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

让·鲍德里亚

让·鲍德里亚认为：在一个被生产主宰的社会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异有某种相关性。确实，马克思曾经用这些范畴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根据马克思的解释，物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它能满足某些需要的有用性。另一方面，交换价值指的是产品或物品通过市场价格衡定出来的市场价值。马克思把物的交换价值称作物的商品形式。

从重新评价和批判马克思的物品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使用价值”的观点开始，鲍德里亚以基于符号学的生产和物品理论(这一理论强调物品的“符合价值”)发展了其著作的第一个主要阶段。在他的著作的第二阶段，鲍德里亚提出，甚至符号作为传达意义或意味的工具的观点也太简约了；确切地说，索绪尔的造字法与语言的工作方式更为一致，在那里，字词似乎是神秘地、几乎不可思议地通过字母产生的。最后，从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著作开始(首先是《符号的交换与死亡》)，鲍德里亚考察了他所看到的现代社会晚期四处扩散的代码理论的激进后果。代码当然指的就是电脑化和数字化，但它在物理学、生物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中也是根本的，在这些科学领域，它能完整地复制对象或情境；由于这一原因，代码成为现实的迂回，并开辟了鲍德里亚称作“超现实”的著名领域。

尽管鲍德里亚喜欢说自己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但可以确定的是，他1929年出生在兰斯。尽管他的祖父母是农民，但他自己的家庭已过渡到城市生活，并从事公务员的工作。他的生活环境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他曾在公立中等学校努力工作，以补偿生活的不足，鲍德里亚在艰苦的条件下成为家族中第一个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尽管他开始想做一名农艺师，但没有如愿，他曾经希望得到长期的大学教职，也没有成功(他现在已经退休)。私下里，鲍德里亚喜欢称他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实际的割裂状态”。 1966年，鲍德里亚在南特和反结构主义者亨利·列弗菲尔一起完成了社会学的学位论文。后来．他在巴黎高师和罗兰·巴特建立了联系，并于 1969年在《交流》发表了一篇论物品和符号功能的重要论文。鲍德里亚的《物品体系》(1968年)一书回荡着巴特的《时装体系》的声音。

 鲍德里亚早期的论卡尔维诺和其他人的作品发表于萨特的《现代》杂志，同时他还翻译了布莱希特和维斯的作品，这些作品几乎是出其不意地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行了猛烈批判。不过，它们都在十多年之后才被人发现。与列弗菲尔完全不同，鲍德里亚不反对结构主义，反而还从另一方面对它进行研究。这使得他能够运用“符号”、“系统”、“差异”等概念，去阐示结构主义的局限，尤其是针对其对现实与想象的区分。

尽管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持保留态度主要是通过运用资本主义的符号物品概念，但他也深受莫斯的赠礼理论和巴塔耶的消费理论的影响。在后两位思想家看来，人类经济不可能被概括为一个假定的功利基础，通过均衡而使其处于正常状态。相反，像库拉和冬节这样的制度表明，出于名誉动机的浪费是消费原始的、非功利的基础。根据这一观点，政治经济学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是十分有限的。物品也必须理解为是具有象征价值的，这一价值不可概括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赠礼(例如结婚戒指)就是这一性质的物品。赠礼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尽管是以简约的形式；它对于任何把经济看作是一种平衡的简单理论都是一种障碍。

