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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摄影界,卢广是争议比较大的人,这些争议包括他以揭中国家丑作为获奖的筹码,他的“摆拍”,甚至包括他的摄影作品的真实性。
对此卢广也坦然:“我40张图片在网上公布,如果图片有问题,不用摄影人给我指出,地方政府早就把我拉下去了。”
纪实摄影师李振盛与卢广在拍摄艾滋病专题的时候相识:“他用影像无可辩驳的力量让世人正视艾滋病的存在,以前地方政府是不承认有艾滋病的。现在他用纪实摄影纪录环境污染,没有勇气、没有使命感是做不到的。我老了,不老的话我也跟他一块去干了。”
李振盛由衷地欣赏卢广,并把他介绍给了罗伯特·普雷基。
罗伯特·普雷基是美国联系图片社的总裁,也是世界新闻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曾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世界摄影最具影响力百人之一。普雷基多次担任重要的国际赛事评委,也是尤金·史密斯基金董事会主席——2009年10月,卢广的系列作品《中国污染》获得2009年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大奖。
普雷基一直在全球发现有价值的摄影师,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卢广可能是第一位通过摄影将河南艾滋病村这个问题放入公众视野的人。一开始,当地的政府官员,甚至国家官员都否认这回事。当时很多人批评他,认为他对中国的报道太负面。今天,我想很多人都感激他对这一事件的揭露。”
普雷基评价卢广的《中国污染》系列作品令人难以抗拒:“对于中国的工业污染,卢广可能不是第一个或者惟一进行拍摄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的切入是严肃有力的。”
4月5日,普雷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谈他对纪实摄影的个人见解。
污染不是中国独有的
南方周末:从你看来,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授予卢广大奖,理由是什么?
罗伯特·普雷基:首先,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纪念基金会颁发的并不是一个奖项或者一笔奖金(award),而是一笔经费(grant)。过去的34年来,这个基金每年都会颁发一笔经费给一两名摄影师,目的是保证这些重要的、有意义的、关注人类生存的长期摄影项目,不会因为资金短缺而中断。
今年,这笔经费是3万美元,决定这笔经费获得者的,并不是基金会本身,而是三名评委。2009年,这三名评委分别是曾担任基金会理事会主席长达十年的海伦·马库斯女士,来自印度的画廊主持人、策展人戴薇卡·达雷特-辛格,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摄影策展人杰夫·罗森海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对中国、对世界来说都很重要的课题。
中国已经是全球范围内举足重轻的一股经济力量,但这并非没有代价。比方说工业污染,大量的污水、废料排入江河大海,造成对当地百姓健康的威胁。卢广拍摄这一项目,是符合尤金·史密斯的摄影传统的。之所谓称它为“人道主义”摄影,就是因为其对人类生存处境和命运的关注。
南方周末:在中国摄影界,卢广的摄影方法是被争议的,比如他的“摆拍”,你怎么看待摄影作品的真实性?
普雷基:尤金·史密斯也经常被指责照片过于“舞台化”,太多摆布。似乎人们对卢广的疑问也是一样的。
我说似乎,是因为中国摄影圈内,还没有人直接跟我这么说,都是“有人说卢广怎么怎么样”。所以,第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摆拍”,我不认为他“摆拍”了,“摆拍”(staging)意味着摆布出不真实的现场进行拍摄。就好比演戏或者拍电影,搭出来假的场景,让人们误以为那就是真实的现场。我认为卢广可能是在拍摄过程中让被拍摄人“摆”(posing)出了造型。这是拍摄环境肖像时,摄影师常用的一种手法。如果你翻阅美国的《财富》杂志,你就会看到许多“摆”出来的环境肖像。
安妮·莱伯维茨可能是这方面的先驱:把拍摄对象放在特定的环境下,让他做出特定的造型以迎合这个环境,并进行拍摄。卢广在拍摄人物肖像时,可能也用到了同样的手法。
^^
罗伯特·普雷基:真正的问题在于,卢广是否在一定环境下,摆出了不存在的场景,来针对一个现象说一些不真实的话,编一些故事;又或者,卢广所拍摄的,是一个真实而又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引起人们热切关注的问题,而他所做的,可能是为了突出这一问题,让一些处于这个环境里面真实的人、切身受到这个问题严重影响的人,做出特定的动作,以这种方式让我们更贴近真相。
我认为,卢广所做的,是后者。看他所拍摄的,是否是一件正在中国真实发生的,对中国人的生存、健康、心理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果答案是“是”的话,如果卢广用他强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问题,那他就是一位严肃、真实、坚定的“关怀”纪实摄影师,尽管他的摄影风格可能和史密斯的“水俣”和“匹兹堡”专题一样,非常得“诗意”或“舞台化”。其实,史密斯的“水俣”可能影响到了卢广,毕竟他们面对的同样是污染的问题:工业废料的任意排放对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包括新生儿先天缺陷等等。
污染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美国、欧洲、日本等,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发生过这些问题。如果指责卢广的摄影人认为卢广的拍摄方法不对的话,或者他们应该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把这些重要的问题拍摄出来。
是不是真有人因艾滋病而死
南方周末:你说对于真实的调查,在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有意义。为什么?
