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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尹秀珍《可携带的城市》
作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科班出身的尹秀珍,在毕业之后她也曾以绘画的方式进行过一段时期的艺术探索,可是很快就放弃了这种传统和常规的艺术表达方式,而是开始了更为自由的实验装置艺术探索。是什么让她放弃了一种比较顺理成章的艺术模式而选择了一种更加前卫和具有冒险精神的道路呢?从她的简介中可以得知,正是在中国美术界集体亢奋的85新潮的那个时期她进入了美术院校接受教育,而在她毕业的时候又恰逢那个作为集中也好谢幕也罢的八九美术大展,“当时读书的时候也是受到了这些艺术思潮的影响,你知道原来艺术还可以这样做”,而“这个还可以这样做”就由此开掘了一条她自己总结为“搜尽经历打草稿”的艺术传达道路。
从生活中发掘艺术,传达强烈人文关怀
尹秀珍的有一个系列作品叫做“可携带的城市”,作品是用所要针对创作的城市的居民穿用过的衣物来在一个手提旅行箱中制作那个“城市”。“因为经常旅行的缘故有很多时候要在机场停留,那个时候我就看着那些游客们都在等着传送带上的自己的行李,那些手提箱上有旅客的信息和标示,我感觉每个手提箱就好像是一个家”,正是从这种细腻而颇具生活哲思的触发引申,尹秀珍创作了她的“可携带的城市”这个系列的作品。使用过的衣物上面有着个人化的情感和历史留存,而用由这些衣物构成的“城市”是将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城市空间转换为了一个由个体化生命和情感构成的有机空间,从而以一种更富有人文关怀的视角对现代都市进行了多层次和深度化的阐释和表达。比如北京,尹秀珍讲这个是唯一她没做什么标志性建筑的城市,而只是做了一个由若干几何形组成的圆环。想想市民私下里谈论着“北京将来会不会有八环?”的打趣,这个圆环还真是形象的表达出北京的空间感觉,而且在幽默的表达之余又不得不让观者反思人、人居与都市的关系和文化价值认同等更深层的内在关系。这个“可携带城市”作品是一个系列,尹秀珍在计划着将来可以将这好多城市聚合在一起集中展示,箱子的规格都是一样的,那个时候现场会颇些“联合国”的气势。
而且尹秀珍还提到因为许多作品的制作要手工缝制,所以她的家人都会来帮她,这样一家人因为艺术而经常聚集在一起,其乐融融,有的时候她也会带着自己的家人去展览现场感受艺术品的展示效果和观众反应,“尽管她们不一定对这个艺术品想很多,可是因为能帮我她们就很高兴”。
尹秀珍还有一个作品叫做“京剧”,这个作品参加过很多的国际大展,每次现场好多老外都对那些北京老人们坐的小板凳非常感兴趣,坐在那里聆听一下中国京剧的声音,在四周的场景安排中,他们自己成了一个文化体验者,同时也变成了角色,进入了一个艺术家营造的场中。据尹秀珍说这个作品的触发来自北京后海边唱京剧的老人们,那些老人实际上在现实社会中是属于边缘群体,但是他们通过投入的与伙伴的京剧演唱迎合中获得了他们的乐趣,并且在那些并不固定的观众的鼓掌和赞赏中获得了自己的价值。这是一种很具有中国传统生存之道的形态,实际上是一种传统文化所称颂的生活形态,只不过在如今的现代社会和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无论是这种生活形态还是形态所代表的文化习性和价值观都正在慢慢淡出主流圈,而今艺术家将这种生活形态复原到艺术展示空间中去,实际上传达出来的是一种对于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反思,并是一种对人性异化的反思。
其实“可携带城市”和“京剧”只是尹秀珍艺术创作系列中的两个个案,而她让人敬佩的地方就在与她不是像哲学家那样去跟你讲什么大道理,也没有居高临下的给你灌输些什么奇思妙想,而是用她细腻的感受、深度的思考和敏感性去发掘生活中的问题。之所以我要将她的创作归结为用“生活”震撼艺术,那是因为她创作的材料、灵感的触发、艺术制作的手法等都是来自日常生活,比如水泥、衣物、缝制的手法等,但是就是这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存在,经过艺术家的智慧组合变成了一个强大“武器”,一个迫使人们反观生活、反思日常、关注人居和环境以及都市化和全球化问题的激发器,这样的艺术是不是更具有震撼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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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女性艺术家不重要
关于身体和性别的谈论一度是后现代学术界的显学,而传染到艺术界则是在艺术批评话语中也是屡屡对这些点比较敏感,比如很多人直接以生理划分阵营把艺术界简单化为“女性艺术家”“男性艺术家”,只不过后者很少有人提而已。在尹秀珍的作品中很少看到那些旗帜性“女性艺术家”的特征,很少有涉及性、身体等题材,也没有强烈的类意识形态色彩。