但是，即便有人想要接受使用价值的物品 (有用的、可满足需要的物品)与交换价值的物品之间的区分，仍会出现这两种形式的界线究竟应当划在什么地方这一问题。在讨论这一主题的著作中，如《物品体系》(1968年)、《消费社会》 (1970年)和《符号的政治经济学》 (1972年)，鲍德里亚第一次通过把象征性物品和符号性物品置于物品的范畴而扩展了分析的范围，：他认为，区分四种不同逻辑是必要的：(1)实际运作的逻辑，它与使用价值相对应；(2)等价的逻辑，它与交换价值相对应；(3)矛盾的逻辑，它与象征交换相对应；(4)差异的逻辑，它与符号价值相对应。这些逻辑也可以分别概括为实用逻辑、市场逻辑、赠礼逻辑和地位逻辑。在第一类逻辑中，物品是一种工具；在第二类中，是商品；在第三类中，是象征；在第四类中，是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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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物品的符号学著作中，鲍德里亚跟随着索绪尔和结构主义者，努力证明没有物品能孤立地独立于其他物品而存在。相反，它们的差异性或关系方面对于理解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尽管许多物品有实用的方面，但对于它们而言，本质乃是它们表示地位的能力。在这方面，甚至拒绝也是一种奢侈——例如当“高雅趣味”要求屋子里的物品不应过分杂乱时。在此必须强调的是，物品在消费社会并不简单地只是被消费；它们与其说是为了满足需求，不如说是意味着某——地位，这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物品间的差异性关系。因此，在一个彻底的消费社会，物品成了符号，必然性的王国被抛在了后面——尽管它曾经确实存在过。

因此，鲍德里亚的目的是想质疑需求或实用的观念。他认为，需要只有通过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主体人类学才能得以维持。这常常要采取心理主义(需要作为人类本质的一种功能)或文化主义的形式(需要作为一种社会功能)。一旦考虑到维伯伦(有关奢侈消费)、巴塔耶和莫斯的著作，一旦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中引入等式，不可简约的原发需要控制人类活动这一观点就是一个神话。鲍德里亚指出，主体和客体不是在主体的永恒本质的基础上联结起来的，而是 (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通过社会关系的无意识结构联结起来的。总之，人类不是追求快乐，他们不会追求寒现平等，消费不是同质化，而是通过符号体系的差异化。生活方式和价值 (而不是经济需求)才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鲍德里亚以符号为基础的消费分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它动摇了加尔布雷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在真实与虚假、人造与现实需要之间区分的有效性。鲍德里亚说，必须避免消费主义的批判和以复兴道德主义为代价的单一经济的观点。在阐述这一点时，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的分析结尾提出了一个观点作为他此后所有著作的试金石。这一观点是：在消费话语中，存在着—‘个反话语，即被拔高的话语的丰富性处处都会被消费社会的批判所复制——甚至达到广告常常有意戏仿广告的程度。鲍德里亚说，无所不在的“反”被复原；这就是把马克思托付给另一个刚刚逝去的时代的意思。消费社会也是指控消费的时代。

在早期著作的许多地方，鲍德里亚使用“代码”一词来指涉符号系统。尽管这一术语在那里是作为系统或语言(索绪尔的语言结构)的同义词来使用，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最重要的著作《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 “代码”概念所取的重要作用很难过高估价。这并不是说鲍德里亚(不像艾柯)花费了很多时间去定义代码概念的本质和微妙意义。实际上，他很少以貌似详尽无遗的方式去定义他的核心术语，因为这些术语的意义主要是来自语境，来自鲍德里亚在符号学和其他领域所接受的发展的观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 “代码”的意义是十分简明易懂的：代码是电脑技术的二进制的代码；在生物学中，它指的是DNA的代码，或者在电视和录音带中它是数字代码，在信息技术里它就是代码。代码的时代实际上取代了符号时代。这里没有什么被明确表示出来，而只有通过语境被清楚地暗示出来。鲍德里亚所关注的核心是在代码与复制之间的联系——复制本身就是“源头”。代码意味着所生产的客体(例如生物学中的组织)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副本，在那里，副本就是源头的、自然的客体的副本。相反，现在副本与原作之间的差别是多余的。怎么成为多余的呢?这是··个关键问题。鲍德里亚倾向于整个地说多余；但这与他的另一观念也是一致的，他一贯认为，使社会系统免于崩溃的惟一途径就是采取一种极端的理论立场。然而，许多人指出，代码还没有也不能承担鲍德里亚所描述的霸权使命。无论如何，代码是极端重要的，这一点不允否认。除了上述的例子之外，虚拟现实、全球性交往、通讯、立体全息图像和艺术也属于代码的领域。

