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觉得自己不同”：中国LGBTQ的身份与政治

    随着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lgbtq（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与酷儿）的广泛承认，lgbtq人群的身份与政治开始变得国际化。丹尼斯·阿尔特曼（dennis altman）等研究lgbtq的学者与活动家们已经发现“性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sexualities），即，在亚洲和其他非西方地区，一种西方（经常被称为美国的）典型的lgbtq身份的个人主义与自我认识已经普遍出现在酒吧、俱乐部、桑拿室和其他粉色场所（粉色指代同性恋。译者注）。1与此同时，西方类型的lgbtq政治呈现出一种必须“站出来”的姿态，他们以一种反国家、反社会、反体制、无政府主义与反政治的随时备战的态度，来发掘“真实的”自我，这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lgbtq人群与权利组织的拥护。由于许多人被“解放”了，并且获得了这种身份认同与经验的合法性，更多的人感到异性恋者对于lgbtq身份与政治的呈现令他们很不舒服：毕竟，这些身份认同与斗争策略的授权模式具有历史、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它们来自西方语境，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即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社会运动，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理论反对国家、家庭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体制。2当他们去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旅行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小心翼翼的调整自己，以适应当地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此外，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所谓的“西方”并不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而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单一的lgbtq身份政治模式不可能囊括欧洲地缘与文化的异质性。当lgbtq活动者们为社会认同与公民的性权利而斗争，反对被边缘化和歧视时，他们往往认识不到lgbtq人群内部的差异性，以及性、性别、阶级、人种和种族的复杂性；他们向人们提供了选择的机会，但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知识的暴力。换句话说，无论西方或非西方，对于由一些跨国学者和活动家们所倡导的霸道而单一的lgbtq身份政治，人们的感受是不同的。识别出这种不可比较的差异性对于跨国界、跨文化、跨政治的lgbtq运动至关重要。

    “我们觉得自己不同”是由纽约的哥伦比亚艺术家卡洛斯·莫塔（carlos motta）所设计的一个艺术项目，它由一系列图片、海报、一部影像装置和一部网络档案组成。在2010年7月，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来到中国上海的其他画廊（other gallery）展出。它以一系列图像展示出与众不同但经常被边缘化的酷儿身份，海报上有根据lgbtq的国际主张而写就的关于酷儿权利的诗歌。这些作品涉及到世界上不同地区（哥伦比亚、南韩、挪威和美国）的性与性别历史的差异性以及对其的呈现。它们将性别与性放在具体的地区与时代中，对西方lgbtq身份政治的主流表征方式做出严正批判与质询。莫塔的作品是对酷儿诗学的赞美：它采取了一种反常规的政治态度，但它也认识到了社会建构模式中的多样性和偶然性，以及抵抗、挪用、重建这些模式的具体而灵活的策略与战术。换言之，它将异性恋的社会常规与lgbtq身份政治本身都酷儿化了。该方案通过对于性与性别的多种表达方式的艺术呈现，展开了对lgbtq身份政治的多样性与文化特殊性的诸多想象。当我们将这个展览放在中国和lgbtq跨国运动的双重语境下时，题目“我们觉得自己不同”就引发出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感觉的？这种感觉是关于什么的？我们在和谁作比较？“那些人”感觉如何？为什么“我们”觉得和“他们”不同？为什么这种感觉——常常被政治理论家所忽视——对于当今的lgbtq政治如此重要？我们怎样才能在认识到这些不可比较的文化差异性的同时，还拥有某些共同的目标（正如“同志”这个术语就明白地表明“有共同的目标”）呢？要对这些问题抽丝剥茧，首先必须弄清楚我们是谁，也就是说，中国的lgbtq的身份政治是什么。所以，我将简要的陈述一下中国人的同性欲望的历史，并由此探讨中国的同性恋身份与lgbtq的跨国运动之间的关系。在本文结束时，我将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同性恋身份政治是否具有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它如何将流行于中西方的“全球同性恋化”理论变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大众对于同性恋的理解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同性恋是西方舶来品，另一些人则认为同性恋是中国本身的历史传统。3在本文中，我将通过对中国同性恋历史的简要梳理，来论述当代中国的lgbtq身份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4其实，中国的同性欲望是本土、民族、地区与全球互动的结果，并且还屈从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文化话语。因此，很难一锤定音地说它是不是“中国的”。而且正是因此，是否存在一种独一无二的“中国的”lgbtq政治就变得复杂起来：当代中国的lgbtq政治并不是跟在欧美模式后面亦步亦趋，因为它与文化息息相关；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没有受到lgbtq跨国运动的影响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也许这样提问更加有效：中国的同性恋告诉了我们关于中国历史、社会变化以及在跨国语境下lgbtq身份政治的哪些信息？

