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

    在墨西哥城，最具墨西哥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代表性的博物馆有两个，一个是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另一个便是建立于1964年的墨西哥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由建筑家佩德罗·拉米雷斯设计的墨西哥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坐落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与人类学博物馆和塔马约馆隔街相望。该馆的收藏集中于20世纪墨西哥现当代重要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完整地展现了墨西哥一百年来艺术发展和演变的脉络。

    里维拉是墨西哥近现代的代表画家,与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柯、大卫·阿尔法罗·西盖洛斯并称为“墨西哥壁画三杰”。里维拉擅长于表现社会性的主题，作品具有公共性的纪念碑形式，曾受聘绘制了许多大型壁画，被誉为“墨西哥文艺复兴”的美术巨人。里维拉的架上绘画同样充满着对墨西哥人民的爱，虽然他在旅居巴黎时与毕加索、莫迪良尼、莱热结为知交，又游学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但是他更注重从土著的、民族的传统艺术中吸取养分。作于1924年的《擀面的女人》典型地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女人的造型一如前哥伦比亚式的雕塑，粗壮结实，呈团块状。画家以大块的白色与赭褐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关系，又通过土黄与钴蓝的对比来增加画面的色彩感，作品显得粗犷浑厚，概括简约。里维拉的晚年有些悲伤寂寞，因为墨西哥壁画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作于1947年的《夜的风景》反映出画家当时的困惑与苦闷的心情。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绘画创作，倒反而产生了不少上乘之作。

    卡洛是里维拉的妻子，为“墨西哥四女杰”之一。卡洛在6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18岁时又遭遇车祸，为治疗共经受了35次手术的痛苦，正是在这饱尝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创伤中，卡洛开始投入绘画以减轻自己的痛苦。卡洛在她自白式的绘画中犹如经历了另一种手术。她以犀利的画笔解剖了自己的身体、婚姻、爱情。卡洛画得最多的是自画像，因为她最了解自己。作于1939年的《两个卡洛》是画家与她的丈夫里维拉第一次离婚时创作的作品，卡洛将自己失落的哀痛倾吐于这幅作品的画面上。画面上两个卡洛并坐在一起，右边的一个身穿墨西哥特旺纳装，左边的一个则穿着高领的维多利亚式服装，两个卡洛的心脏都暴露在胸前，欧洲的卡洛用止血钳夹住血管，但是已有鲜血滴淌在白色的长裙上；而墨西哥的卡洛手中拿着一个椭圆形的里维拉的照片。两个卡洛手牵着手，互相安慰着。画家有意识地将个人的生活与画家的生命分开来表现，同时又放在一起进行对照，以此来表达画家内心的渴望，同时也流露出她那孤独的自恋心情。这是卡洛对自己的审视。在卡洛所有的作品中，身穿墨西哥服装的卡洛总是象征着坚强和自信。《两个卡洛》是卡洛一生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作品，因为它呈现了卡洛自画像的完整内涵与象征意义。

    二战后的墨西哥绘画与20世纪上半叶的绘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题材上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在50年代发生的艺术风格的转变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强调个性的多元的时代。安古亚诺的《刺》描绘了一位印第安妇女坐在地上用刀挑出扎在脚底的刺，背景是一片被砍伐的森林。这幅作品是画家对他在1949年恰帕斯丛林中的一段生活的回忆。科尔萨斯的《被禁锢的女人》则是根据当时媒体广泛报道的当地犯罪团伙买卖白人女子卖淫的案件创作的，画面触目惊心地表现了被禁锢的女子的恐慌和无助的精神状态。

    《圣帕特里西奥的幽灵女孩》是科隆嘎根据他曾经居住过的哈里斯克州圣诞巴拉小镇流传的民间传说创作的，画面展示了充满肉欲的神秘的民俗宗教仪式场景。科隆嘎通过丰富的色彩，将民间传说、宗教仪式和自己的想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科隆嘎在探究自身及民族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提出了“新墨西哥主义”和“新表现主义”，并在他的作品中以很明显的象征手法表现了出来，给予20世纪最后25年的墨西哥现代绘画艺术以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