见到唐醉石的行踪，不仅有唐醉石为浙杭士人治印的记载，还有唐醉石为李辅耀打理文案、帐务、帮办等工作的记载，这无疑又增强了唐醉石自立于社会的能力。应李辅耀之嘱，1905年4月26日唐醉石为清廷一品大员工部尚书陆润庠刻印二方，1910年3月也为陆润庠刻印一方，本文所附唐醉石为陆润庠所刻四印作于1906年。1905年5月，李辅耀还缄致雪渔先生，恳为唐醉石题书“唐醉龙铁笔”招子，雪渔先生次日即将所书醉龙招帖送达。这是所见到的有关唐醉石先生独自挂牌刻印的最早记录。唐醉石时年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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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醉石与西泠印社诸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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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辅耀宦游浙江的近三十年间，不仅与浙江的正派官员及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因其学识渊博，精于诗书画印，而与杭州诸多名士结下了不解之缘，乃至终身友情，其中不乏西泠印人。李辅耀书善汉隶、行草，印法西泠八家，作品古朴精雅，与胡钁、许增、吴待秋等书画篆刻家也结有深厚的友情。西泠文人雅士多是饱学之士，也成为李辅耀“西泠寓斋”的常客，这创造了作为西泠中人的唐醉石与西泠诸君子切磋印艺和交流学术的良好条件。这一优越环境，使唐醉石十八岁便熟识了书法篆刻界名流丁仁(丁辅之)、王福庵(王维季)、叶铭（叶品三）、吴隐(吴石潜)等。李辅耀日记中不时可以看到唐醉石为浙杭士人刻印并甚受赞赏的记录。

唐醉石与西泠印社诸君子的交往，尤其是与王福庵过从甚密，几十年连绵不断。因此，二人之间彼此印风的相互影响也极大。由于唐醉石外曾祖父李桓、外祖父李辅耀和王福庵父亲王同伯为世交，唐醉石与王福庵印学思想又相似，使两人交谊更深一层。二人同被后人誉为“浙派中兴健将”、“浙派新军”。
李辅耀于1913年5月携全家从上海返回长沙芋园水月林。1914年到1915年，王福庵供职于湘鄂铁路局，时往返于汉口与长沙之间。1915年夏天，王福庵到长沙芋园看望重病中的李辅耀，王福庵为李辅耀芋园中二十二处亭馆景点名录题签制“芋园笺”，而李辅耀为王福庵父亲王同伯著作题签并赋诗纪念，成为李王两家几代人相知相交的绝唱。其间，王福庵与唐醉石还同在芋园刻了大量相互命题的印作，“家在西子湖畔”刻于是年九月一日，为王福庵嘱唐醉石所刻印中之一。边款曰：“余作客西湖，壬子回湘。今福庵来，属刻此印，怅触前游，何日能再于西泠桥畔寄我一廛，以遂此愿耶？乙卯九月朔，醉石并记，时同在长沙。”王福庵嘱刻的印文，钩起了唐醉石对曾经在浙杭十三年生活的回忆和对西泠的深深眷恋之情。有文据此印款文推断：“说明(唐醉石)1912年曾经返回杭州，然后又折返故里湘乡”。其实，款文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此意，“壬子回湘”指的是唐醉石从1899年10月到杭州投依李辅耀 13年后，于1912年5月返回长沙。并没有发生过唐醉石在“1912年曾经返回杭州，然后又折返故里湘乡”的情节。据《李辅耀日记》记载，唐醉石倒是在1914年7月，曾经有过重赴温州谋事未成而返回长沙的情节。这在唐醉石 1914年12月15日在芋园为王福庵所刻的“王寿祺”和“琅琊季子”对章（现藏中国印学博物馆）也可以看到，他在“王寿祺”印边款中刻道：“甲寅（1914年）春，维季来湘。入夏，适余因事赴杭，未能畅抒怀抱。秋闲返里，复与纵谈金石，晨夕无间，颇极一时之乐。行将之汉，索刻此印，即以志别。嘉平月望日，醉石记于水月林东轩。” ? ?

此外，唐醉石在重庆的近三年里，频繁交往川渝和内迁的文人雅士，与易忠箓、柳亚子、马衡、潘伯鹰、乔大壮、沙孟海、曾绍杰等吟咏唱和，切磋书印。

有文章说唐醉石“从事篆刻是很偶然的，年轻时在温州受方介堪等朋友们的影响开始刻起来……”。其实，1904年唐醉石参与西泠印社创建时，方介堪先生时年仅三岁。也有文章说“方介堪投师唐醉石门下”。据唐达明先生讲述，方介堪先生并没有过投师唐醉石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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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迹泥涂”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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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迹泥涂”印，唐醉石1938年刻于重庆。边款：“偶读顾亭林《答曾琬书》得此句，与余有同情之慨，遂取以治印。戊寅七月，时在巴渝，醉石记。”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8月13日中日开战于淞沪，“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逼南京，12月13日，日军入据南京，倭寇大肆屠杀施暴。1937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将重庆作为陪都。

1937年秋冬之交，唐醉石携全家离开南京，到印铸局同事万雨生在安徽泾县的老家小住数月后，经安徽屯溪，过江西鄱阳、九江到达汉口，遇王福庵长子王士彦，然后一道经宜昌抵重庆。“屈迹泥涂”印作，正是唐醉石全家老幼艰难奔波在逃难路上，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的见证。在战争中，侵华日寇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其时，又何止千千万万中国人为避战难而“屈迹”于“泥涂”，迁徙在逃难道途。有文调侃“屈迹泥涂”“是典型的夫子自道”。或许，盛世少年真的不知国难当头时刻老百姓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