    前现代的中国：“断袖之欢”
    前现代中国的同性恋行为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八至七世纪。5许多文学作品呈现了在皇宫或者文人中的男性精英之间的同性之情。从中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第一，这种同性之情大多发生在阶级、年龄、地位的社会等级制中，如统治者与宠臣之间，贵族中的长者与青年之间，戏院赞助人与戏子之间。这些社会等级影响了性的等级：社会地位优越者在性行为中往往占据主动，而地位卑下者则通常是被动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总是被打上儒家礼教的忠孝传统的烙印。6第二，没有一个术语可以概括这种同性恋行为；相反，人们通常会使用文学性的修辞来指代它：例如“龙阳”“断袖”“分桃”等隐语均来自历史上的轶事传说，它们所描述的不是这种行为是什么，而是行为者做了什么或者享受了什么。7话说，在前现代中国，同性恋行为与个人的身份并没有太大联系。8

    在前现代中国，同性性爱虽然不被普遍接受，但大体上是被宽容的，只要它不超越社会等级制，不影响人们履行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责任即可。9佛、道、儒等中国当时主要的宗教和信仰都没有对同性间的性欲横加干涉，不管是男人之间还是女人之间的。10在前现代中国，人们对性别和性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人们在儒教下的家庭与社会中可以担任不同的角色，而阴（女性的消极的力量）阳（男性的积极的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平衡则被视为一切性行为的目的与原理。11这种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人对于同性恋的普遍看法，虽然西方对于同性恋身份的医学、科学和政治的分类方法在现代中国已经成为主流。12

    我们在解读前现代中国对于同性恋的浪漫主义建构时需要小心，因为这种历史性叙述的类型是20世纪汉学的产物，后者向“神秘的”中国及其特殊的历史传统投以一种东方化的凝视目光。13这种叙述类型还忽视了某些事实，即中国的前现代历史并不是整体统一、紧密相连的，在前现代中国，性与性欲的话语具有多样性，且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并且在不同时期更是如此；此外，中国在前现代历史时期早已出现了全球化现象（不要忘了唐长安城[今西安]和元大都[今北京]都是当时享誉世界的国际大都市），因此要找出“纯粹”而“真正”的中国传统其实是不可能的。现代中国的lgbtq身份也许与前现代的同性之情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强烈要求回溯中国前现代同性恋历史的要求预示着在中国lgbtq群体内部存在着一种共同愿望，就是脱离西方影响，寻求其他性别与性的表达方式的合法化。当然，必须指明的是，性与身份是被历史和社会建构的。前一种模式并不一定会导致后一种模式。这种为同性欲望建立整体的历史叙事的意

    图更多地意味着过去没有发生的，现在发生了。因此，在中国，对于一部同性恋历史的解读必须带着批判的态度和对当下的关注。

    民国时期（1911-1949）：性的翻译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封建王朝结束，新的共和政府与现代国家建立。这一历史时期也见证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性科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介。在20世纪头二十年，除了性别、性、性征等概念的引入，“同性爱”这一术语也从欧洲的性科学（尤其是德国人理查德·凡·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和英国人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与爱德华·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的著作）中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并且往往是经由日本传入的（例如日语中的doseiai就是“同性之爱”的意思。中文的“同性爱”与日本汉字中doseiai的写法一样）。14性科学取代了性艺术，并且开始以新的方式勾画中国社会中性欲与身份的图景。15