在自然客体不再可信的时代里(结构主义是第一个挑战自然客体的可信性的现代运动)，代码已经将模拟提升到社会生活中空前重要的位置。模拟和样本是纯复制的两个范例。由于代码能够使现实——如同生产时代所理解的——变成副产品，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可能性，鲍德里亚称它为“可逆反性”。可逆反性意味着所有的终极存在都将消失；没有什么是外在于系统存在的，系统与可逆反性是同义的。这一点在模拟和拟像物中可最明显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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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模拟，鲍德里亚定义了三种：在文艺复兴的古典时代，仿造居于主导地位的模拟；在工业时代生产的模拟；当代由代码所支配的模拟。对于仿造对象，其与现实或“自然”对象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工业生产中，对象与劳动过程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在模拟时代，重要的不是产品，而是对象的复制。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复制的原则就内在于代码之中。就复制而言，劳动力或者工人显然也是复制的。因此，复制包括了工业主义时代等价的两方面。现在，物的原本不是原本或原始的存在，而是陈述、代码化的信号和数字。既然在复制中原本就是生成的原则，而不是所生成的对象，那完全的可逆反性就是可能的：所生产的最后的“原本”可以完全被复制。真实与它的再现之间的不同被抹去了，拟像的时代到来了。因此，在它的极端形式中，甚至死亡也能合并到系统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可逆反性原则意味着死亡不会实际地发生。

正如福柯的著作力图证实的那样，如果权力不再有一个实质的内容(不再是可占有和可中心化的某物)，中心化的权力建制的持续运作就成了某种权力关系的模拟。总之，说权力有一个内容已成了一个虚假的问题。因而，被普遍化的模拟与所有本质主义的死亡是相伴随的。

从社会学方面说，鲍德里亚注意到，代码时代开始侵入整个社会结构。其症状之一就是二元对立开始坍塌，“一切都成了不可确定的”：时尚中的美和丑，政治上的左与右，传媒中的真与假，物品方面的有用与无用，自然与文化，所有这一切在复制和模拟的时代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由此，鲍德里亚说明了系统如何潜在地是一个冒崩溃的危险的封闭系统。超现实抹除了真实与想象的差异。要回答的问题是：不通过系统得到恢复的政治干涉如何可能。鲍德里亚通过阐发“诱惑”和“宿命的策略”提出了一条道路。在这两种情况中，他指出，必须将客体置于主体之上，由客体所决定的宿命的理论要优先于主体所决定的平凡的、批判的理论。关键是要推向极端，以便对系统的平衡起到反作用。在诱惑人的客体面前的狂喜、着魔、风险和眩晕要优越于平凡的理论的朴素的反思性。平凡的理论总是同语反复：开端总是等于结尾；而宿命的理论(死亡和命运)决没有再现的或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结”。因此，在主体由不可预知的客体——令人着迷的客体所主宰的意义上说，诱惑是宿命的：大众由于缺乏反思性和一致性，对革命的知识总是绝望，他们现在成了被追随的样本。因为他们总是崇尚狂喜和着迷，因而他们赋予客体以优先性；大众因而总是趋于系统可能的极端。在谈到大众与影像的关系时，鲍德里亚写道：“在诱惑一词的字面意义上说，在这种一致性中，存在的正是一种诱惑力，一种变异、歪曲、迷惑和反讽的着迷的力量。存在的是一种一致性的宿命策略。”

鲍德里亚的大量言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为法国的日报《解放》写文章的时候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他明确地声称，1991年的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由于人们谈论的总是过去，争论经常是乏味的——鲍德里亚的观点的出发点与代码的意义和现代社会与科技的发展有关，而他的论辩者常常是从19世纪科学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在那里，源头被认为是真实的、自然的对象。鲍德里亚是想说明符号和物质形式的变化的实际后果，并且这在一个日益受传媒的欺哄和迷惑的世界里是重要的。鲍德里亚的局限性正好可以在现代科学本身的局限中找到。这就是：代码还不是完全的主导；鲍德里亚有力阐述的社会现实的克隆还不是事实。我们仍部分地生活在代码所及的范围之外；这就是斯蒂芬·斯皮伯格的电影《侏罗纪公园》想真正说明的，尽管其主导的原则最后仍完全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