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24小时——对何云昌几件24小时作品的阐释

图：何云昌作品

    何云昌有几件24小时的作品，这几件作品分别是《抱柱之信》，实施于2003年10月24日-25日，地点：云南丽江，过程：何云昌把自己的一只左手浇筑在水泥里，保持24小时，这个作品灵感来源于《庄子》卷十四：尾生与女期于梁下，女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铸》，实施于2004年4月23日-24日，地点为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画廊，整个过程是这样的：何云昌把自己整体浇筑在一水泥墩里，然后他持一部手机在水泥墩里呆了24个小时；《龙鱼》，实施于2006年3月11日，地点：英国纽卡索艺术中心，何云昌在地上书写“龙鱼”两字，然后围绕这两个字连续运动24小时；还有一件没有全部完成，叫《尼加拉瓜瀑布的岩石》，时间是2005年10月22日，地点美国布法罗，当时气温3摄氏度，何云昌企图在尼加拉瓜瀑布的一块岩石上停留24小时，因意外原因被迫中断。

    我们每天每个活着的人都有24个小时，可是每个人的24小时所面对的时间与命运却决然不同，日常性的24小时，一些人感受到的可能是百无聊赖；另外一些人感受到的可能是充实饱满；还有一些人感受到紧张焦虑。而何云昌在这几件24小时的作品实施当中体验到的又是什么呢？肯定不是无聊寂寞，百无聊赖，也不会是饱满充实，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紧张焦虑，因为这些作品的实施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紧张焦虑是会有的，但是我想也不尽然，因为何云昌在每一件作品实施之前就已经预见到其危险性，他并不惧怕死亡，我们也是。
     
    既然我们都不惧怕死亡，我们又惧怕什么？何云昌想告诉我们什么？
    
    的确，我们不是惧怕死亡，我们惧怕的是不知道死亡何时到来，怎样到来。我们的紧张焦虑、惶恐惧怕以及无意义的意识都因此确证。在每个24小时之中，死亡随时都会到来，并且我们没有人知道在哪一秒，也许就在此刻，也许就在我们吸进这一口烟，说完或者没有说完这一句话的一刹那。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命运。这个命运的名字就叫做“无常”。
    
    在24小时之中，何云昌随时都面对死亡，只是他不知道在哪个时刻，于是活着变得重要起来，活着成为唯一的意义。此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这让我再次想起余华的小说《活着》，对于那个叫福贵的人来说，他所有的亲人都死去了，那么他活着还是活着以外的原因吗？而活着对于何云昌来说又是为了什么呢？对于你和我又是为了什么呢？对于我们人类又是为了什么呢？阿昌是否想在这样的一种行为之中提醒我们一些东西呢？他向我们提出了问题。
    
    其实我与阿昌的提问从根本上讲，都得不到回答，但是让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是，我们竟然还在提问，而且还相信我们能够提问。其实我们都不曾相信过什么，我们也只能够提问罢了。因为我们都是误入了这个世界，我们没有机会看到这个世界是怎样起源的，也无法确知它将在何时结束。
    
    何云昌的这几件作品都是设定了时间——24个小时，那么其作品的意义便与时间性有着不可分割开来阐述的必要性。而时间性正是一切生命意义的诠释中至关重要的概念，是时间规定了生命的历程与呈现的方式。同样也是时间使得我们的生命呈现出它的荒谬性，因为没有任何单独的个体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揭示我们这个世界的终极秘密。也许这正是我们人类的悲剧症结所在。
    
    领会时间的穿越和停顿，并置身于24小时的时间中，沉沦和话语都可能隐退，或者，阿昌彼时只是在想行为进行的过程。这24小时是存在，对照起漫长生命的路途，它标志了一个小段落。我们从时间出发的那一刻上去衡量，仿佛一切又因存在而不复存在了。阿昌的这些24，24，24，24个日起月落的小时，又如何被总体的人生规划在内外。
    
    黑格尔将时间称为“被直观的变易”，那么生与灭在时间中就不具备优先的地位。过程递减出来的经受，都将延续和牢牢地存放起来。阿昌的这些时光，是对这个时代，这些人群，这片地域，这种生活，做出的仅仅是个体经验的微小记录，在瀚海深邃的时与空中，任何浩大，都是局限于自身。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的，担心的，恐慌的，欲望的，……，都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是否在一瞬间持否定和怀疑的可能，当冰河融化、地球毁灭来临的一刹那,海洋将摩天大楼折断,假如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脱离和迁移人类的可能，人存在的意义将显现何等的荒谬!
    