    中国的五四知识分子和翻译者们在翻译西方性学、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生理决定的身份。同性爱（或者同性恋、同性恋爱）常常被视为是在关系或者环境中形成的，它往往被当作一种爱情的方式，或者主体间的认同，而非一种人格类型。16同时，它也是真爱的一种，是发生在特殊社会环境与社会模式中的一种暂时的离经叛道的行为，或者是在某种环境中形成因此也受到抑制的习惯。个人的私“癖”在前现代中国成为一种社会问题。17在新知识中，身体潜移默化地开始与精神病理和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联系起来。18随着公众对于中产阶级中的同性恋的讨论日益热烈，对于同性之爱的表征（尤其是有关女同性恋的小故事与图画）充盈于这一时代中国都市的杂刊画报上。

    毛泽东时代（1949-1979）：作为政治主体的“同志”
    在20世纪50年代，同性恋被视为“封建残余”，它与一夫多妻、卖淫嫖娼等其他不结婚的和不正常的性行为一起被“铲除”出了中国的公共话语。毛泽东时代关于同性恋的记载非常稀少，并且破碎不全、自相矛盾：有的人能回忆起同性间的一些亲密行为和同志之间类似于同性恋的感情，其他人则控诉毛泽东主义者的统治迫害一切参与同性恋行为的人，他们都被指控为犯有鸡奸罪或者流氓罪。19“流氓”的字面意思是“流动人口”，它揭示了革命政权下的社会主义者对于稳定的渴求与这种稳定的不可能性之间的张力。

    毛泽东政府赋予家庭以极大的优越性，将其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在性别与性规范方面，家庭对于社会主义主体的形成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志”在毛时代是一个合法的主体：它是被政治化的主体，因为身体的生产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与国家政府和革命政权的干系。社会主义的“同志”不应该被看作是无性的或者反性的，其实，即使在最禁欲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期，年轻人中间仍有一定的自由，可以谈论性并参与性行为。20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主体是与个人的、等级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主体性相脱离的，它对于身体的规划并不将个人或者性作为核心，而是想象一种社会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同志”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同性恋。21

    毛时代已离我们远去，许多人在回首往事时总是怀有一种矛盾的情结。然而，毛时代的主体构成模式，如集体主义、全民皆兵、人定胜天论、大跃进主义、同志友谊、与国家密切相关的个人身份，以及对于社会正义平等的无限渴望，依然遗存于当今中国的lgbtq的身份政治中。

    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至今）：作为性主体的“同志”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中国开始脱离毛泽东主义的“阶级斗争”政策，而走进以发展、合理、实用为重心的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打开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大门，也使中国开始面对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随着个人主体的逐步出现，关于性与性别的话语开始在80年代的中国浮出水面。科学主义、反激进主义和学院主义催生了90年代学者对于同性恋的研究，其中有李银河、刘达临、潘绥铭的社会学研究，张北川和鲁龙光的医学研究，以及方刚的新闻评论文。22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的兴起，hiv/aids的发现，中产阶级的形成，90年代青年文化和都市文化，这一切都促成了当代lgbtq身份的建构。23

    1997年，流氓罪从中国刑法中删除；2001年，同性恋从第三版中国精神病分类目录（ccmd-3）中删除。这两个标志性事件被视为中国大陆同性恋的合法化和去病理化（depathologization）。24随着国家控制的缓和与放松，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由lgbtq个人和团体倡导的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例如2001年在北京举办的同性恋电影节，2009年北京的同性恋艺术展，2009年上海的同性恋光荣大游行等同性恋公共事件。越来越多的lbgtq集会场所在中国城市中出现，包括酒吧、俱乐部、桑拿浴场和公共活动中心。同时，互联网和其他数码科技手段也为lgbtq提供了许多同性恋空间，来表明他们的身份，建立他们的群落。25

