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广义看似一脉相承的创作中,《大批判》就像是一个跳跃的音符,似乎很难将其与他之前的创作联系起来。然而正是这个看起来的不和谐音,让王广义真正进入了大众视野。

王广义
《大批判》系列充满政治寓意和消费符号,它被以“政治波普”的名头简单定义,王广义说这并不全面,但也不觉得委屈。“从传播学意义上讲,它是生效的,”王广义对《中国新闻周刊》坦陈,“虽然这个标签缩小了我的价值,但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让所有人知道了我。”
在他看来,艺术作品需要一个肤浅的切入,变得家喻户晓以后,人们才会去追问价值,而艺术家才有了话语权,也才有机会向人们描述他的作品。“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传播逻辑,别人就会说王广义是谁啊?”他笑着开玩笑。
《大批判——可口可乐》是这个系列里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93年。“文革”时期标志性的工农兵形象被搬上了画布,他们神情激昂严肃,各自伸出一只手共同紧握着一只巨大的钢笔,笔尖的正下方是西方商业符号可口可乐的标志。为了让整幅画面“保持不确定性和中立性”,艺术家在画面中叠加了大量毫无意义的数字。
《大批判》系列的创作方式很简单,与王广义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的《凝固的北方极地》等作品风格大相异趣。它们身上被贴着的“政治波普”的标签,也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形象。黄专认为,这样的解读过于狭隘,而对王广义的“误读”,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说,又反映了对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误读。在黄专看来,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其实有很多超验的东西在里面,而不应当被仅仅简化为政治波普这样的符号。
在王广义自己看来,在这个系列中,宣传画和西方商业社会泛滥的商标被放在一起,并不仅仅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肤浅反映,而是“作为艺术家,以并置的方式,平静地呈现人类两种洗脑的方式”。王广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在那之后,艺术家经历了一圈更为复杂的艺术实验,大型装置、中国经验混杂着西方可以理解的表述方式,但王广义始终没有摆脱曾经被赋予的符号。而现在,他的新作品在位于北京昌平的大工作室完成,画作都非常大,4米×4米,或是4米×8米,这批新作画到了基督之死,也画到了某位伟人的死亡。就像是一个循环,题材又回到了艺术家25年前曾经画过的东西,“或许是对青春时期的回望”。
虽然与《后古典》的题材类似,但不同于之前尽力把细节去掉而力求画面的光滑,此时的王广义更强调画布上的偶然性,他让颜色在画面上肆意流淌,“也许可以理解为年龄的增长吧,更自如了,”他想了想,停顿良久,“或者说骨子里的东方精神很自由地呈现出来。”
王广义不太愿意谈及作品价格和市场,这正是这些年来,媒体采访中问得最多的问题。问及如今的工作状况和三十年前的对比,他思考良久,说“更开朗了”,接着又补充道,“开朗是个中性词,开朗不是快乐,也不是忧郁,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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