    人无法回到过去，也不能活在未来，只能是当下。他做的事情，或微小，或宏大，不过都是对某种问题的质疑和体验，以达到告知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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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与自由
    
    何云昌的作品中有一种对抗性阐述了权利与自由的关系问题。这种对抗性体现在这样一些作品之中：譬如《抱柱之信》、《天山外》、《击鼓传花》、《摔跤》、《枪手》、《空中接龙》、《与水对话》、《移山》、《铸》、《纯净水》、《一袋水泥》、《将军令》等等一系列。在这些作品之中，何云昌往往都是以个人力量来对抗一个强大的整体力量，这个整体的力量或表现为自然性的时间，或表现为外在性的空间，或表现为自我之外的集体。
    
    何云昌的这些作品都将自己设定到死亡的边缘，这种设定在一般人的内心会觉得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疯子的行为。因为我们一般人的心理都是趋利避害。远离死亡与痛苦的，我们所追求的都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与喜悦的感受。而何云昌所做的这些个行为表面上看却只能够给实施者带来绝望、悲苦和凄凉，何云昌自己也有这种感受，但是这种感受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这些与死亡及绝望相对抗性的行为给他带来的更多的应该是对死亡临近的一瞬间的快感。
    
    只有对死亡即将来临的一瞬间的快感感受，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理解权力与自由的问题。死亡是积极的，他是主动的选择，不是被动的等待。在何云昌的世界中权力也是积极的、肯定性的、生产性的，其特征表现为激发、暴力、强大、无敌。而个人在这种权力面前所采取的生存方式，要么屈服，要么对抗。在自由主义者的世界观中只能够选择后者，因为自由主义对“国家权力”的警惕主要源于它会侵害个人的“自然权利”。个人权利或者自由与国家权力构成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两个相互对立的端点。自由主义所要努力的奋斗目标，就在于通过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来使国家权力的产生与运行服从于保障个人权利或自由这一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何云昌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在国家权力过于强大的体系中，个人自由拓展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但是个体生命的内在需要只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寻找它的精神出口，在何云昌的世界中只有采取这样一种将自我的生命逼近死亡边缘的方式达成。
    
    这样一种达成也隐喻我们所处的时代状况，在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体系中，强大的国家权力的图谱上写着的只有“死亡”，这两个字所针对的正是个体的生命自由。但是个体的自由对抗与反叛，正是在“生与死”之间所做出的选择。要么对抗、争取；要么屈服、死亡。用生与死来描述自由主义哲学中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呈现出递减的原则，人越是逼近死亡，越是感到痛苦和恐惧，正如国家权力越大，个人自由越是受到威胁。
    
    但是在逼近到死亡底线的时候是否也有一种奇怪的关系。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我24岁的时候曾经遭到一次殴打，三个人在午夜的凌晨将我殴打昏迷，在失去意识与知觉的一瞬间，我感到死亡的降临，可是就在“死去”的一瞬间，我却没有感到痛苦，而是仿佛看到一个非常美妙的地方，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否叫做天堂，但是我却是欣慰地微笑着失去了记忆。这种特殊的体验让我重新思考权力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人越是真正逼近死亡，越是感到快乐吗。按照这样的逻辑，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哲学原则的递减法则被改写为：国家权力越大，个人自由越有保障；或者可以说，人受到权力干涉的越多，越是自由。
    
    这样一种政治现实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呢？按照福柯的研究是可以达成的，譬如在《性史》中，福柯提到“禁果分外甜”，在福柯看来，性禁忌对“性”有一种实际的激发、诱使和煽动作用。对“性”越是压抑，“性”话语越是泛滥，“性”话语越是泛滥，对“性”越压制，我们从一切“性”压制的时代都可以看到这种状况，譬如中国的文革时期。而相反的时期，人们对“性”则失去了兴奋，就像今日的社会，我们的生殖器获得解放的程度不断扩大，人们对性却开始厌倦了。
    
    其实个人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与政治的国家权力的关系也有着相似的图谱。自由主义越是具有诱惑，国家权力的体系越是强大。何云昌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了某种政治性隐喻，但是这种隐喻只能够是超越经验层面上的，它不是一般的普遍经验层面上的。就像何云昌在那个水泥墩中度过的24个小时的时光，却没有人知道他如何度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