    随着当今中国的lgbtq公共文化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同性恋身份。26同时，自90年代晚期以来，“同志”这个术语也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同志”最初表明的是一种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在1989年，香港同性恋活动者首次将其挪用，现在“同志”已经成为中文世界里最流行的指代lgbtq人群的术语。27根据香港同性恋学者周华山所说，同志的特点是情，而非性。与其说同志的策略是“站出来”，不如说是“回家去”，即，同志将同性关系并入了家庭血缘关系的结构中。28高燕宁指出，同志，而非“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是中国同性恋的主要主体，并且同志的特征是“成家”和“不出柜”。29

    虽然周华山的同志理论听起来过分浪漫，而高燕宁的又过于简化，但是同志这一术语还是让我们重新对lgbtq身份政治进行思索，它受到lgbtq跨国运动和新自由主义主体模式的影响，同时又对其构成一种挑战。首先，同志作为一种性主体，并不是反社会的。西方类型的身份政治将“站出来”视为其当务之急，石墙运动采取的就是一种对抗性的策略，但这不会在中国重现，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与西方不同。30其次，中国的lgbtq人群对家庭、婚姻和血缘关系采取的不是一种敌对态度，而是一种多样的富有创造性的家庭、血缘与性爱方式，并没有脱离异性恋的常规。他们采取家庭式的术语称呼对方，如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来指明他们的亲密关系与社会关系。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之间的婚姻促使异性恋婚姻与家庭的重新定义。同志并不是指一种“真实的”身份，它不需要被发现和宣布出来；而是指一种表演性的和由环境形成的性身份。同志并不是反社会的，相反，它是在家庭、婚姻和血缘关系中发挥作用，并将异性恋规范同性恋化。31

    “全球同性恋化”
    丹尼斯·阿尔特曼发现欧美的同性恋身份模式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他指明了性身份的全球化和对于全球性政治的需求。32诚然，正如“同性恋国际”（gay international）一样，lgbtq政治已经变成了国际关系与跨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33在当今中国，lgbtq身份政治受到各种跨国文化的影响，从大众传媒到流行文化，从lgbtq跨国运动到国际旅行，从对于艾滋病的全球防控到粉色跨国经济。的确，中国的同性欲望已经全球化了。

    但是中国的lgbtq身份也具有中国的特殊性。它拥有特殊的历史，并且深深植根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当代中国lgbtq身份受到自前现代中国、民国时期、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关于性与性欲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的影响。每个历史时期都在今天的lgbtq身份与欲望中留下了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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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全球同性恋化”和“中国”同性恋身份这两大主题。事实上，中国同性恋身份不仅是全球化的，也是本土化的，不仅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它是各种图像和想象的集合，这些图像与想象来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源头，包括媒体、流行文化、人类的权利话语、医学话语以及国家法律法规。

    这里，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同性欲望是与中国的现代性息息相关的。“同性之爱”的出现正象征着存在了几千年的前现代中国的知识与哲学体系的分崩离析，而这正是由于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通过跨国文化传入亚洲所致。五四知识分子对于翻译性学著作和讨论性问题的热情，表达了他们想象并渴求一个现代国家。毛泽东通过革命建立政权，并由此开创了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想象。毛时代形成的主体与当时对性别与性的特殊建构紧密相关。在改革开放时期，lgbtq身份的出现已经变成了对更加开放自由、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的比喻。在某种意义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性恋身份标志着从毛泽东主义的主体性的脱离，而这正宣告了中国开始受到跨国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冲击。

    然而，对于这种“全球化同性恋”身份的不满之声也不绝于耳。“断袖”“同性爱”“同志”的余蓄始终萦绕在完美无瑕的“全球化同性恋”身份的乌托邦梦想中。如今中国的lgbtq文化主要还是都市的、中产阶级的和世界性的。它排除了来自乡村和不发达地区的人们，那些对性关系持开放态度的人们，那些对性别具有不同表达方式的人们，那些参与商业性行为的人们。“素质”一词在lgbtq群体中代表着国家的政治管理与社会等级的加强。34中国的同性恋身份既是单一排外的，又是兼容并包的。它见证了一个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正在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变革，它也见证了植根于中国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中的身体、欲望和身份的沿袭改变。

