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仁评方力钧：众数的生命|展览发声场

众数的生命

张颂仁

方力钧的绘画没有人会看了不喜欢的。他的场面恢宏，色彩缤纷，寓意警世，而且隐约让人在意识里泛起似曾相识的意会。这些画既易懂易爱，又似乎隐藏了某些时代的秘密。他的绘画究竟应该放在什么历史框架里评述最恰当？政治史的、美术史的、当代潮流的？细想好像全都可以，而且还能不断延宕联想。有两条主要的一显一伏的脉络值得追索。显的是方力钧所承继的新中国视觉图像。他的色彩和气氛对亲历毛泽东革命的一代人十分熟悉而且温馨。五彩牡丹与蓝天白云，加上节庆的欢乐，大众同心的情境，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本土化以下的图景。在朝鲜、前苏联、南美，同样是鲜花、群众、庆乐，只是各用当地熟悉的花卉和当地流行的舞蹈衣饰。就这点来说，方力钧的画既属本土，也带着国际共同语言。以一个20 世纪80 年代末出道的艺术家来说，方力钧如此的表现与八五新潮的艺术家已有一个明显距离。

八五新潮标榜西方20 世纪新浪潮，标榜前卫的个人风格，以推翻旧习的姿态创作。虽然他们大多其实在重蹈西方旧辙，不完全在开天辟地，但个人主义的立场是肯定的。方力钧个人风格的建立虽然也很“现代”很“个人”，但他着眼的内容却是另类。他着眼于社会主义传承的“集体”、关注个性与造型都近似的群众。1993 年启用的色调和寓意的社会主义图样更清楚地陈示了这渊源。自90 年代以来，方力钧以这绘画语言为对象，逐步打开隐喻在图像形式背后的人生目的和世界图景。

方力钧 2014 10x15cm 布面油画

方力钧所陈述的象征和寓言却并不费解。社会主义的乐观历史进程、上天在神明庇护下普照的光明景象、生命被无形的大神的手所扶持与掌控。这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观众都是熟悉的意象和具体的生活感受。到了近年，作品开始呈现集体群众被囚笼、被蹂躏，但同时被丰盛和安全的生活所困；而这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感受。

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说，群众对方力钧的作品的确容易“喜见乐闻”。但他那“喜见乐闻”的基础能持续不衰，在于能够把社会主义的绘画语言带入资本主义的全球经验。他有精湛的绘画技巧、奇观的景象、切合现世的全球图景与全球关怀。难得的是方力钧在标榜个人精神、独立个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有力地刻画了“个人”的集体真相。现代人的被整治、被囚牢、被操控、是不分什么主义，什么制度的。方力钧的心得，恰恰就是穿越了两个意识形态的阵营，点破两者的共通秘密。但这个明显的共通秘密却又是人类生活无法逃避的。要把集体的真相陈述为群众的“喜见乐闻”必须采取特殊的观看角度。问题是这个“真相”在哪一个角度为真，哪一角度为谬？换言之，作为绘画，方力钧是运用了什么审美情趣和什么视觉语言来隐喻与包装他的故事呢？我们知道社会主义艺术是直接渊源，可是方力钧转化这套语言又用了什么手法？

2016，60x80cm，版画，2016年

方力钧所援用的，隐伏较远的美术史脉络，应该是欧洲17 世纪的“巴洛克”(Baroque)。美术史学家胡夫林(Heinrich W?lfflin) 对巴洛克时代风格的综述很有名。他说这个时代的审美，相比于之前的文艺复兴时期，是“椭圆取代了正圆”，是“向中心凝聚的动向取代了平衡”，是“体积被赋予动感”。巴洛克的艺术以奇观式、全方位、全感性的手法来说服观众。相比前一时期的文艺复兴期，前期冷静理性；而巴洛克倾向煽动，主要用感性迁移人的情智。相对于文艺复兴的学术性，巴洛克不求高深，而要求易懂通俗。这两个时期的风格变化在某程度上能够启示我们阅读20 世纪早期社会主义写实到后来革命宣传艺术的转变，以及后来方力钧的个人巴洛克。

早期社会主义写实要求在现实中汲取典型，以沉着的手法刻画理想世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自“大跃进”开始，英雄式的假“写实”成为主流，领导崇拜与全国愚民并行。艺术功能只用于动员大众，并非为了传达知识或培养情智。方力钧的巴洛克手法是建立在毛泽东文艺观的巴洛克之上，并把这种观念推至其逻辑的极致。

巴洛克风格建立在一种宗教史观和权力架构之上。巴洛克风格是一种源于意识形态运动的图式。十七世纪初，天主教廷决定以艺术感染作为传播工具以联结普罗大众。当时的敌对方是马丁路德的反教廷基督教“宗教改造运动”。为了普及天主教教廷的影响，通过艺术新风潮推出英雄式的雄伟和壮观，以传达教廷的至高无上权威，后来被命名为巴洛克风格。强烈的情感宣泄与不受节制的炫夸成为教廷无远弗届的权力表述。这就是“反宗教改造运动”的艺术形态，教廷神权的表述形式。20 世纪共产主义的艺术观中，政权立场反映在审美风格上。到了“文革”，宣传风格的浮夸撑持了空洞的革命内容，风格与内容互为表里。方力钧近十年的作品经常意喻无上神权对万物的操纵。但万物的集体被操纵，是被放在一个有目的、有历史方向的动在线。这恰恰就是“现代”给于世界的承诺，意欲把人类带领到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而他所影射的意识形态艺术，其功能正在于描述这种未来世界的面貌。方力钧近年作品出现的负面丑陋景象，陆续掀开了操纵手在幕后掌控的寓言。情感煽动以至物欲的煽动，最终同样是为了把百姓整合为群众、成为无名的集体。无论那是“文革”时期的“持续革命”史观，还是资本世界针对欲望的物质诱惑，集体整治的作用是相同的。

2015.11, 69.7x32.6cm，纸本水墨，2015年

如果，毛泽东时期的巴洛克以类似神权影响人民，早期社会主义的写实风格和其理想主义是否亦相仿巴洛克之前的文艺复兴，带着开启人心和理性的人文主义？在方力钧的作品中可以显现一点启示；他那富于动态的场景中经常会出现长排的人类或禽鸟，被排列在一条直通无限的透视在线，这个意象不禁让人联想到文艺复兴期的单焦点透视。文艺复兴的理性视野最终也不外如是：它那有名的单焦点透视喻指一个稳定的、有定点方向的天地。这个单一焦点透视之所以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画风，是因为背后的宇宙观是个指向一统天下、一统历史的单焦点的神道观。到最后，如此全控式的、不容异己的天地大概也不外是个设计美好的囚笼。

张颂仁

香港汉雅轩总监，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客座教授，亚洲艺术文献库董事，艺评人兼策展人。自1980年代后期，张颂仁致力推动前卫艺术，通过参与策划大型国际艺术展览而提升了中国前卫艺术家的国际地位，策划的重要展览有：《后八九中国新艺术》(1993)，《追昔：中国当代绘画》(爱丁堡，1996)，《文字的力量》(台湾省立美术馆及美国，1999)等。2001年策划的《临街的观照：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香港馆展览》 代表香港首次参与威尼斯双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