罗伯特·普雷基:今天的世界被“秀场”占领了。政客喜欢粉饰太平,强调盛世和进步。娱乐产业也差不多,做出来的产品就是为了逗人们开心,把苦的一面忘掉。媒体也好不到哪去,体育,无论是足球还是奥运,占据了电视和纸媒越来越多的空间,让人们没有更多的心思去关注不那么美好的真实。
所以,任何把“真实”的一面释放出来的努力,都值得尊敬。不是绝对的真实,谁也不敢说谁就掌握了绝对的、全面的真实。但是,能够让人们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不太光彩的一面,这对我们更全面地、更平衡地去看待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卢广的艾滋村专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没有像卢广这样的人愿意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也许情况会越来越糟糕,问题永远也得不到解决。
今天,中国政府在处理河南艾滋病问题上,非常有效率,也对艾滋病患者提供了很多关怀和帮助。但是,当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否认卢广照片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当时卢广遭受了很多谴责,大家把焦点放在,哦,照片里的这个女的,或者这个小孩,是不是被摆拍的。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照片里的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受到艾滋病的威胁,是不是真的有人因为艾滋病而死亡,艾滋病是不是真的在这些村子里泛滥。答案是,是,是,是。那么,卢广所做的工作,就是对真实的调查。他并不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他不是在采访新闻。因此,他有更大的自由度,通过自己的风格来表达自己个人的观点。
加拿大的摄影师爱德华·伯丁斯基,他也拍摄过中国的工业污染,有时他的拍摄场景跟卢广是非常相似的,但他的拍摄风格和切入角度又跟卢广的不同。有人批评他的作品过于艺术化,但我觉得,我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评判风格上,我们关注的,其实应该是题材和内容的重要和迫切性。
(采访得到李振盛先生协助,在此致谢)
对此卢广也坦然:“我40张图片在网上公布,如果图片有问题,不用摄影人给我指出,地方政府早就把我拉下去了。”
纪实摄影师李振盛与卢广在拍摄艾滋病专题的时候相识:“他用影像无可辩驳的力量让世人正视艾滋病的存在,以前地方政府是不承认有艾滋病的。现在他用纪实摄影纪录环境污染,没有勇气、没有使命感是做不到的。我老了,不老的话我也跟他一块去干了。”
李振盛由衷地欣赏卢广,并把他介绍给了罗伯特·普雷基。
罗伯特·普雷基是美国联系图片社的总裁,也是世界新闻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曾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世界摄影最具影响力百人之一。普雷基多次担任重要的国际赛事评委,也是尤金·史密斯基金董事会主席——2009年10月,卢广的系列作品《中国污染》获得2009年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大奖。
普雷基一直在全球发现有价值的摄影师,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卢广可能是第一位通过摄影将河南艾滋病村这个问题放入公众视野的人。一开始,当地的政府官员,甚至国家官员都否认这回事。当时很多人批评他,认为他对中国的报道太负面。今天,我想很多人都感激他对这一事件的揭露。”
普雷基评价卢广的《中国污染》系列作品令人难以抗拒:“对于中国的工业污染,卢广可能不是第一个或者惟一进行拍摄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的切入是严肃有力的。”
4月5日,普雷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谈他对纪实摄影的个人见解。
污染不是中国独有的
南方周末:从你看来,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授予卢广大奖,理由是什么?
罗伯特·普雷基:首先,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纪念基金会颁发的并不是一个奖项或者一笔奖金(award),而是一笔经费(grant)。过去的34年来,这个基金每年都会颁发一笔经费给一两名摄影师,目的是保证这些重要的、有意义的、关注人类生存的长期摄影项目,不会因为资金短缺而中断。
今年,这笔经费是3万美元,决定这笔经费获得者的,并不是基金会本身,而是三名评委。2009年,这三名评委分别是曾担任基金会理事会主席长达十年的海伦·马库斯女士,来自印度的画廊主持人、策展人戴薇卡·达雷特-辛格,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摄影策展人杰夫·罗森海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对中国、对世界来说都很重要的课题。
中国已经是全球范围内举足重轻的一股经济力量,但这并非没有代价。比方说工业污染,大量的污水、废料排入江河大海,造成对当地百姓健康的威胁。卢广拍摄这一项目,是符合尤金·史密斯的摄影传统的。之所谓称它为“人道主义”摄影,就是因为其对人类生存处境和命运的关注。
南方周末:在中国摄影界,卢广的摄影方法是被争议的,比如他的“摆拍”,你怎么看待摄影作品的真实性?