    2010年6月14日
    悉尼大学

    1. dennis altman，global se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on binnie, the globalization of sexuality. (london: sage, 2004); arnaldo cruz and martin f. manalansan. queer globalizations: citizenship and the afterlife of colonialism, sexual cultur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ju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michael warner,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2).
    3. 关于音译：我在涉及到中文词语、姓名、短语时使用汉语拼音，除了那些习惯上的发音拼写除外（例如，“周华山”没有按照汉语拼音书写，而是写作chou wah-shan）。中文姓名按照中国习惯的顺序来书写，姓在前，名在后。
    4.在本文中，我使用同性性欲（homoeroticism）、同性性爱（same-sex eroticism）、同性之情（same-sex intimacy）、同性恋（homosexuality）、男同性恋（gay）、同志（tongzhi）、酷儿（queer）、lgbtq来指涉不同原因下的同性爱欲。大体来说，在前现代中国语境下，我使用同性性欲、同性性爱、同性之情，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词并不指示任何固定的现代身份类型。我使用同性恋、男同性恋、同志、酷儿、lbgtq来指涉具体历史社会环境下的同性欲望，并且我将通过一种历史方法来指明在本文中做这种区分的必要性。
    5.adrian carton, “desire and same-sex intimacies in asia,” in gay life and culture: a world history, ed. robert aldrich (new york: universe, 2006), 303.
    6. 男性之间的平等主义的同性恋在前现代中国也可以找到。它基本都发生在宫廷文化和文人圈子中，并且以男人之间的友谊或者兄弟情谊的方式而存在。见bret hinsch,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the mal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3.
    7. 对于这些历史轶事的解释，可见hinsch,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20-54; 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10-11.
    8. 关于在中国语境下“性行为”与“性身份”之间的区别可见song hwee lim in his celluloid comrades: representations of male homosex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7-13. “性行为与性身份之间的区别并不完全是指前者是‘做什么’，后者是‘是什么’（借用hirsch的话），相反，行为与身份这两个概念必须被视为性话语的效果，而不仅仅只是被它区分开，并且性话语使这一区分发生松动，并将其划清界限，使其彼此独立。” (lim, celluloid comrades, 9, 重点为原文所加)
    9. 关于前现代中国对于同性恋的宽容，可见刘人鹏（liu jen-peng ），丁乃非（ ding naifei）, “reticent poetics, queer politic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 no. 1 (2005): 30-55; fran martin, situating sexualities: queer representations in taiwanese fiction, film and public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3), 32-33; 201-203;233-234; 张在舟，《暧昧的历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10. 关于女同性恋的历史记录很少，可见hinsch,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173-178; tze-lan d. 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ex-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37-95.
    11.carton, “desire and same-sex intimacies in asia”, 309-311.亦可见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robert hans van gulik,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c. till 1644 a.d. (leiden: e.j. brill, 1974).
    12. 关于西方对中国同性恋传统的破坏，可见小明雄《中国同性爱史录》（香港：粉红三角出版社，1984）；周华山，tongzhi: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2000), 42-55. 刘人鹏，丁乃非，“reticent poetics, queer politics,” 30-55; fran martin, situating sexualities.
    13. 在后毛时代的中国大陆，对于前现代时期作为性艺术的性与性欲的学术重构是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脱离过去的毛泽东主义的意识紧密相连的。见judith farquhar, appetites: food and sex in post-socialist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3-284.
    14.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23.
    15. 性科学和性艺术是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术语，用来指称对于性经验的不同理解方式。见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51-73.
    16.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99-126.
    17.wenqing kang, obsessi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 1900-195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howard chiang, “epistemic modern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homosexuality in china,”gender and history, 22, no. 3. (2010).
    19.“鸡奸”是从前现代中国的法典借用来的术语，并没有圣经中所指的意思。见郭晓飞，《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15-20. 关于“流氓”的详细解释，可见michael dutton, streetlife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2-75.
     20. emily honig, “socialist sex: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ited,” modern china 29, no. 2 (2003): 143-175.
    21. 正如伊娃·赛奇维克（eve sedgwick）所说，酷儿表示的是“在所有人的性别或者所有人的性经验都不是统一的（或都不可能是统一的）时候，一切可能、差距、重叠、不和谐与和谐、过失、过度阐释都会发生。”见eve kosofsky sedgwick, tendenc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9.
