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齐寿——金石家书画铭刻特展”丨梁溪秦氏藏“墨林棐几”考

清代宋牧仲紫檀大画案，牙板上刻有光绪末年清宗室溥侗的题识，文云：“昔张叔未有项墨林棐几，周公瑕紫檀坐具，制铭赋诗契其上，备载《清仪阁集》中。此画案得之商丘宋氏，盖西陂旧物也。曩哲留遗，精雅完好，与墨林棐几，公瑕坐具，并堪珍重……”。此段题识中提到的项墨林棐几，所幸历经劫乱，仍留人间，为本次“金石齐寿——金石家书画铭刻特展”中重器。

此件称为“棐几”的明式家俱，为黄花梨十字枨方案，实测尺寸高78厘米，宽68.5厘米，长102.5厘米，两侧短边各刻有项子京印章，右侧纵向刻二印，上为圆印，印文为“项”，下为方印，印文为“墨林主人”。

之所以推断此件方案即是张廷济所藏得那件著名的“项子京棐几”，其根据除了案面“项子京”三方印章外，更有力的证据则是锲刻在一条腿足上的张廷济自作题跋，这段题跋文字是明确记载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的，清仪阁为张廷济斋名，是书所收皆张氏所藏钟鼎，碑碣，鉥印，砖瓦等金石古物器形乃至契刻题识的拓本，并有张廷济考释，将此件方案腿足上题跋拓本与《古器物文》所收“项氏棐几题识拓本”两相互校，文字，行数，书法，刀法无不相合，即为明证。

王世襄先生所撰《略谈明清家俱款识及作伪举例》一文中，也明确记载有这件“项墨林棐几”，并有详细的图文描述，图即《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所存“张廷济题识铭”拓本，文字如下：“有的家俱曾经名人使用过，但未必有题识，一旦为人所得，便撰写题识刻上去，说明来历，并志忻幸或缅怀。这和收藏家把题识写到书画上去是一样的。实例如项墨林棐几和宋牧仲大画案。所谓项墨林棐几是一张约两尺宽，三尺长的桌子，原来只有项氏的三方印章刻在上面，后来嘉兴张廷济购藏，撰写了一篇铭刻了上去，铭曰：棐几精良，墨林家藏。两缘遗印，为圆为方。何年流传，萧氏逻塘。火烙扶寸，牙缺右旁。断韮切葱，般痕数行。乾隆乙卯，载来新篁。葛澂作缘，归馀书堂。拂之试之，作作生芒。屑丹和漆，补治中央。如珊网铁，异采成章。回思天籁，劫灰浩茫。何木之寿，岿然灵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据斯案，克绰永康。爰铭其足，廷济氏张。书以付契，其兄燕昌。”铭文拓片收入《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十册。”

上文所举尺寸以及铭文文字内容，与目前此件方案实测尺寸以及腿足上的契文是一般无二的。铭文内容详实，信息量极大，试解读如下。

“棐几”即棐木做的几案，“棐”即“榧”字，泛指文人书案之类。“棐几”一词出自《晋书?王羲之传》：“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淨，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世文人每以“棐几”入诗。将项子京这件方案称为“棐几”，是一种文雅的说法。

“两缘遗印，为圆为方”，证之实物桌面项氏印，正相符合。“何年流转，萧氏逻塘”，可见此器后来从项家散出，又到了逻塘萧氏手中，逻塘即海盐半逻村一带，与张廷济所居嘉兴新篁里相距不远。“火烙扶寸，牙缺右旁，断韮切葱，般痕数行”，可见此桌案在萧氏手中，境遇不佳。“扶寸”是古人长度单位，铺四指为扶，一指为寸，形容较小的尺寸，这里表示桌上有尺寸不大的火烙痕迹，又沦为切菜切葱的案板，因此“般痕数行”。