“我不在乎对艺术家的性别划分,更多的还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和创作,不刻意去强调性别。我的有些作品,比如用衣物作为材料缝制的作品带有性别倾向。而另一些作品,比如“洗河”和将床用水泥封住然后爆破的作品,性别特征就不那么明显。”不过从其作品以及创作触发来看,好像很少有男性艺术家对于生活的感受和体悟以及对日常物件的关注会达到多大的程度,也许从这个方面来说尹秀珍女性的特质倒是真的对她的艺术创作助益颇多。
“筷道”的方式夫妇合作
尹秀珍的先生宋冬是著名的装置和行为艺术家,但是这个艺术家庭的合作创作到目前为止却并不多,宋先生笑称一般的时候在创作中他们就是“互为对方的工人”,在艺术创作上各自是独立的,可以提意见但是接不接受完全由对方决定,这是长久以来形成的默契,大家都要遵守规则,不能干涉对方的艺术创作。
而两个人的合作则是开始于前波画廊的邀请展,当时这个展览被他俩命名为“筷子”,里面要合作做一件作品,这对艺术家夫妇在协商好基本的框架要求后各自独立创作、互不干扰,创作结果出来后就是“筷子”这个名称的由来。第二次合作则是到了2006年,仍然是在前波画廊,这次他们将这种创造出的合作方式发展成了一种合作理念,独立,信任,互不干涉,合作。他们将这种合作理念命名为“筷道”,并使用“筷道”理念进行创作。其中有一个作品“世界”,是他俩先确定主题要做筷子的内部,两人规定筷子的内部切面是创作的意念触发,在确定了尺寸之后,两个人各自制作他们的部分,相互保密,直到展览时放在一起形成一件作品。结果尹秀珍用人们穿过的衣服做了一个有环形跑道的运动场,宋冬做了一个钢片镜面,上面有像弹孔一样的孔洞,尹秀珍觉得世界就像一个运动场,没头没尾。宋冬觉得世界就像一个破镜子。两件并置形成了互文关系,形成了他们的“筷道”作品。 他们透露可能以后会将筷道发展成为自己家庭的一个仪式,以至成为更加广义上面的合作理念。因为他们觉得将来的世界肯定是需要更多的合作而不是更多的对抗,而有没有站在对方的利益和角度去想问题,有没有一种新的合作模式的可能性,这个将是一种蛮重要的尝试。他们还讲到这些合作方式最后会形成一本书,名字就叫“筷道”,大约明年的某个时间就会出版与大家见面。
清晰的代理机制为艺术推广和传播提供保证
尹秀珍作品早年大多是被海外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其作品第一次被收藏的年份是在1996年,是当时在参加日本的一个展览时候被该国的公共机构收藏的,而最近以来中国国内的收藏家也开始加入收藏群体。对于这个中国藏家较晚介入的现象,宋冬认为“对于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接受是需要些时间培育的,而且国内对于相关门类的艺术教育还比较滞后,所以才会产生收藏家和当代艺术,尤其是占据空间的装置艺术之间的隔膜”。当然现在这样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宋先生建议收藏家“要与自己的优秀藏品多些精神交流,多看质量高的展览,多了解世界的艺术。在这个过程中锻炼自己的眼力并吸收养分,这个会帮助他建立有分量、有品位、有个性的收藏。如只是盲目当作买了一堆股票的话,恐怕有可能导致很多自己收藏变成是收了些垃圾股”。
目前来说尹秀珍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的合作机构是由冷林主持的北京公社,而她与宋冬合作的作品则是由前波画廊代理,另外她在德国的合作机构是德国柏林由亚历山大.奥克斯主持的亚历山大画廊。这些清晰的代理机制保证了商业运作的规范性,从而可以很好的保护藏家的利益,而尹女士也可以以获得的回报来支持自己的艺术创作和研究。
尹女士和宋先生都表示在不涉及艺术商业的状况下,画廊对于他们的艺术活动没有任何的限制,“其实好的画廊是希望艺术家有更好的发展和更广的接受度的”。尹秀珍刚完成在北京公社的个展,在这个月份又在韩国的三星美术馆有作品参加展览,而明年的时候在法兰克福她会有另一个展览举行,创作方面目前手头上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可携带的城市”等项目。
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创作方法论,细腻的生活体验和敏感的问题切入意识,再加上多年的专业积淀,尹秀珍用她独有的方式在建构自己的艺术语言和风格特征。而正是早年那些缺少商业支持的岁月中对艺术纯粹热爱的心理驱动和创作积累,这些使尹秀珍得以在当下的市场纷乱中仍得以保持着自己艺术创作的力度和人文感觉,也保持了一种自信和从容,而所有的这些正是一个艺术家在探索和发展路途上需要打包携带的要素,有了这些才是一个艺术家真正获得价值和意义的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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