    22. 李银河和王小波，《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太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刘达临，《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上海：三联书店，1992）；张北川，《同性爱》（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方刚，《同性恋在中国》（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有关潘绥铭和鲁龙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性恋研究，可见二人合著的《中国同性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38-39.
    23. 本文的重点主要是男同性恋身份，华语世界的女同性恋的相关信息可见elisabeth lund engebretsen, “lesbian identity and community projects in beijing: notes from the field on studying and theorising same-sex cultures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permanent archive of sexualities, genders, and rights in asia: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ian queer studies (2005), http://bangkok2005.anu.edu.au/papers/engbretsen.pdf. (accessed june 1, 2010); helen hok-sze leung, undercurrents: queer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hong kong (vancouver: ubc press, 2008); and fran martin, backward glances: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s and the female homoerotic imagina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1997年中国刑法删除了流氓罪，这在中国lgbtq群体看来，标志着同性恋的“非罪化”。法律学者郭晓飞指出，所谓的同性恋“非罪化”只是删除流氓罪后的一个意外收获，其实关于同性恋合法化的问题并不是立法者的意图。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条文中，同性恋从来不属于刑事犯罪，虽然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可能有所出入。关于中国法律中的同性恋问题，可详见郭晓飞的《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周丹，《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关于同性恋的depathologization，第三版中国精神病分类目录规定，只有那些不能和自己的性身份达到“自我和谐”的人才需要心理和医学治疗。关于医学上的憎恶疗法治疗同性恋的例子，可见刘达临，鲁龙光的《中国同性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231-328。
    25. 关于中国当代lgbtq群体的更多讨论，可见包宏伟（bao hongwei），“lgbt issues in china,” in the greenwood encyclopaedia of lgbt issues worldwide, ed. chuck steward (santa barbara, ca: abc clio, 2010): 355-73.
    26. 除了gay、同性恋、同志，在中国当代还有其他类型的同性恋主体，例如，魏伟对于“飘飘”的研究，“飘飘”是中国西南部的城市成都本地的同性恋主体。见魏伟，《“流浪的人”不再流浪：中国当代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与变迁》（‘wandering men’ no longer wander around: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homosexual identities in contemporary chengdu, china），选自《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八），2007年第4期，572-588.
    27. 关于lgbtq语境下“同志”术语的来源，可见song hwee lim, celluloid comrades, 11-12.
    28. 周华山，《同志》，1-9.
    29. 高燕宁，《中国有同性恋吗？同志与男/女同性恋的跨文化比较》，选自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v/aid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 the ten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friends project/ barry & martin prize-giving ceremony, ed. friends project (qingdao: pengyou xiangmuzu, 2009), 197.
    30. 关于台湾同性恋身份的掩藏与现身的策略问题，可见martin, situating sexualities, 187-235.
    31. 我对于同志的身份政治的讨论是受到两种文献资料的启发：首先是关于非西方国家性问题的著作，包括chris berry, “sexual disorientations: homosexual rights, east asian cinemas, and postmodern postnationalism,” in pursuit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culture, ed. xaobing tang and stephen snyer (oulder, cl: westview press, 1996);157-82; chou wah-shan, tongzhi; elisabeth lund engebretsen, “queer ethnograph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reflections on studying sexual globalisation and women's queer activism in beijing,” graduat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5, no. 2 (2008): 88-116; loretta wing wah ho. gay and lesbian subculture in urba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0); travis kong, chinese male homosexualities: memba, tongzhi, and golden boy. (london: routledge, 2010); and lisa rofel,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其次是同性恋研究中有关性行为、同性恋社会性、血缘关系与性关系的那些著作，包括lauren berlant, intim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elizabeth freeman, the wedding complex: forms of belonging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eve kosofsky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32.dennis altman, global se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33.joseph a. massad, desiring arab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60-190.
    34. 关于中国同性恋群体的“素质”问题，可见lisa rofel, desiring china, 85-110; and loretta ho, gay and lesbian subculture in china, 8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