普雷基:尤金·史密斯也经常被指责照片过于“舞台化”,太多摆布。似乎人们对卢广的疑问也是一样的。
我说似乎,是因为中国摄影圈内,还没有人直接跟我这么说,都是“有人说卢广怎么怎么样”。所以,第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摆拍”,我不认为他“摆拍”了,“摆拍”(staging)意味着摆布出不真实的现场进行拍摄。就好比演戏或者拍电影,搭出来假的场景,让人们误以为那就是真实的现场。我认为卢广可能是在拍摄过程中让被拍摄人“摆”(posing)出了造型。这是拍摄环境肖像时,摄影师常用的一种手法。如果你翻阅美国的《财富》杂志,你就会看到许多“摆”出来的环境肖像。
安妮·莱伯维茨可能是这方面的先驱:把拍摄对象放在特定的环境下,让他做出特定的造型以迎合这个环境,并进行拍摄。卢广在拍摄人物肖像时,可能也用到了同样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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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罗伯特·普雷基认为摄影师最值得珍视的品质,是对社会和人类的关切和怜悯 (卢广/图)
罗伯特·普雷基:真正的问题在于,卢广是否在一定环境下,摆出了不存在的场景,来针对一个现象说一些不真实的话,编一些故事;又或者,卢广所拍摄的,是一个真实而又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引起人们热切关注的问题,而他所做的,可能是为了突出这一问题,让一些处于这个环境里面真实的人、切身受到这个问题严重影响的人,做出特定的动作,以这种方式让我们更贴近真相。
我认为,卢广所做的,是后者。看他所拍摄的,是否是一件正在中国真实发生的,对中国人的生存、健康、心理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果答案是“是”的话,如果卢广用他强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问题,那他就是一位严肃、真实、坚定的“关怀”纪实摄影师,尽管他的摄影风格可能和史密斯的“水俣”和“匹兹堡”专题一样,非常得“诗意”或“舞台化”。其实,史密斯的“水俣”可能影响到了卢广,毕竟他们面对的同样是污染的问题:工业废料的任意排放对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包括新生儿先天缺陷等等。
污染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美国、欧洲、日本等,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发生过这些问题。如果指责卢广的摄影人认为卢广的拍摄方法不对的话,或者他们应该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把这些重要的问题拍摄出来。
是不是真有人因艾滋病而死
南方周末:你说对于真实的调查,在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有意义。为什么?
罗伯特·普雷基:今天的世界被“秀场”占领了。政客喜欢粉饰太平,强调盛世和进步。娱乐产业也差不多,做出来的产品就是为了逗人们开心,把苦的一面忘掉。媒体也好不到哪去,体育,无论是足球还是奥运,占据了电视和纸媒越来越多的空间,让人们没有更多的心思去关注不那么美好的真实。
所以,任何把“真实”的一面释放出来的努力,都值得尊敬。不是绝对的真实,谁也不敢说谁就掌握了绝对的、全面的真实。但是,能够让人们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不太光彩的一面,这对我们更全面地、更平衡地去看待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卢广的艾滋村专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没有像卢广这样的人愿意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也许情况会越来越糟糕,问题永远也得不到解决。
今天,中国政府在处理河南艾滋病问题上,非常有效率,也对艾滋病患者提供了很多关怀和帮助。但是,当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否认卢广照片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当时卢广遭受了很多谴责,大家把焦点放在,哦,照片里的这个女的,或者这个小孩,是不是被摆拍的。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照片里的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受到艾滋病的威胁,是不是真的有人因为艾滋病而死亡,艾滋病是不是真的在这些村子里泛滥。答案是,是,是,是。那么,卢广所做的工作,就是对真实的调查。他并不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他不是在采访新闻。因此,他有更大的自由度,通过自己的风格来表达自己个人的观点。
加拿大的摄影师爱德华·伯丁斯基,他也拍摄过中国的工业污染,有时他的拍摄场景跟卢广是非常相似的,但他的拍摄风格和切入角度又跟卢广的不同。有人批评他的作品过于艺术化,但我觉得,我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评判风格上,我们关注的,其实应该是题材和内容的重要和迫切性。
(采访得到李振盛先生协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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