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与牧歌刘大为的中国人物画

    刘大为是当代中国人物画杰出的代表画家之一。他的中国人物画创作主要可分为两类题材，一类是塑造中华民族的伟人、英雄形象的历史画，一类是表现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这两类作品不禁令人联想起史诗与牧歌。史诗通常指赞颂历史或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业绩的叙事诗，语言风格质朴厚重，结构严谨，气势恢宏；牧歌泛指歌唱牧人的生活与爱情的抒情歌曲，艺术情调豪放浪漫，形式活泼，节奏多变。在比喻的意义上，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艰苦卓绝奋斗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现代的英雄史诗，中国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幸福生活就是一曲曲优美的牧歌。刘大为塑造中华民族英雄形象的历史画呈现出史诗般的质朴厚重风格，他表现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充满了牧歌式的豪放浪漫情调。史诗风格与牧歌情调形成了刘大为的中国人物画艺术的两大特征。

    史诗风格的历史画

    刘大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以来，一直履行当代中国艺术家的天职，满腔热忱地致力于中国现代和当代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创作。纪念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忆和缅怀，更是对当代的反思和启示。在今天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我们必须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出于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刘大为先后创作了《高山仰止》(1982)、《华山救险》(1983)、《东渡》(1985)、《小米加步枪》(1987)、《晚风》(1991)、《艰苦岁月》(1992)、《黄河谣》(1996)、《人民的好总理》(1997)、《人民军队的缔造者》(1997)、《人民公仆》(2001)、《过草地》(2006)、《朱德与史沫特莱》(2007)、《不畏蜀道难》(2008)等一系列中国现代和当代题材的历史画作品，塑造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战士的英雄形象。

    刘大为表现中国现代和当代题材的历史画，构思、构图新颖独特，绘画语言朴素清新，画面结构严谨，气势恢宏沉雄，人物造型真实而深刻，呈现史诗般的质朴厚重风格。绘画语言的朴素清新，几乎是刘大为所有中国现代和当代题材的历史画的共同特色。大概是出于主题的需要，他这类题材的写意人物画以水墨黑白为主，略施淡彩；工笔人物画也设色清新淡雅，朴素无华。他的历史画大多含蓄内敛，结构严谨，在含蓄中见沉雄，在严谨中求气势。气势主要取决于人物气度和空间结构，不在于人物多少。有时画面上人物过多过密，反倒可能挤压空间，减弱气势。石鲁的历史画名作《转战陕北》人物不多，却气势宏大。刘大为也深谙此道，他的历史画往往只集中刻画一两个人物，同样可以构成恢宏的气势。刘大为在改革开放时期创作的历史画，已经摆脱了“文革”时期神化领袖的个人崇拜和“三突出”创作模式的影响，对领袖和英雄人物既不过分美化，也决不故意丑化。他要塑造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平凡而伟大的人民领袖、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堂堂正正、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的形象，让中国人真正在世界面前站立起来。他研究中国与西方历史画的经典作品，努力克服对政治概念或历史事件简单图解的弊病，深入刻画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揭示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他力图把中国传统绘画的传神写意与西方写实绘画的素描造型结合起来，准确深刻地表现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和内在精神气质。他集中刻画人物的面部，素描造型和明暗光影主要体现在面部，抓住人物的形象特征和情绪变化，注意捕捉人物的表情特别是眼神。人物的服饰相对简略，以勾线平涂为主略分浓淡，没有太多素描明暗，人物和景物都没有投影。这种面部的素描造型与服饰的勾线平涂的结合，分寸把握适度，衔接自然而不生硬。人物的背景通常都比较单纯，或者进行淡化、虚化处理，或者留有大片空白，便于营造虚实相生的意境，烘托人物的精神气质。刘大为不仅创作了许多中国现代和当代题材的历史画，而且创作了不少中国古代题材的历史画。刘大为的工笔重彩画《霸王别姬图》（1983），在人物造型、服装道具和色彩对比上都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刘大为反复画过多幅水墨写意的变体画《昭君自有千秋在》，寄托着汉族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的美好心愿。他也曾绘制为北魏太武帝造像的工笔重彩画《拓跋焘》（1990），显示了画家驾驭古代题材历史画的深湛功力。他2003年创作的《长安出行图》（西安国际机场藏）、2006年的《丝绸之路》（中国驻约旦大使馆藏）、2008年的《唐人马球图》（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藏）等巨幅水墨写意人物画，以宏大的场面、众多的人物（包括中亚商人）、恣肆的笔墨、瑰丽的色彩，展示了中国汉唐文化的辉煌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20世纪90年代中国画坛回归文人水墨画传统成为时尚潮流，刘大为也画过一些吟咏文人诗意、玩味笔情墨趣的作品，诸如《东篱赏菊图》、《唐人诗意》、《杜甫诗意》、《蕉荫消夏图》、《拜石图》、《游春图》、《秋塘闲吟》、《清韵》等水墨写意画。他创作此类作品有时也寄寓了对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例如2008年他为“全国廉政文化大型绘画书法展”而作的水墨写意画《郑板桥》，就以简朴清劲的笔墨，塑造了一个关心民间疾苦的廉吏形象，其现实寓意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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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刘大为的古代题材的历史画，与他的现代和当代题材的历史画有所区别：通常他的古代人物造型比较自由随意，笔墨恣肆，色彩瑰丽，艺术风格既有史诗般的恢宏气势，又有牧歌式的浪漫情调，特别是那些伴随着古装人物频繁出现的马和骆驼形象，更接近他的风俗画作品。