“乾隆乙卯，载来新篁，葛澂作缘，归馀书堂”。乾隆乙卯即乾隆六十年（1795年），时张廷济28岁，离他在嘉庆三年（1798年）得中头名举人，还差三年。“新篁”即嘉兴新篁里，张廷济家世居于此，其南即海盐。葛澂即介绍张廷济购此“棐几”者，嘉兴人，字见岩，斋名溪阳书屋，与张廷济友，好金石精古，张廷济有一柄时大彬所制“汉方壶”，即得自葛澂表兄王安期之手，葛澂又曾替张廷济购买过“建文二年湖州府铜权”，故葛澂与张廷济可称金石之交。

“回思天籁，劫灰浩茫”，项子京珍藏法书名迹的地方取名“天籁阁”，朱彝尊《曝书亭集》有载：“子京以善治生产富，能鉴别古人书画金石文玩物，所居天籁阁，坐质库估价，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其孙项圣谟在《三招隐图》题跋中云：“明年（1645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溃散，戎马交驰，于闰六月廿有六日，禾城（嘉兴）既陷，劫灰熏天，馀仅孓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遗法书名画，与散落人间者，半为践踏，半为灰烬……”。这便是嘉兴史上的“乙酉之役”，张廷济所谓“劫灰浩茫”意即指此。

正因为劫后馀存，因此张廷济对能收藏此件项氏棐几更觉幸甚庆甚，故其继而感歎到“何木之寿，岿然灵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又自撰了此篇128字长铭，更请其族兄张燕昌书写并锲刻于腿足之上。铭文最后十六字揭示了撰文与锲刻者，即“爰铭其足，廷济者张，书以付契，其兄燕昌”。

张燕昌也是乾嘉之际金石篆刻的大人物，他是海盐人，文鱼是其字。张廷济称其兄，是族兄的意思。张燕昌在朱漆桌面上另有一段题记，“嘉庆庚申（1800年，嘉庆五年）夏日，叔未令弟解元用丹漆补治，兄燕昌书”。据此可知，当乾隆乙卯（1795年）张廷济刚购入此案时，并未用朱漆修整案面，要到五年后即嘉庆庚申（1800年），才以“丹漆补治”，而张廷济自撰铭文中已提到“屑丹和漆，补治中央”，可见张廷济这段铭文的创作时间，也至少应该在嘉庆庚申当年或者更后时段，张燕昌锲刻铭文的时间也只会靠后不靠前了。

光绪年间杭州人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也有一段关于张廷济收藏此件项子京棐几的描述，可为补证，“张叔未藏项墨林棐几。去秀水之新篁里可五六里，为罗汉塘，萧氏世居之，颇富藏书，并蓄项墨林棐几……，盖天籁阁严匠望云手制物也。张叔未以葛见岩之介绍，购得之，因作铭，索其兄文鱼书之……”其中最有价值的资讯是揭示了项氏棐几的製作者，为“严匠望云”，《萝窗萧牍》，《骨董琐记》中都有谈到：严望云，一作阎望云，明代万曆年间著名木雕艺匠，善制木器，极为精工，曾为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做过香几，小盒等器具，置于项氏“天籁阁”中，极得墨林推崇，曾为项氏製作一隻竹根杯“如荷叶式，附以霜螯莲房，巧而雅，墨林题诗美之”。严氏所作，传世极少，徐珂此处所言恐非空穴来风，则益见此案来历不凡。

晚近之后，项氏“棐几”又从张廷济家散出，为无锡秦清曾（1894-1984）所得，清曾名淦，近代书画名家，与其父秦锦文在上海创办艺苑真赏阁，其曾祖父则是晚清山水名家、《桐荫论画》的作者秦祖永。

一件经四百年仍完好如初的名器，历劫不磨，重放光采，每个得见此器的好古者都应额手称庆，眼福不浅，黄丕烈所谓“谨护持之，慰此古物之精灵乎”。张廷济所谓“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据斯案，克绰永康”。在这件“棐几”之上，体现得至为完美。

诸文进

二零一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