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造英雄，艺术靠作品 ——再回薛明德先生

因为一篇博文让我有缘结识了一位老画家、老斗士，也让我得以重新认识那代人的人生与悲情，思考一下当下。

之前了解薛明德的是关于他在美国街头的一场行为表演，虽然没有认真关注过倒还是有些印象，感觉他是一个有胆量的艺术家，一个敢于拿政治话题介入艺术的斗士。这次因为我写的文章《艺术远离政治是时代所需》被他连写两文重拳驳斥，我才认真地再在网上看了不少关于他的资料，更多是他的自传体文章，想必接下来对他剖析是有一定依据的。

薛明德早年学艺于四川美院附中，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那时由于长期的文化封闭人们都迫切需要呼吸新的空气，政治经济都在改革阶段，文化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松动，在薛明德自传中经常提到“法国农村风景画展”在中国美术馆的举办便是很好的证明，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要被当作资产阶级毒草批判的。

由于薛明德的思想激进个性张扬使得他的行为与当时的节奏不那么和谐，但还是取得了很多宽容和机遇，他现在因该感谢他当时的冲动，一个曾经被中国文化最高主管胡耀邦亲自批示关照的考生已经是历史给他的机遇，但因为艺术观点不同，或许也是他命运使然，也是他叛逆精神的结果，他本可以按部就班地接受现实主义艺术教育，然后一步步混个教授博导甚至院长之类的当当，完成令别人羡慕的人生，但偏偏他又是个孙猴子，不打乱天下誓不罢休。结果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六年的牢狱之灾或许能让他明白如来佛还是惹不得的。

1993年薛明德离开了中国流亡美国从此开始了他所谓的自由放逐人生，说来也巧，这年恰是我来北京报考中央美院的时间点，我们是插肩而过的两代人本应没有任何交集。在美国这些年里不清楚薛先生在艺术上有什么更新的创举，只是从前面提到的行为艺术中隐隐感觉到他的是在搞以政治为题材的艺术，政治这个曾经的绊脚石现在成了他艺术的垫脚石。难怪他会对我的文章反应那么激烈，彷佛如刺在喉。

薛明德的人生经历是中国一代画画人的缩影：激情、反叛、混沌。他在那个刚刚开始可以讲话的年代无所顾忌独来独往无疑是具有先锋精神的，只是他们方式欠妥行为怪异令当局有些挠头上火，但也知道他毕竟是个画画的，本质上也坏不到哪里去，也折腾不出个所以然来，适当控制一下也是对他的宽容。薛明德却因此因祸得福有了资本，在后来的赴美之路一帆顺风，摇身一变俨然成了万人瞩目的民主斗士，与方励之等流亡人士常来常往。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薛明德的真实人生。这些作为一个画家没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也不是什么可耻的，因为时事造英雄，艺术靠作品。他比那些文革中有着原罪仍然道貌岸然的人来说还是可爱的多。

薛明德与我的交集是因为“艺术远离政治”这个话题而产生的，这是我的观点，尽管薛明德现在不认同，但他早晚是会认同的。在历史上艺术家命运被政治左右的比比皆是，仅在斯大林时期因言获罪的就数不胜数，薛明德在中国能躲过一劫也与当时的政治开明有关，他应该明白，中国文艺的开放程度也在于执政者的自信心有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历史上法国人最激进最热衷革命，有幅著名的画叫《自由引导人民》被奉为经典，往往一波人杀了一波人再被另一波人杀掉，最后暴力的结果是人民遭殃，对社会的破坏力巨大。艺术远离政治是对双方都好的事情，政治家不要拿艺术当工具，艺术家不要拿政治当道具，让艺术回归艺术，回归真善美的追求，回归对艺术语言本身的追求。

历史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在成就自己的历史，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因为某个团体，某个运动而成功的，艺术家最终的成功是靠作品说话，靠自己给人类创作了多少艺术语言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年卢梭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邮递员，并不妨碍他对艺术的追求成为大师。现在我们有些人热衷于翻相册，写历史，什么星星画会，85新潮，圆明园圣家族等等，仿佛一入了某个圈子就会功成名就扬名立万，这要看你的作品答应不答应，要看历史答应不答应。

以史为鉴知兴衰，以人为鉴知得失；我们从苏联的历史上，从薛明德的经历上或许能得到些有益的启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历史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相信薛明德也是如此，谁不想自己的国家繁荣民族强大？谁不想在自己的故土上安度晚年？相信薛明德自己会做出判断，历史也会再次给他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