    牧歌情调的风俗画

    刘大为身为汉族，自幼随父母从山东移居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从此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也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基地。多年来他创作了大量表现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赢得了中外观众和评论家的普遍赞誉。著名作家李存葆评论说：“他笔下的少数民族人物，造型优美，神情毕肖，意趣高雅。读他的工笔系列《马背上的民族》，如同读一个英雄民族的秘史；读他的工笔巨制《草原上的歌》，宛若与历史老人进行命运的对话；读他的写意小品《任重道远》，我们从骆驼和旅人身上，均能领悟到人生的况味；读他在八尺宣上泼墨的《百驼图》，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座座力的山峰……。”

    刘大为的风俗画，主要讴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草原或高原牧区牧民的幸福生活，充满了豪放浪漫、明朗欢快的牧歌式的情调。他这些牧歌情调的风俗画，与他的史诗风格的历史画相比，主题不太沉重而比较轻松，叙事情节减少，抒情氛围增加，画家有更多自由发挥个人艺术想象的余地。构思、构图更加新颖独特，变化多样，虚实开合，张弛有度。画面意境类似北朝乐府民歌、盛唐边塞诗和蒙古长调牧歌，有的节奏舒缓，恢宏沉雄，有的旋律急骤，激越奔放。绘画语言更为丰富活泼，画风或者典丽明艳，或者潇洒飘逸，整体上仍然保持着朴素清新的格调。工笔画笔法严谨，细而不板；写意画笔墨恣肆，狂而不野。色彩瑰丽而不艳俗，造型优雅而不纤弱。他的少数民族人物造型，更多注重传神写意，动态和表情自然灵活，同时准确把握了不同少数民族人物的相貌和性格特征。由于他长期积累了各族人物的素描、速写经验，在他笔下蒙古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藏族等各族人物的形象神态一目了然，而在有些汉族画家笔下不同的少数民族人物千人一面，都是雷同的汉族相貌。在他的风俗画中，更加多方面地探索笔墨技法与素描造型的结合，在工笔画中着重寻求写实性与装饰性的协调，在写意画中着重尝试水墨与水彩的融合。有些写意画水墨的浓淡墨韵，与水彩的透明光影互渗交融，浑然天成，视觉效果极佳。在他的风俗画中，不仅各族人物形象塑造得相当出色，马、骆驼、牦牛、毛驴、犬、羊等动物形象也刻画得异常精彩，尤其他独创的骆驼样式已成为他的绘画绝技和作品标志之一。在他的少年时代，马和骆驼是内蒙古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牧民生活的亲密伴侣。他后来创作的内蒙古、新疆少数民族风俗画，往往把人物与马和骆驼组合在一起，固然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牧民的生活环境，也部分归因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与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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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为表现蒙古族生活的风俗画数量最多，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相继创作了《布里亚特婚礼》（1980）、《草原小英雄》（1981）、《雏鹰》（1982）、《幼狮》（1982）、《学射》（1983）、《漠上》（1988）、《马背上的民族》（1991）、《任重道远》（1992年作为国礼赠送日本领导人）、《百驼图》（1994）、《草原上的歌》（1995）、《敕勒川牧歌》（2004）、《塞上驼铃》（2004）、《瀚海行》（2005）、《跃马图》（2005，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搭载作品）、《草原雏鹰》（2007，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藏）等一大批工笔画和写意画作品。其中《漠上》、《马背上的民族》和《草原上的歌》不愧为当代中国工笔人物画的代表作。

    刘大为还创作了一些表现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有《彝寨墟日》（1994）、《版纳山歌》（1998）、《版纳牧归》（2003）、《远山》（2008）等水墨写意画作品。1979年画家就画过《傣族小姑娘》、《傣族青年岩旺》等素描肖像。他的水墨写意画《版纳牧归》把西双版纳婀娜的傣族姑娘、温驯的牛群和清润的芭蕉描绘得诗意葱茏。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也是中华文艺复兴的时代。时代呼唤史诗般的力作，也需要牧歌式的精品。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刘大为已经创作了大量具有史诗风格与牧歌情调的历史画和风俗画作品，为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今，他正当人生的壮年和创作的盛期。我相信他一定会不负时代重托，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贡献于当代中国画坛和世界画坛。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